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热之惑

     国际上核电发展似已降温，中国宣布发展核电实际上扮演了“填空者”角色，大订单背后绝非仅需考虑技术问题。 

    10月的第一周刚过，中国国庆的气息还没有完全退去，有法国“核电女王”之称的安妮洛韦容（Anne Lauvergeon）出现在北京。 

    作为随同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的企业家之一，这位法国核能集团阿雷瓦公司（AREVA）总裁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搞掂”价值80亿美元的中国核电招标项目。希拉克则担纲游说中国政府高层。  

    世界上几乎所有核电设备的制造强国，都已投入争食中国核电“蛋糕”的激烈竞争当中。  

    今年9月1日，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华祝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预计2020年前，中国将新建27个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核电总规模将达到3600万千瓦；核电在中国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6%提升到4%。这相当于从2004年起，中国至少每年要批准两个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亦即每年兴建一座等同大亚湾级别的核电站。  

    美国人很快作出了反应。9月13日，西屋（Westinghouse）公司正式发布消息称：其AP1000核电站的标准设计已获得美国核能管制委员会的批准，从而为在国际上推销110万千瓦核电站设计铺平了道路。在世界核电工业发展放缓了20多年的背景下，美国此次颁发“核执照”，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核电市场。  

    根据国际上已经完成的核电机组平均造价衡量，通常，每千瓦装机容量造价约为1500美元；如此计算，27台机组的投资总额，将超过千亿元人民币。  

    一方独热  

    放眼全球核电业布局，便不难理解各国对中国核电站订单的狂热。  

    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截至今年7月，国内已拥有11台核电机组；正在运行和在建的装机容量共有870万千瓦，其中进入商业运营的有9台机组，包括浙江秦山核电基地、广东大亚湾核电基地、广东岭澳核电基地。  

    自世界上第一座商用核电站——美国希平港核电站1957年建成以来，全球已建成约440座核电站，占据了电力供应量中近16%的份额。美国目前的电力有30%由核电提供，德国、日本的核电比例都在30%以上；法国由于缺煤少油，比重更高达85%。  

    也就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核电大国已经攀过了核电发展的高峰。随着电力供需逐渐平衡，加上核电投资费用较高、建设和使用周期较长，各国发展核电的脚步纷纷放缓。此外，另一个不容回避的焦点是——有关安全性问题的质疑贯穿于核电发展的历程。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及核泄露事件，33人死于非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则难以计算。美国三哩岛核电站1979年也曾发生类似事故，由于有防护墙防范，才没有导致放射性物质对外泄露。  

    另外，在西欧多数国家，由于反核运动组织的大力呼吁，近期将不会兴建新的核电站。核电权威期刊美国《核新闻》则透露，目前美国运行中的103座核电站正在普遍谋求“延寿”措施，力求将其使用年限从40年延长到60年；而新建核电站将被推延到20年之后，目前潜心研制预计在2030年投入使用的第四代核电站。  

    一些发达国家压缩核电计划的背后还有其他复杂原因。在政治上，主张环保的绿党反对发展核电声势日渐增强，其成员在法、德等国家已经入阁；经济上，西方主要工业国核电市场已趋于饱和，法国、美国等均认为没有必要在今后10年为新的核电站投资。  

    国际大环境似已降温，而中国新近宣布发展核电，实际上扮演了“填空者”的角色，一跃成为未来10年全球最大的新增核电市场。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布利克斯甚至认为，中国核电发展的形势对世界核电工业是个巨大的鼓舞。  

    “救急”还是“救穷”？  

    核电安全问题全球关注，中国当然无法回避。  

    对此，中国核学会2003年8月的一份报告曾专门分析认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原因，是反应堆设计的安全性能不符合国际通用标准，但该技术后来已被禁止使用。目前的核电站技术足以抵御各种外部攻击。《核新闻》杂志在“911事件”后亦有文章分析，美国电力研究所（EPRI）研究了民用客机撞击核电站反应堆安全壳时的情景。结果表明，核电站被民用客机撞毁的可能性甚微。  

    中国还在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安全机构，专门进行核能建设的监督审查，涉及厂址选择、保护屏障建设、设备安装、燃料使用等诸多环节。  

    但一些专家对于核电的发展仍存在疑问。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陆建华向《财经》指出，目前国际上对核电的技术安全性是比较有把握的，但中国并非直接拥有核心技术，大部分要依靠进口。这不仅会大大增加资金投入，也需要在签订合作协议的时候多加审视，充分考虑核电站运行期间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同时，从立项到投入使用的全过程中都要严格监控。“对于所有与核电相关的部门，这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时下还有一种普遍说法，即发展核电是“为了解决连绵两年的‘电荒’”，但并不为业内专家广泛赞同。有分析指出，发展核电的规划更多地与调整国内电源结构问题联系在一起。核电建设周期一般为70个月，火电只有30多个月。据国家电网公司预测，中国的“电荒”将在2006年出现缓解；现在上马核电，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电荒’只是一种催化剂，对上马核电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教授顾忠茂说，“核电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产业，而不是某个特定阶段的救急措施。中国的电力来源结构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发展核电可能是一个调整的好方法。”  

    目前中国的电源结构中，火电占76%，水电为22.4%，核电仅1.6%。“电荒”暴露了煤炭能源过度开采、运力难以负荷、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相形之下，核电因清洁环保、可开发空间大等优点，势必为国内有关各方推上前台。 

    广东省便是一例。广东“十一五”电源规划材料显示，在2006-2010年间，共需新增省内外电源2253万千瓦，近五年间通过“西电东送”及开发本省火电，仅能解决1015万千瓦，尚余约50％的缺口。而煤气油基本属于外来能源，煤炭面临运输瓶颈，石油和天然气则价格很高，发展核电便成了解决用电困难的“理想途径”之一。  

    除广东以及江苏，迄今山东、湖北、湖南、福建、四川、重庆等都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建设核电厂的申请报告。但据悉，在“十一五核电规划”中，重庆和四川已暂时出局。  

    “这主要是从电源结构布局的角度来考虑的。”顾忠茂介绍，渝、川水力资源丰富，可开发潜力很大。“周期长、启动资金高的核电并不是他们的最好选择。”  

    根据“十一五核电规划”，中国的核电将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但资源不足，用电紧缺，较适宜发展核电。另外，取之不尽的海水正可为冷却核反应堆提供充足的水源。根据规划，到2020年，广东省的核电发电量比例将达到20%以上。  

    代际之争  

    发展核电目标一旦确立，人们的目光更多地聚集在将采用哪一种核反应堆技术上，巨大的商业利润则隐身其后。  

    核电站的主要类型有重水堆、压水堆和沸水堆，其中压水堆和沸水堆又统称轻水堆；重水堆主要使用重氢核的水加压后发电，轻水堆则使用普通的水。中国现有核电站中只有一座重水堆反应堆，即2003年10月建成投产的秦山三期。“十一五核电规划”中，已将未来核电制造的标准锁定在压水堆。  

    目前轻水压水堆技术约占全球核电总装机容量的63％，技术相对成熟，造价和发电成本亦最低。  

    同一类型的压水堆核电站，各国的建造技术也有不同。在中国，大亚湾核电站采用的是俄罗斯技术，浙江秦山和三门使用的是法国技术。今年9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悉尼第19届世界能源大会上发言时说，中国公开招标的核电站项目中可能包括四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都将采取压水堆技术。  

    接之而来，业界争论得最激烈的是新建核电站应采取第几代压水堆核电技术——“二代”？“二代加”？抑或“三代”？在核反应堆方面，“代”主要以安全指数来划分，第三代的安全性高于第二代，但成本也更高。目前中国轻水压水堆技术处在二代加，接近第三代；但能够自主设计建造的核电站最大出力仅为65万千瓦。国际上先进一些的一般都达百万千瓦级。  

    核电专家称，中国第二代技术的国产化率较高，安全性也可满足要求，成本能够控制在每千瓦1500美元之内。因此，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广东核电集团为代表的企业，倾向于采用比较成熟的第二代核反应堆技术，并希望在未来三四年新的核电机组建成后，核电的国产化程度能从50%提高到70%以上。  

    但综合目前各方观点，中国决定向国际招标的四台机组采用第三代技术的可能性更大。近来来华的几家外国公司争相推销的，也都是第三代核反应堆技术。“中国在基本掌握了第二代核电站技术后，需要迈上一个新的技术台阶，这时第三代便成为首选。”中国核学会专家顾忠茂说。  

    目前，第三代核电技术只有美国、法国掌握。美国西屋核能公司也已掌握了第三代核电站技术AP1000，但尚未进入实践领域验证。法国法码通（Framatome）公司正在芬兰牵头建设第一座第三代核电站（欧洲压水堆EPR），美国则正在联合其他核电技术先进的国家，进行第四代核电站的研究论证。  

    政治因素举足轻重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不久前已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将联合广东核电集团，于今年底展开四台新的核能发电机组项目招标。招标由国务院核电发展办公室负责，副总理曾培炎亲自挂帅。  

    中核集团对此提出了具体的“4＋4”建议，即在浙江省建四台核电机组，在广东省建四台核电机组。在老厂址建四台，分别是浙江省的秦山二期三号、四号核电机组和广东省的岭东一号、二号核电机组，在新厂址上建四台核电机组，分别是浙江省三门的一号、二号机组和广东阳江的一号、二号机组。其中，以中方为主建设四台核电机组，从国外引进四台核电机组。  

    法国阿雷瓦公司的子公司——法码通公司、美国的西屋公司以及俄国、日本、德国等多家核电巨头均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如果按照每千瓦1500美元造价计算，一个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就需要100多亿元人民币。按照平均国产化率60％估算，国外核电企业将从核电设备技术提供中直接分得1200亿元左右。  

    法国在争夺中国核电市场的竞标企业中占有先机。从1982年起，中法就开始了核能方面的合作，先后签署了八个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议定书。更重要的是，法国主要向中国转让技术而非仅出售设备。这更符合中国“核电技术自主化”的目标。最近，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已经协议向岭澳二期核电站提供全套常规岛设备，赢得了法国企业新一轮通向中国核电的第一单。  

    近20年间，美国也不可小觑。1998年，克林顿政府同意在个案审核的基础上，向中国转让核反应堆、核燃料和其他核电设施。今年美国副总统切尼访华时，一直努力介绍西屋公司的核电技术。对此，今年4月的一期《纽约时报》评论说，如果能获此大单，将有助于缓解对中国113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然而，核电站这样的“大生意”，绝非仅考虑技术，价格、政治等因素都举足轻重。一座核电站从建设、运行到最后关闭将持续五六十年时间。订单最终落入谁家，同样关乎中国的长远战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