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水平的能源转型是可行并值得期待的吗？——能源转型可行性的多视角分析

在此前的若干文章中，我们强调了能源转型之于能源、环境与经济系统，乃至人类文明与未来的必要性。 “清洁低碳成为世界不可抵挡的潮流”无疑是个美好的愿望（wishful thinking）。可惜从目前的政策环境与人类行为来看，这还远远不是事实。

足够水平的清洁与低碳，过去没有发生过，未来也不会自动出现。要想实现人类一致的、长时间的、大范围的集体减排行动，我们需要基于目前的政策环境进行大量额外安排，不能单纯指望依靠重大的技术突破来实现。

“可行与否”本质上属于一个主观认识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各种角度、基于各种参数来说明一个方案比另外一个更可行，但总体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属于人的主观认识与判断，无法以充分透明的方式进行讨论。当然，公共讨论的价值往往不在于达成一致，而在于展示和理解差异、差异的程度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在这些大前提下，今天我们就来探讨我们观点中的能源转型基本含义（比如，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80%以上，与IPCC情景的2度目标大体一致）的可行性。以及我们期待的能源转型的社会进化含义。

技术视角的“可行与否”好像是无法讨论的“主观”判断

按理说，能源经济仿真模型是个可以进行透明讨论的基本工具——逻辑一致，代码跟参数设定都可以充分公开。但是，由于参与讨论的人们对于模型的原理与基本功能并不具有共同知识，因此目前模型在社会层面仍旧被视为“黑箱”。而很多模型的模拟工作，由于其方法论的局限，也更多的是以“科学+艺术”的面目出现[2]，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模型使用者（modeller）的主观判断。

同样的模型，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看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技术专家更关注可行与否、是否可以承受，并进行主观判断；经济学家则是目标导向的，可以承受与否永远在一个连续的区间上，问题是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目标意味着什么样的约束与变化？对经济学家而言，技术上的可行性，特别是物理约束（比如最大规模）似乎都不存在绝对障碍，关键是边际的成本是多大。

过去的10年间，社会各界对能源转型目标的认知差别在不断缩小，比如“减煤是一个长期趋势”已经日益成为共识[1]。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大家其实是在讨论这一过程（需要以及可能）多快。如果从技术角度看，这种连续性的问题往往很难用“非真即伪”的二值逻辑来展开讨论。当现实中互动的变量个数超过四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就会大大上升，超过一般定性讨论的能力。此时对于大众而言，可行性讨论就又会变得像一个基于黑箱的主观判断。

比如，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极大地降低了天然气与石油的价格，那么想要回答这一结果对于缓解气候问题是利是弊的问题，起码正因素就包括：（1）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2）天然气提供给电力系统运行的更好灵活性利于可再生能源的消纳。但是负因素也不少：1. 价格下跌带来的需求反弹；2. 天然气传输过程中的泄漏；3. 天然气发电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替代。这种问题的复杂性是很高的。

为什么可行？因为总体经济成本不大是共识

静态的一般均衡的经济学会直接引出“能源转型不是免费午餐”的结论。这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从总体上来看，可再生能源仍旧比化石能源昂贵，这也就意味着宏观上能源投入比重的增加，产出下降，从而导致GDP与福利的损失。当然，不是免费午餐不等于不需要做。人们决策的依据往往是效益是否大于成本，而不是成本是否为零或者为负。

同时，能源转型成本是可以承担（GDP几个百分点）的，甚至其成本为负的研究结论也并不鲜见。在十几年前，“能源转型与经济增长已经手拉手前进（hand-by-hand）”的论断就已经出现[3]——那时风电的成本至少是现在的1.5到2倍，光伏成本至少是现在的3到5倍。现在，在风电光伏，以及储能成本继续快速下降的背景下，这方面的前景预期将会更加乐观。

然而，“能源转型的总体经济成本不大”这一共识为何没有转化为有效与足够的减排行动？仅用经济学视角来分析其原因似乎是不够的。转型会明显地创造出新赢家与新输家，会打破很多的旧有利益格局与习惯势力。转型可能意味着生产范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都是非经济成本的存在，更不要说广泛存在的国家间、行业间的“囚徒困境”问题。

为什么可行？因为拥抱能源转型的群体越来越多

从经济理论上看，能源转型的政策工具非常简单，就是一个足够高水平、对应于碳排放的边际损害的碳定价。但事实上，世界各处存在的碳定价水平，往往大大低于这一水平。这根源于政治因素与政客的短视，已经进入了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

在政客的决策之外，我们必须看到，拥抱能源转型的社会群体正在日益增加。虽然从目前来看，这些群体往往是小于国家体系的群体，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独角兽互联网企业，以及个别亿万富翁。其行动也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较碎片化的。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群体的壮大。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以环境与社会价值为目标[4]的社区电力集合商（CCAs）。由于可再生能源发展也会带来土地价值的提升，因此广大的土地所有者也无疑会是能源转型的坚定支持者。

从社会转型理论视角来看，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社会制度、经济活动和政治机制，都能够实质性地改变社会—生态关系。实现这一社会变化的“临界点（tipping-point）”，包括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关闭燃煤发电厂以及抛弃规模化农业等政策[5]。如果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改变了（比如宁愿花5毛购买消费光伏，而不是3毛的煤电），那么能源转型就无疑将成为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了。

能源转型也是社会转型，甚至进化

能源系统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跟其他产业、经济甚至社会系统广泛联系的。如果能源系统成功转型为以小型的、波动性可再生能源为主，那么相应的社会创新、规范甚至文化的重新构建也都是可能的。

比如，过去我国的能源行业的很多思维方式往往是典型的“战场指挥官式”的规划思维、能源主要矛盾论、重点论等。这些反开放统一市场，代替市场主体决策的思维方式，除了计划经济的影响之外，也跟过去能源行业主体数量相对有限有关。电力部时代，“肉都在一个锅里[1]”，抓住了总部，就抓住了一切。在三大石油时代，抓住了这三大主体，石油行业也基本搞定了。

但这种“指挥”方式很难招架成千上万的市场主体。在缺乏普适性解决方案的前提下，这种政策模式将连基本的含义都需要确切界定了。打个比方：一个学生面临着语文跟数学的严重结构性偏科，她可以暗下决心，一定要更多投入时间，把数学搞上去。但是一个校长不能把“一定要投入更多时间到数学”作为一个普适政策，因为不同人对“更多是多少”的理解是不同的，其偏科的程度也是差别很大的。这种政策本身的清晰性与明确性都是有问题的。

从社会共识来说，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煤电才能保证能源安全”、“电力必须由国家来管控”等言论也会失去生存的土壤。当我们处于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是发电方、电力可以实时交易、能够通过实时调节波动性能源来保证供电稳定的社会时，管理形态、社会形态甚至社会文化都可能会相应改变。这也同时是能源转型的超越环境经济层面的意义。我非常期待这一社会层面的进化：更加地自我组织、优化与决策。

[1] 请见对倪维斗院士2018年的专访：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html/2018-01/29/content_1833925.htm。

[2] 与Thomas Ruthford 教授的谈话，2017年5月。

[3] http://www.oecd.org/env/cc/44287948.pdf。

[4] https://energyathaas.wordpress.com/2016/02/08/is-community-choice-electric-suppy-a-solution-or-a-problem/

[5] Otto, Ilona M., Roger Cremades, Jonathan F. Donges, Avit K. Bhowmik, Franziska Allerberger, Mark S. McCaffrey, Wolfgang Lucht, Sarah Cornell, Johan Rockstörm, and 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 "Social tipping elements instrumental for decarbonization by 2050." In EGU General Assembly Conference Abstracts, vol. 20, p. 18634. 2018.

[6] https://www.amazon.de/Lessons-21st-Century-Yuval-Harari/dp/1787330877

[7] http://www.sohu.com/a/274537969_825427

[1] 严格的讲，这句话是有逻辑问题的。电力消费者显然不在这个“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