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煤改：市场的诞生

 
　　2006年，中国的G DP连续第四年增长超过10％。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图谱中，煤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中国能源消耗中占据70％的份额，被称为“工业的血液”。新的一年里，煤炭第一大省山西，仍在继续着关闭小煤矿、限制产能的艰苦努力；曾经排名第二大省的山东，10万人需要迁离，为村庄下的煤炭让路；而在需求量日益见涨的湖北，则为建立中国第一个省级煤炭储备而进行艰难的资源整合。这些变化，不仅关乎煤的供给与需求，更关乎各地的发展战略，所有这些，都在重塑中国经济版图。

　　在湖北省建立省级储备煤场的努力背后，一个初具雏形的“市场”正在悄悄诞生———无论是对于正在步入市场体系的煤炭产业，还是在为发展寻求保障的湖北省来说，“市场”或许是比“储备”更加有力的保障。

　　应对紧急情况

　　2007年1月25日，湖北省经委副主任肖大鑫在新闻通气会上向媒体表示，湖北省已启动煤电油运综合应急预案，以缓解全省供电的持续紧张。

　　早在1月初，负责协调全省电力供应的经委电力处已经在紧急情况汇报中反映：由于全省统调火电站电煤库存严重不足，少数大型火电站面临随时停机的状态，如果出现缺煤停机，“全省大面积限电将难以避免”。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湖北省计委能源处的李科长向记者表示，由于长江、汉江等流域出现了自1860年以来的最低水位，水电发电量锐减，仅靠火电全力支撑，原本按计划可以满足需求的电煤供应也立刻陷入紧张状态。

　　“水电缺水、火电缺煤”的情况对于湖北省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早在2004年，全省就因为电煤短缺而在5个月内拉闸限电1.2万次，对全省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省政府对于此次电煤预警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和省长亲自协调，一方面申请国家电网支持，不惜代价外购电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发改委和铁道部配合下，组织电煤抢运。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协调后，湖北省电煤库存从1月底的90余万吨上升到2月底的130余万吨，初步缓解了因电煤紧张而可能发生的限电危机。

　　“其实从整体来看，湖北省的煤炭供应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紧张。”不久前刚完成湖北省煤炭供应保障战略研究的龚益鸣向记者表示。作为湖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所主持的这项研究将成为湖北省“十一五”规划中有关煤炭保障机制的重要依据。

　　在龚益鸣看来，湖北省近年来所频频遭遇的“煤炭危机”，一方面来自于省内工业经济结构对煤炭过于依赖的历史现实；另一方面则是煤炭供应体系从“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用湖北省常务副省长周坚卫的话说，抓湖北的工业经济，首先要懂“煤”。因为相对其他省份而言，煤炭在湖北的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

　　作为一个“缺油少煤”，80％以上的能源需要从外省购入的内陆省份，湖北省却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建立起了以重化冶金为主的产业结构。到2003年，湖北省重工业占全省经济比重高达68.6％，比同期轻工业比重高出37.2个百分点。

　　重化工业对能源的需求和本省资源缺乏的现实，使得湖北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患上了“能源饥渴症”。而在对能源的需求中，煤炭的消费量又占了近70％。

　　湖北省副省长任世茂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湖北省过去五年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能源资源性产业的带动，同时也指出在这一增长模式下，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据任世茂预测，随着钢材、建材等高能耗行业的快速发展拉动电力需求，用能紧张将成为该省工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资源依赖型”的产业结构由于有着国家计划的保障，尚能正常运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价格杠杆作用的日益明显，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开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999至2003年，湖北省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连续五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因煤炭价格高于资源省一项，全省工业企业就增加了成本近100亿元。

　　即使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湖北省的煤炭供应保障仍然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随着国家电力“厂网分离”的改革，原来由省经委统一协调的全省电煤采购机制随之解体，占火电发电成本50％以上的电煤采购被分离后的五大电力集团各自收回。

　　而自2004年开始，由于电力集团与煤炭企业在价格问题上争议不断，所属电厂的电煤库存也因此常常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理论上已经不再介入电力生产管理的省政府为了保障全省的电力供应，却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扮演起了电煤供应的“后勤部长”一职。

　　从某种意义而言，2004年的“电荒”，除了水电不足的自然因素外，转型后的电煤调运机制协调不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湖北省政府自2004年中便开始了寻找建立煤炭供应长效机制的对策。

　　艰难的尝试

　　“对于湖北省而言，产业结构的转变是能源保障的治本之策。”龚益鸣向记者表示，作为一个资源缺乏的内陆省份，湖北省的产业结构应该向轻型制造业转向，对于现有的重化工企业，则要在节能工艺上“做文章”。

　　但作为一个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工业大省，产业结构的改变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对于已经投入生产多年的许多大型企业而言，节能工艺改造所需的巨大投资也需要稳定的利润回报来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煤炭供应的长效机制自然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为了建立这一机制，政府与企业开始了多方艰难的尝试。

　　尝试之一是鼓励重点企业和耗煤大户参股、控股煤矿的开发与生产，如武钢注资6亿元成为河南平煤集团第二大股东，鄂电投资山西晋城无烟煤集团及煤炭运销企业，均有效保障了企业用煤的供应。

　　在这一成功模式的示范效应下，湖北省2005年成立了省属的煤炭投资公司，试图通过政府协调组织的方式，促进企业投资办矿的规模效应。

　　但在全国性的煤炭供应紧缺背景下，这一投资办矿的模式同样有着其自身的局限：一方面在众多投资者的激烈竞争下，投资办矿所获得的煤炭价格并不一定比市场采购划算；另一方面由于煤矿资源有限，现有的煤矿已几乎被各省“挖煤团”瓜分殆尽，投资潜力有限。

　　与此同时，湖北省还尝试了与周边地区通过煤电互供的方式建立“互保机制”。2005年初，湖北省与重庆市签订了《煤电合作框架协议》，以政府定价的方式由奉节地区向湖北省火电企业供应煤炭，同时湖北将发电量的一部分返输重庆。但协议实施不久后，由于双方煤电企业在煤炭价格上无法达成共识，“煤电互保”机制亦陷入僵局。

　　在多方尝试均遇到阻力的情况下，建立省级煤炭储备中心成为政府“煤炭战略”的新重点：在新的湖北省煤炭资源保障战略研究中提出，湖北省将重点建设襄樊余家湖港、宜昌枝城港和汉阳煤场等三个大型储备煤场。并预计至2010年，余家湖港供煤总量达1000万吨以上，枝城港则建成年吞吐量1500万吨的大型煤炭配送中心，汉阳煤场扩建后的配送量则为250万吨。

　　“其实这三个地区过去就是政府管理的配送中心，只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无法发挥资源配置功能而已。”主持制订这一规划的龚益鸣向记者解释道，由于过去煤炭供应量及运力指标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三大煤场只是按照政府指令，负责煤炭的储存和转运。

　　到了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后，由于煤炭在一段时期内供过于求，加上储备费用较高，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了由煤矿直接供煤的采购方式，配送中心的规模也慢慢萎缩。

　　而在龚益鸣的心目中，未来的三大煤场不仅是恢复储运功能这么简单，更要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

　　“像现在大量鄂西北的煤要运到武汉，发完电后再返输回去，造成了煤电运输的双重浪费。”龚益鸣表示，随着襄樊煤场的规模扩大，未来襄樊将成为湖北省最大的火电基地，既解决了“煤电倒流”的浪费，又为三峡水电提供了相应的调峰配套，同时保护了武汉地区的环境生态。

　　正因为如此，龚益鸣认为未来的储备中心一定要由政府主导，“就像政府采购一样，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但龚益鸣同时承认，这一政府主导的储备模式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矛盾与困难。“过去是1000家（煤炭运销）企业赚钱，现在变成一家（储备中心）赚钱，如果不能有效约束政府部门自身的利益需求，就可能变成某些政府部门新的抓钱手段。”

　　与这种“利益部门化”的危险相比，另一个现实的可能则是用煤企业的市场化选择，“煤价低的时候都不买你的，到了紧缺时就一哄而上抢指标，最后还得由政府埋单。”

　　龚益鸣表示，由于战略研究侧重于供需分析，因此对于经营和管理模式并未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而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储备机制，微观的经验与宏观的分析同样重要。

　　在这方面，作为规划中三大煤场之一的汉阳煤场，却用自身的市场实践验证了一句老话：那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煤港蜕变

　　“要按历史来说，我们煤港还曾经是最早的国家级储备中心呢。”在位于长江三桥附近的“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办公室，副总经理邓世茂如数家珍般地向记者说起了这所煤港的“前世今生”。

　　在1960年代作为战略煤场建设起来的抬船路港埠（现平鄂煤港），不仅名列国家的战略物资目录，而且每年承担着国家储备煤炭的计划。“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