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和晋商 山西浴火重生

 　一种资源庞大得足以支撑一个省的经营，可偏偏这种资源又是枯竭性和全球紧缺的，矛盾中的山西在思考中抉择着，是放弃、还是调整、还是整合？ 煤农二元经济结构的简单发展模式使山西一步步走向衰落，成为“满面尘灰烟火色”的区域形象，地域的边缘化也使山西为寻找历史地位坐标不断求索，但当一种资源成为一个区域的经济结构时，山西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命题：它以何种方式持续发展，为后人留下福庇？ 矛盾即发展，山西一次次地拷问自己：如何重生。 审视历史，山西一次次地骄傲又一次次地失落。

    公元495年，魏孝文帝放弃平城迁都洛阳。历史对山西第一次抛弃！ 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依靠山西养精蓄锐，起兵太原建都长安。山西又一次被历史抛弃。 新中国建立以来，山西给全国输送着优质的煤炭，也奠定了现在的发展矛盾格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重心的南移，使包括山西在内的省份被远远抛在后面；当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时，一直自认为是“西”部的山西却不在开发之列。不东不西的尴尬境地，使山西上下纷纷抱怨被“抛弃”。

    时至今日，山西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令人唏嘘。虽然地处中国中部，但几乎没有一条重要的交通干线经过山西；由于没有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大市场，经济文化对周边的辐射效应几乎为零；工业原本在全国占一席之地的机械、纺织、钢铁工业已元气大伤；曾经让山西骄傲的煤炭资源，随着它的掠夺式开采和特殊时期的体制及政策等因素，已经不能支撑它的未来发展。而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连年排在倒数几位，使山西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贫穷、落后的代表。

    山西被飞速前进的经济快车再一次“抛弃”。

    “走西口”曾经为山西积聚了足以傲视世界的财富，如今北京、上海、深圳又成了山西人淘金的首选之地。环境的破坏让很多人把孩子送出山西，甚至国外。 山西同时正在被山西人抛弃。

    历史已经简单地成为历史。山西，要放在未来的格局中发展。现在，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在为山西寻找新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而“新晋商”品牌的打造可以视作山西联结内外、鼓舞上下，为山西寻求新的发展路径的突破口。 山西，期待涅槃重生！

山西黑色品牌

 

　　尽管新时代的晋商抱着“发展山西”的宏愿从四面八方赶来，但他们不得不面对山西的现实。

　　数据说，山西省90%的农民的生活都多少和煤炭发生着联系。煤，就是山西品牌，山西赖以为生的品牌。

　　在各地已深感吃够了产业结构矛盾苦头的时候，山西的煤炭资源掩盖了这一矛盾。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山西各种矛盾已无法再掩盖并暴露无遗，一度成为“山西现象”，引发了全国关注。或许正因此，“新晋商联合大会”才激发了新晋商们改变山西的激情。

　　当汾河的水缓缓流入芳草萋萋的太原市汾河公园时，山西一列列装满煤炭的列车也正呼啸着东去南下。

　　而这样一个以“煤”为形象的地方却是落后的代表。城镇居民收入长期滞后，人均GDP连年是全国倒数。

　　因为煤，山西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太原曾被列入全球污染城市之最，有钱人都纷纷迁离山西。

　　山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山西，正面对自己家园的流失。

　　山西每任领导都试图改变现状，渴望突围。但发现，除离开了煤炭，山西就缺少了立足的支点。

　　“第一”的悲哀

　　2004年，山西的经济发展呈现一派喜人局面。年度统计报告显示，该年度山西全省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完成3042亿元，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533.5亿元，增幅创全国第一。这一年煤炭的发展在根本程度上再次提升了山西整体经济水平的大幅前进。

　　这是一件让山西人备感欣喜却又无比忧虑的事情。

　　或许这些数字是其他省份努力追求的目标，但这些数字却令山西不安。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煤炭、电力、冶炼、化工等高污染高耗能的行业为山西GDP增长的贡献率创记录地达到68%，这几乎又是上世纪80年代经济增速的故技重演。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山西的产业结构看来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采掘资源的速度更快罢了。

　　2004年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重工业增加值为1144.7亿元，而轻工业仅为98.2亿元。

　　产业结构调整的急迫，被近年来风起云涌的煤炭市场再次掩盖。

　　如果我们稍做追溯就不难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煤炭带给山西似乎更多的是困顿。资料统计，“九五”期间晋煤外调量累计达10.8亿吨，占同期全国省际煤炭外调总量的80%左右，其中：煤炭出口1.04亿吨，出口量占全国的70%以上。如此庞大的数额却并没有给山西带来经济上的根本改观，从1978年到1998年的21年中，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平均两年落后一位。更为突出的是，这里的城镇居民收入长期滞后，1980年排位第23，1998年排到第29，1999年、2000年则连续两年居全国倒数第一。

　　或许是市场给山西人开的一个玩笑，从2000年开始，山西极力想摆脱的能源依托模式再一次被“复辟”。这一年，一蹶不振的国内煤炭市场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转机，山西也由此迎来了它的第二个春天。而这一次，煤炭经济带给山西的发展是如此干脆和华丽，让山西对于这场盛宴的享受开始变得似乎毫无顾忌。山西某官员不无痛心地说，煤炭的高热让山西刚有起色的轻工业再次一败涂地。而高新产业更是在去年的全国31个省(区)出口排名中位列倒数第三。另一方面，却是2003年山西煤炭建设投了46.58亿。产业的单一投入带给山西的是更多值得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在最近的一次全国各省区农村贫困人口情况调查表中，山西省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排全国的第五位；山西省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全国排名第七位。中科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山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在全国倒数第五。

　　这些都不是一个“煤”所能解决的。但它却受累于煤炭，也是继续挖煤付出的发展代价。

　　有人预测，近几年煤炭仍将在我国的能源生产、消费结构中占到较大比重。从种种迹象来看，山西煤炭仍将是风光无限的，但是在这种照人的光彩背后无疑将会衍生出更多的忧患。

　　两个品牌：煤和晋商

　　上个世纪初，山西的一些教学启蒙教材中，将山西的煤炭和票号列为山西的强势资源。

　　票号作为特殊时期的特定产物随着社会的变革而消逝，没有人能挽回它的辉煌。新的时代选择了煤。山西的煤与当年的票号一样辉煌，拥有令人仰望的储量，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所有时间里，煤成了山西的代名词。而晋商只是在民间和文化研究者的口中或笔下风流播撒。

　　因此，建国后，山西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依赖著名的煤田而立。但产业结构的单一使它最大的敌人也是煤炭，因为煤田总有衰竭的时候。

　　当山西依靠煤而生时，就注定了它随着煤的价值变化而起伏。

　　晋商虽然随着时代已经没落，但他没有为山西留下遗患，而煤不仅使山西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也使山西千疮百孔。

　　直到今天，煤炭仍然是山西省的经济命脉。作为山西最大的支柱产业，煤炭工业的起伏与山西经济基本上呈现同向波动态势。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总量的比重，最低年为27%，最高年为36%。再加上与煤紧密相关的煤炭转化和高耗能工业，煤在山西经济中的分量显而易见。但是，单一的煤农二元经济结构不可能支撑一个省份的持续发展，煤枯衰的命运最终将不可避免。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莲莲说，20多年来，山西依托煤炭资源优势，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山西成为全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

　　然而，随着山西能源生产规模逐步提升，区域经济实力在全国的位次却逐年下降，此结果出人意料。

　　于是，从1990年代起，关于山西的发展方向问题，就一直存在争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向前推进，山西从来没有转型的勇气和动力。

　　有学者说，如果没有煤炭，山西可以活得更好。告别天生的资本，山西或许会有更多的活法，就像其他没有资源的省份依然可以成为经济重心一样，毕竟晋商的辉煌告诉世人，山西人从不缺少经济的基因。

　　一位北京的经济学家对山西深入调研后畅言：“如果规定山西100年不采煤，山西定会成为第二个浙江。”

　　但这个假设从来就没有成立过。因煤而生是山西的幸运，但是，“因煤而逝”难道注定就是山西的宿命？因为总有一天，煤炭的资源将会耗尽。那曾经荣耀的城市，留下来的将是一群不知如何转业的技工和被庞大的矿业社会榨取一百多年而几近荒废的土地。

　　“煤形象”的矛盾

　　山西为什么出不了现代晋商？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以前没有煤，现在有了煤。”

　　当地的普遍观点是，就目前情况而言，作为上天赋于山西的资源，煤炭仍将承担起山西生命支点的作用。

　　毕竟除了这个，山西可以依赖的资本寥寥无几。

　　这种矛盾的心理始终存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直截了当地说：“山西人太依赖煤了！无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盲目的挖煤而不注重生态环境的补偿，都是得不偿失，终究会吃亏。”

　　1996年，山西有关方面曾经做过一次乐观的估算，按照该年度原煤总产量3.49亿吨，动用消耗资源14亿吨测算，目前已探明的2000米以内的储量至少可以服务150年以上，但是到2003年，对于这个服务年限的测算已经缩短到70年。不幸的是还有更为严峻的现实，现在，轩岗煤矿已经枯竭，大同的侏罗纪优质煤也只够开采15年左右，而阳泉地煤的可开采量也仅能维持30 ——40年。

　　同时，随着开采力度的加大，环境与生态资本将更加有限，不仅现有的环境污染无法在近期内消除，按现有的污染排放情况，每年又将造成90多亿元的新的环境损失。与此同时，全省的煤炭资源正在遭受日益严重的浪费与破坏。有关部门的统计，这个省每年因采煤损失的煤层气折合1508万吨标准煤，因非机焦生产浪费的主焦煤近900万吨，损失的水资源达4.1亿立方米，而共生、伴生资源20亿吨也被不同程度浪费，因回采率低造成的煤炭资源损失量每年也都有几亿吨。“吃家底”对于山西的未来来说显得是如此致命。

　　因此，有文章指出：煤炭对于山西而言，就是一种“毒品”，吸起来可以暂解经济之痛，长期吸食却会导致肌体衰竭和死亡。

　　据有关资料表明，山西因挖煤、炼焦、发电造成的环境损耗，保守估计每年达56.71亿元，20年环境损耗价值总量为1134.2亿元。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莲莲说，山西已经成为中国生态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省份之一，也是世界级的能源消耗污染区。

　　然而，却很少有人在意这些。即使山西境内的河流已全部被污染；即使在挖了几十年煤之后，山西众多采煤区的人们发现，他们正在失去居住的家园。数据说，目前全省煤炭行业累计塌陷、破坏和煤矸石压占土地已达6.67万公倾，而且正以每年塌陷、破坏土地5000公倾的速度递增，其中40%为耕地。

　　煤给了山西一个大饭碗，但煤毁了山西的对外整体形象和价值。

　　这同样也是山西的宿命。但要放弃煤炭改变宿命却更是山西难以承受之重。山西省农村调查队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数据说该省90%的农民的生活都多少和煤炭发生着联系。

　　所有的问题和成绩都与煤炭有关。虽然有些人因之富裕有些人因之贫穷，但难以更改的是，如果没有煤炭，他们甚至连立足的本钱都没有。

　　现在，山西不是要为错过的改革开放机会付出代价，而是要对错过的产业结构调整机会承受更为惨烈的剧痛。

　　煤之“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的经济发展定位一直是明确的，那就是以发展煤炭及重化工业、建设能源基地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定位。这个定位代表了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体制下给山西确定的经济发展位置和功能，山西的煤炭成为中国工业的粮食。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山西的这个位置不容变动，“全国发展一盘棋”，山西是个“象”，要保住“国民经济”那个“帅”，“象”只能走“田”。但是，市场经济改变了原有的游戏规则，“帅”可以过“河”了，可是“象”却还在“田”里走。

　　正是历史的定位使山西在几十年里稳居中国经济发展一盘棋中的固定交椅，从中得到了大量的实惠。但是现在时代变了。

　　而在这个变化中，山西人更喜欢把现实状况归结为政策因素。

　　因为逐年在重工业上的加大投入，使山西在中部6省中的地位最为特殊，自然条件和产业结构与另外5省有很大差距，其自然条件近似于西北。但是，当初国家没有把山西纳入到西部大开发的省份中，而山西又不属于东部，故有所谓“不东不西，不是东西”之说。

　　沿海开放没有它，西部大开发没有它，东北振兴没有它。而中部崛起，人们体会得更多的却是武汉、河南等地，地域的边缘化使山西极度悲观，在中部崛起的讨论中，惟有山西没有参与能成为“龙头”的争论。相反山西曾一度把自己列入“京——津——塘”范畴。但不管山西面对何种区域，政策优势逐渐平衡的今天，山西不得不面对自身的发展战略方向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政府就开始要求各地调整产业结构时，山西依然在挖煤，“煤产业”依然不断加大投入。而这两年随着能源紧张，又要重新抬高煤炭地位，山西又开始继续狠挖。

　　“山西的教训是过去片面要煤，我们是吃了苦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反思说，“对于科学发展观，以前人们的认识是不足的，认为矿业城市靠资源吃饭，天经地义，所以矿业城市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即使山西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大力开展的产业结构调整，其作用也并未显现出来，传统产业增长方式粗放，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产业的初级化、单一化、分散化、低效化的问题依然突出。

　　著名策划人王志纲曾说，“贫瘠的土地、脆弱的自然，古老的山西如今承受着经济落后与环境失衡的双重压力！山西是一个能源消耗大省，在全国上下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山西依然在走一条‘高耗能低产出’的前工业化道路。”

山西煤现象背后

 　从北京到太原只有500公里的距离，坐飞机只要50分钟，走高速公路乘大巴的话也就6个小时。然而，独特的地理优势并没有使太原发展壮大，反而成了资本的逃亡之道。因为煤，山西显得很奇怪：山西的资源成了其落后的“根”。

    资本“外流”与大举入晋

　　山西历来就不缺乏富豪，改革开放后的山西同样如此。工业社会对资源的巨大需求造就了山西的富人阶层，他们绝大多数是煤矿或是焦化厂的老板。据统计，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几家山西民营企业，大多是做煤炭行业出身。

　　人们对于山西这几年内因经营煤炭而诞生的富豪往往用两个词来形容：一夜暴富和不计其数。山西许多极其简陋的产煤县城里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高档轿车，这些地方农民依靠经营小煤窑迅速聚拢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当他们通过挖煤迅速致富以后却将脚步跳离了山西。山西大批煤炭富翁纷纷进京置业的举动为社会各界关注，也成了山西一块无法释怀的心病，有消息称，山西人一年因煤炭富豪外迁而导致的资金外流至少在100亿以上。

　　这让山西的各级政府备感凄凉。

　　中国商业史学会一位专家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山西资本的流失，使山西经济结构成为一种衰竭性经济结构，因为山西再生产过程中损耗与补偿极不对称。山西付出极大代价挣下来的一大笔资金，又通过富豪外地消费的形式大量流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山西本土资本大量外逃的同时，山西煤炭的丰富储量也吸引来了大批外地投资者。然而他们的出现却让山西方面显得忧心忡忡。

　　温州煤商的集团性山西掘金现象同样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有资料统计，到目前为止，山西境内有400余座中小煤矿(包括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已经由温州煤团承包，约占山西中小煤矿总量的60%，他们的投资额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所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这相当于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20。

　　1/5的煤炭由外省人来操控，这是一件让山西无法接受的事情。对此，山西社科院某研究员说，这是山西人的悲哀，说明山西企业竞争力弱，山西企业家竞争意识差，小富即安。现在应该警醒，积极参与竞争，公平竞争，而不是关起门来发展。

　　原生资源缺陷

　　由于山西借以维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是能源原料，所以山西与外省市、地区的商品交换形成不平等的事实。

　　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曾算过这样一笔账：一吨原煤，价格150元，一吨洗精煤则高达600元，变成焦炭和化工产品，产值就要达到2000元以上。山西，目前拿的是产业链条第一环节上的150元，后面长长的附加值都进了别人的腰包。

　　太钢不锈是我国第一位生产不锈钢的大企业，生产的不锈钢材料每天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并向世界出口。但是，组成这个物流的逆向是，广东、浙江的不锈钢产品每天也在源源不断地流入山西。用山西的原料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卖给山西人，连从山西运出原料的运费都从山西人的口袋里重新掏回去。

　　从上到下几十年来给山西的定义都是“能源基地”，这造成了山西优势资源的缺陷。因为这种定位的潜台词是，全省所有的项目投资都向能源倾斜，其他的甚至可以忽略。由于煤炭工业的单一发展，给山西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隐患，特别是造成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

　　这在山西人眼里被视为一种牺牲：在满足了国家的需求后，山西发现自己所有的产业都和煤紧密相关，甚至说山西省就是煤炭的配套项目也不为过。因为自身经济结构的畸形，山西长期低价输出能源产品，又只能高价买进消费品(轻纺工业消费品60%以上需要从外省调入)，使山西蒙受了严重的双向价值流失。

　　数据统计，仅1980到1988年9年间流失金额就达654亿元，年均流失72亿元以上。而能源基地20年损耗价值仅考虑经济损耗、环境损耗两项，年均损耗价值量为156.9225亿元，损耗总价值量为3138.45亿元，相当于1949——2000年山西预算内财政收入总合1371.069亿元的2.29倍。

　　畸形的价值取向

　　回头看山西20多年所走过的路，人们感到山西也在行进中，从最早承包租赁，到兼并、重组、破产，从抓大放小，到股份制改造，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但让很多人不可思议的是，山西做来做去，经济怎么是这样一个结果呢？

　　对此，太原市经贸委的一位负责人精辟地说：“我们仅停留在表面上，地面上洒水，风过地皮干。”

　　原山西省财经委主任李镇西，在卸任之后“盘点人生”时说，“我担任部门领导工作20年，自认为能做到革故鼎新，但大都是无功而返。我敢说，山西每一届省领导都想干出一番事业。改革是一场革命，对谁来说都是痛苦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些领导在巨大的挑战面前，未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去面对，而是采取回避的态度。”

　　因而，山西每届政府主导的改革工程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悲壮的色彩：这不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因为没人能够承担失败的代价；但这又是一次没有前景的试探，因为煤炭对于山西无异于血液之于人体。

　　对于山西经济的落后，山西人也认帐。落后的“病因”中，“官本位”的文化，成为山西一些专家学者首先痛斥的话题。

　　在财政理论领域有所见长的山西省著名学者申长平说：“山西是一个封建意识浓厚的地方。所有人都把做官作为第一追求，其个人的价值取向就是当官”。

　　“有钱都投在煤、焦、铁等见效快、产出多的短期项目上，特别是煤矿，因为煤矿最挣钱。”省政府的一位官员这样表示。同时，由于煤矿，山西官员找到了政绩的突破口。

　　或许正因此，“煤”的主线把官的业绩、暴富的矿场老板、无限制的污染连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在中国资源、污染、落后都显著的省份的统一体。

新晋商打破经济困局

  　当百度CEO李彦宏跨步踏上“新晋商联合大会成立盛典暨新晋商国际论坛”演讲台时，“晋商”创造的显赫历史似乎在此划上一道清晰的界限。

　　李彦宏身后的大字“新晋商”像是新一代山西商人的形象标志，映照着他和坐在他面前来自各地的1047个山西显赫商人。他们不缅怀过去，他们要开创新的晋商品牌从而支撑山西经济,在现在和将来的发展中取得突破。

　　“晋商，已成为历史。” 刚当选为新晋商联合会副会长的李彦宏说，“在现代条件下，明清时代的晋商文化固然要继承和发扬，但代表当代尖端科技的硅谷文化更需要新晋商去学习。”

　　与他一样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是“新晋商”大会的主旨，而山西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调出席并主持，也反映出他们希望“新晋商”概念成为山西经济发展和转变发展思路的一个突围方式。

　　新晋商重任

　　一个区域的发展，最终的支撑点是人，而新晋商的衰落无疑也是山西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因此曾经辉煌的

　　晋商如何再现历史风采成为山西上下关注的焦点。而新晋商的发展涉及山西经济发展战略的方方面面，也涉及自身的发展观念问题。

　　“今天，新晋商落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观念滞后。”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在与晋商代表座谈时直言。

　　“山西人有勤奋、节俭的传统，但是现在大多数山西人在环境的影响下，安于现状。而美国人则在现代企业影响下，想着如何依靠股票、依靠期权来改变生活。”李彦宏说，“新晋商联合会的组成正好给了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让新晋商们逐步去做一些事情，树立起自己的品牌。”

　　作为组织者之一的《新晋商》杂志总经理席啸也认为，晋商是一个品牌，不管过去如何辉煌，现在已经沉默了，而发起成立这个组织，就是区别“晋商”这个历史名词，形成一个新的形象。

　　其实，早在“新晋商联合大会”成立之前，山西在“晋商”这个词上下工夫的就大有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个

　　词对大部分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就连守着大院生、听着票号故事长大的山西人，也并未意识到“晋商”能赋予自己家乡怎样特殊的内涵。在贯穿整个90年代的10年里，为了改变外界对山西人封闭的印象，山西省政府专门成立课题组研究山西商人走向世界各地的历史足迹，以彰显晋商的开放思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晋商”这个词开始逐渐在历史的片段中从民间走向有组织的开发挖掘，各种机构纷纷以“晋商”为名开始关注新时期晋商的发展，各种媒体也开始纷纷开出专版、专栏介绍推广晋商。

　　正当山西从上到下研究“晋商”的历史时，粤商、浙商、潮洲商、鲁商正携带着特有的商帮气质席卷全国。而山西在此时奉献出“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的口号，也改变了包括山西人在内的中国人对晋商的认识。

　　“晋商”开始成为一个在中国商业历史上创造过极盛局面的名词，这是那场研究风潮的贡献。然而，此时的晋商挖掘更多是从历史意义上复原老晋商的辉煌，除了推动旅游的发展外，并没有为山西商人带来实际的发展思路。

　　新的晋商依然蹒跚前行。

　　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落后，让“新晋商”迫不及待地推出一个传播理念：新一代的山西商人要寻求复兴之路。

　　没人否认商帮文化或许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个区域经济模式迅速转型的华人社会中，成功的商帮保持了“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进一步提升。

　　正因此，晋商内部始终在讨论——历史对于现在的山西，究竟还有什么借鉴意义？

　　这种讨论并非没有益处，至少它可以帮助曾经辉煌的晋商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线以及商帮文化。但现在他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迅速寻找下一个突破口以取代目前自己正在失去的这个优势。

　　“一提到晋商，人们想到的是历史上的东西。”李彦宏说。其话语背后是，新的晋商形象并没有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并没有找到新的商业突破支撑点。晋商的名声靠票号支撑，而“新晋商”为我们贡献的是什么？

　　“说山西商人有诚信，但全世界的商人都在喊诚信。”席啸说：“山西商人有票号，但现在有制度更先进的银行。所以新晋商要走出去，只有靠创新。”

　　新晋商们在会上发表的《新晋商宣言》表示，将传承晋商“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之精神，实现晋商的复兴与超越。

　　但新的突破方式在哪里？

　　无疑，作为一个商帮，新晋商的整体崛起还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与此同时，激情四溢的新晋商也开始担负起发展山西经济的重任，抱团打天下成为新晋商们的共同愿望。

　　从民间到政府的大战略

　　历史意义上的晋商曾带给山西人无尽的光荣，如何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重新整理、借鉴和有选择地吸纳晋商群落形成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商业经营上的某些理念的梳理和重构，是新晋商和专家学者，甚至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新晋商联合会”成立当天，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就在会上表示，山西首先要做好“打扫门庭”、“开好菜单”两件事，然后“要把想投资的朋友全请来”。其中“打扫门庭”是指整治和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开好菜单”是指做到各个领域的全面开放。于幼军的言外之意显然是山西要打造“新晋商”品牌形象，将之上升为一个省的发展战略之一。

　　一个鲜明的印证就是，“新晋商联合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却牵动了山西省几乎所有高层领导的目光，两天的大会全由几位副省长主持，其规格之高应是山西近几年推广晋商品牌的颠峰之作，其用意不言而喻，反映出山西对“新晋商”思想解放的迫切。

　　第二天的“新晋商国际论坛”上几乎所有的发言人都认为，“新晋商落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观念滞后。”

　　观念落后，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官本位”。现在的山西人在总结山西商人的显著特色时，恐怕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官商。这种与权力的微妙结合是老晋商衰落的一个原因，也是新晋商们发展方向的一个制约因素。

　　来自山西省工商联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制约山西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瓶颈主要是环境和观念问题：政策约束和所有制歧视；融资不畅、人才匮乏、信息不灵；执法不规范、税费负担重；服务不到位，缺乏有效的宏观指导和微观服务；小富即安，小进则满。

　　由此看来，新晋商的发展不仅制约于文化的创新，还在于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制约。所以新晋商的突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人发展组团品牌，而是一个省的经济发展谋略体现，新晋商的发展也成为山西经济环境形象的一个指标。

　　而于幼军的认识是，要发展山西经济，政府就要提供全程保姆式的服务，破除“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如今的“新晋商”，就其个体和整体规模来讲，都与传统意义上的晋商不可同日而语。

　　“新晋商”的主要代表除了位居中国钢铁行业前20名，山西最大民企和中国最大民营钢铁企业——海鑫集团的李兆会外，能具有号召力的几乎都是带有“晋籍商人”的名号：百度总裁李彦宏，深圳赛格集团董事长孙玉麟、天津顺驰集团董事长孙宏斌、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峰等。

　　山西本土出的新一代晋商廖若晨星。

　　所以，“新晋商”的突破依然是政策大于文化的作用，新晋商突围依然需要面对体制及政策的改变，而不是某个组织的成立所能解决的。

　　于幼军在大会上说，山西要发展，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整治和优化山西的投资发展环境，特别要在政府诚信、政府依法规范行政、政府行政效率、服务企业工作以及整顿市场秩序方面加大力度。

　　而这些改变后的新形象、新策略需要敏锐的新晋商体会。

　　与当初创办《新晋商》杂志一样，席啸也正是看到了矛盾性的存在才将刊名定为“新晋商”。“我们组织发起这次‘新晋商联合成立大会’与我们当初创办杂志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给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这个‘新晋商’品牌成立的基础上，不仅《新晋商》杂志的品牌成立，而且对山西经济发展也有了贡献。”

　　而于幼军的想法是新晋商在今后要多些诸如山西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对外发展、扩大对外交流方面形成了哪些新的战略考虑，推出什么新政策，有什么重大的举措，山西有什么发展机会、好的投资项目等方面的交流，并使之能够及时地让各地知道，包括分布在海外的山西人都知道。

　　无可否认，各方都希望“新晋商”取得突破。

　　而“新晋商联合大会”的成立也给出了一个信息：晋商要塑造新的形象，山西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试探走向新的高度。

　　抱团打天下的梦想

　　一个商帮的出现源于一个区域文化的融合，一个区域文化不可能否认地域的血缘乡情。正因此，才有了“新晋商”能成为山西经济发展的一个最佳形象传播品牌的可能性。

　　在“新晋商联合大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山西发展贡献自己的想法，最具代表性的是德意志银行董事、中国区业务主管翟隽。从自身的业务范围出发，他认为，“山西应成立一家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名字就叫晋商银行，充分吸收与山西有地缘关系的企业资金参与，加强管理，引进外资，带动山西经济发展。另外，建立发展煤炭产业基金，为三大煤炭集团提供重组资金，为能源产业出力。”

　　这其中包含的思想就是让新晋商通过组团发展山西经济，透出浓浓的晋商地域血缘特色。

　　而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峰的话也许最能代表“新晋商”品牌文化的理想。

　　“晋商的本质是文化，这是晋商辉煌的本质。现代晋商应该以晋商文化的商道，在新世纪树立晋商的新形象，用文化的力量重塑人心，用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造就一批新一代的晋商。”

　　无人否认晋商文化的存在。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经数百年来时代变迁，晋商从没有改变过宗亲力量对经济模式的干涉，其中或有消极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宗亲存在的关系，他们变得更加团结”。

　　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

　　李彦宏在演讲时就说：“百度的上市，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中国公司的上市，而是一件让所有中国人长脸的事，更是让山西人骄傲的事！”

　　与李彦宏一样，陈峰在讲述海航的成长时，一股浓浓的晋商情结也贯穿其中，“晋商为什么能取得300多年的辉煌？那就是：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利义发生矛盾时，取义不取利。”“以义制利是晋商的根本精神所在。虽然晋商置身于财富之上，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事业。我们今天的晋商要弘扬的就是这种精神，将修身养德放在第一位的商人才是大商人。”

　　因此，海航的企业文化带着浓厚的晋商特色。海航的干部都必须看纪录片——《晋商》。

　　但要重塑晋商精神，不是一味地体味他的辉煌，历史文化的宣传毕竟不是决定物质投入思维的话语权。晋商文化如何由务虚转入务实，进而融入晋文化之中，是“新晋商”传播理念的核心。因为山西经济结构是一种衰竭性经济结构，晋商文化的继承、企业家与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与先进文化、品牌策略与企业营销文化、晋商精神的弘扬及新晋商雄风的重振等等均需实证的方法求证，此外别无他法。

　　“抱团”只是一种理想，“新晋商”也只是一个平台，让他承载太多并不是现实，投资软硬环境的变化才是“新晋商”品牌传播的根基。因此，新晋商的发展是放在山西经济发展方略之下的。

　　“现在的主要资源不是煤和钢，而是人们的头脑。山西的企业家们确实面临着眼光的再次更新，面临着再次塑造现代企业模型。”大会的一位山西企业家认为。

　　“新晋商”品牌

　　“资源，总会有枯竭的一天。”李彦宏说，“目前我国正进入后WTO时代，这是一个市场面扩大、外资大量进入资本市场、尊重知识产权的时代。有见识的山西企业不应局限于简单地利用资源优势，而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数字化时代的优势，进军知识经济领域。”

　　所有的新晋商都将发展放在了山西经济发展的蓝图中去考虑。

　　虽然“百度”在演讲中处处突现出对晋商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但所有人都知道，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响下，晋商文化已经不能单纯使用而是要经过批判发展才能适用现在的环境。

　　山西人普遍认为，山西好多时候没有赶上发展机遇。最近一百年来，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在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山西既不是东也不是西，在政策导向重要的年代，任何一个区域的兴起跟当时的政策导向是有绝对关系的。因为政策往往体现出改革创新的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山西的重要任务就是把煤挖出来。山西人说：“山西如果每天少出几车皮煤，就会有人要跳墙了。”

　　现在山西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难道真要等煤炭枯竭使山西的城市成为一座座“废都”？

　　以往晋商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煤炭及其相关短线投资产业上，对于无害产业认识不够，也许这次新晋商观提出，是山西改革经济关注点的一次难得契机。然而，新晋商所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权衡短线但见效快的资源性发展还是适应时代的长远发展方略的问题，还需面对一个小范围的崛起模式的影响，大家都在挖煤赚钱的氛围下，如何让人相信新经济的影响，如何走上正常的商业赢利模式。

　　从另一方面来说，相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晋商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主观上丢掉了“传家宝”，即在商业和经营上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

　　真正意义的晋商辉煌并不是其财富的多寡，而在于其经营上所体现出的永无止境的创造性。晋商因创造出许多商业奇迹而著称于世，这种“奇迹”的产生是由山西商人靠奋斗和不断地总结、思考以至改良、改造而创造出来的。而当代山西商人的无所创新应该是山西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晋商”品牌，倡导和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尤为重要。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山西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软肋。

　　晋商即联合，即开放、即竞争、即创新，晋商是在不断的商战中长大的。没有了竞争、没有了创新、没有了商战，晋商不可能复兴；没有了策略、没有了智慧、没有了联合，晋商断不能成功。

　　晋商最好的品质就是诚信、重义、敬业、谨慎、有群体精神。但过去言传身教贯穿儒家传统的商场文化，现在可以说荡然无存了。

　　而让“商人”真正成为商人似乎更是山西急需解决的问题。

　　大会发起人之一的席啸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媒体，首先是讲公益性，第二才是经济效益，用媒体的公益性来推动媒体的发展，之所以叫新晋商，就是想用地缘文化来做这个事情。”

　　“晋商研究在山西比较红火，也是渴望从研究中得到慰藉的同时，找到一条复兴之路。”席啸说。新晋商联合大会成立更象中部崛起政策下的山西宣言，与会的官员、企业家和经济学者都提出了自身的思路，更是一种新形式下的山西发展探讨。

　　所以，山西发展的历史课题，决不仅仅是“新晋商突围”一个问题。

　　同时，新晋商何时真正崛起？让我们知道答案的，惟有时间。

　　相关链接

　　晋商海内外最富

　　“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在历史上，山西有着无比辉煌。山西人凭借他们的勤劳智慧，让山西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而晋商则更是山西人的骄傲。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

　　山西第一家票号叫“日昇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刚开始时，“日昇昌”的异地拨兑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

　　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取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

　　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蔚丰厚”、“日新中”等票号纷纷成立，并广设分支机构，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8家，并逐渐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其严谨及科学性，至今令金融学者亦惊叹不已。

　　票号使晋商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也都对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赞赏有加。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他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晋商家族文化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在晋商大族中，一般都重视家规家风。如祁县乔氏，在中堂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在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乔氏无一纳妾者。对待仆人，乔氏也有独到之处。乔氏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注意尊重佣人的人格。乔氏在中堂用的女仆只有老妈子(已婚妇女)，不用小丫环(未婚少女)。给仆人的工资较优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发送到各佣人家中。对年老在家中服务多年的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津贴，维持其生活。佣人偶有小的过失，也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

　　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如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他们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但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后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

　　为家族买官留爵提高社会地位是晋商的另一特点，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平遥日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