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全会最强信号

　　目前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有很深的寓意
　　统筹城乡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这是该文件释放出来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此外，对于农村具体的改革措施,比如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还有农村金融制度，这将是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
　　记者：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我们注意到政府已经将目标定到2020年，可见这将是在很长时间农村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那么在您看来，公报中有哪些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
　　于建嵘：统筹城乡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这是该文件释放出来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此外，对于农村具体的改革措施，比如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以及相应的土地流转制度，还有农村金融制度，这将是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还有一个更具体的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
　　如果从历史角度而言，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100元出头，比1934年翻了近30倍。单纯从数量上而言，我们的绝对贫困已经降低很多，这是一大进步。但今年8月份公布的数据，城乡居民收入比例达到3.33:1，显然，目前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有很深的寓意的。
　　记者：如何理解“充分发挥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于建嵘：我们三十年改革的基本线路是从农村再到农村，三十年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尊重常识，尊重农民意愿，本质上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三十年过去了，农民目前面对的市场环境已经不一样，在任何国家，分散的小农在市场中面对和资本的竞争时，他都是处于弱势地位。而传统的乡村组织已经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被消灭殆尽，而当前的村民组织又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弱势地位历经三十年无根本改变，因此，发展能够代表自身利益，能够独立主张农民诉求的组织，我觉得在长远来看应该是趋势。
　　记者：尽管目前城乡发展仍不平衡，但经济上的滴漏效应以及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公共设施投入的增加，农村的面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那么，如何判断农村的现状，尤其是现阶段农村的主要矛盾呢？
　　于建嵘：我们需要总结三十年的改革农民得到了什么，还没有得到什么,就可以归纳出当前农村急需解决的问题。农民首先得到的是经营自主权，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几千年来没有解决过的吃饭问题迎刃而解，都是由于经营自主权的获得。但同时，在经济放活的同时，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几千万的失地农民，这已经发展成一个社会问题，这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农民基本自由的流动权，他们可以到城市务工,这对提高农民收入的贡献显而易见,但是农民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仍在农村，在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变动的前提下，他们还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方面，村民自治组织的建立，以及农村民主的发展，农民获得社区自治权，但目前仍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利益主题。此外，2006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提高，但是目前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仍然是向农村倾斜的，因此这也是以后解决的重点。
　　党国英：有人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土地承包第一年、或者前几年有效果，后来单单依靠土地承包农民收入没有增长，农村经济没有发展,我想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的确我们靠搞承包解决了一个温饱的问题，因为一家人种几亩地吃饭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户农民只种七八亩地，假定纯收入不高，但是解决不了富裕和小康问题，这就需要有农村改革配套。
　　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对农民基本财产权利的尊重
　　我想关键的一点，就是如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的，以农民为主体。土地流转的权利对农民而言，它是个基本的权利，有利于农民基本权益的保护，因为它确定了基本的财产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