较真儿老头张光斗

张光斗简介

张光斗，1912年5月1日生，江苏常熟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4年秋，考取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81年被聘为墨西哥国家工程科学院国外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水利学报》主编，《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等职。

张光斗先生长期从事水利水电建设工作，任黄河委员会、长江委员会、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技术顾问。负责人民胜利渠渠首工程设计。参加官厅水库、三门峡工程、丹江口工程、二滩水电站、隔河岩水电站、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小浪底工程等设计。

2013年6月21日13时4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张光斗先生是著名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高等工程教育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墨西哥国家工程科学院的国外院士。张先生长期从事水资源开发利用、大江大河治理、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科研和教学工作，为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和水利水电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情系山河 辉煌人生：张光斗传》详细论述了张光斗先生的学术成长经历和奋斗一生所取得的重要工作成就。先生一生情系祖国山河，认真踏实、埋头实干。先生学识渊博，基础理论坚实，并且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自1937年开始投身祖国的水利水电建设事业，六十多年来，创造性地解决了大量工程技术问题，丰富了我国开展水利水电建设工作的经验;自1949年开始又在高等教育领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五十多年来，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模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水利水电建设人才。张光斗先生一生所奉行的是“爱国奉献”的人生哲理、“严谨求实”的工程实践、“勤奋进取”的学术研究，这些思想品德既是他能够取得一系列成就的重要基础，也是留给我们晚辈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光斗用他的超级放大镜在电脑前学习。

80岁高龄的张光斗在三峡工程现场。

张光斗正在展示江泽民同志赠给他的新年贺卡。

“如果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

与众多老科学家的爱国情感一样，张先生的爱国热忱和行为，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张先生在美国刚刚获得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已得到在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但“七·七事变”的战火使得他再也无法在美国宁静地读书，正如张先生自己所说的“如果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正是在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驱使下，他毅然决定放弃优越的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1937年11月张先生回到国内，并立即投身到祖国的水电建设事业当中，不顾生活的艰苦，带着新婚的妻子把家从舒适繁华的大上海搬到了偏远的四川穷山沟，先后在龙溪河、瀼渡河上修建了一批小型水电站，为长寿和万县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支援了抗日战争。实现了自己“实业抗日救国”的愿望。

1947年底，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当时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即将回国，由于他在南京长期和张光斗先生一起共事，对先生的工作能力和为人性格十分欣赏，临行前，他多次劝张先生举家一起与他赴美，并答应代办签证、代付路费并安排在美的工作，若张先生同意还可以和他一起合办工程顾问公司。但这一切都被先生婉言谢绝了。张先生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的建设效力，为养育我的老百姓服务。”六十余载的奋斗历程，证实了先生确实是一直在忠诚地履行着自己所承诺的这项神圣的职责。

张光斗先生关注祖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把全部心血都无私地奉献给了这项造福人民的事业，即使是在极端艰难的逆境当中，他的这种奉献精神也丝毫没有改变。常言道“危难之中见真情”，在顺境中做些好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难就难在逆境中，还能坚定不移地为人民做贡献，这就反映出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密云水库，白河主坝保护层发生滑坡，为了抢险加固，工地指挥部的领导急召在外地的张光斗回京。先生不顾年迈体弱星夜兼程，及时赶到密云水库工地。但当时还是“四人帮”猖獗的时代，张先生仍处于受审查、受批判的逆境中，虽然先生是满腔热情、风尘仆仆艰难地从外地赶到水库工地，但清华军宣队负责人迎面送给他的却是冷冰冰的当头一棒，明确地向他宣布：这次加固工程的设计你要负责，但你不准在设计图纸上签字。即使蒙受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先生仍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程加固工作中去。他每天奔波在大坝工地，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对设计图纸一张一张地仔细审查，提出意见后交给“负责人”签字。张先生后来向他的助手追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当时想，我是为人民工作的，不是为哪一个军宣队负责人工作的，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反正我要认真干事情，要对老百姓负责。”这是多么质朴的情感和语言呀!类似的感人事例还有很多。1980年夏季，张先生唯一的、年仅38岁的儿子在京不幸病逝，时值先生正在葛洲坝工地审查设计，当时主持审查会议的陈赓仪副部长怕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对先生的打击太大，在回京的路途中出问题，不得不对他谎称是学校要他立即回京参加重要会议。到家后，先生才得知儿子已经过世，听到此噩耗后，他两眼直瞪瞪一言不发地呆坐在那里，可以想象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来说是何等的悲伤。即使是在这样极端悲痛的日子里，为了对工程设计负责，在儿子追悼会结束后，先生还是花了近两天的时间写出了一份上万言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同志见此“意见书”后深为感动，当即自己动手写信给余秋里副总理和钱正英部长、刘澜波部长，向他们推荐这份意见书，并盛赞张先生的这种对事业负责的精神。这份饱含丧子之痛写成的意见书，字字浸透着先生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事业无私奉献的滴滴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