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力局长到单晶硅王

“要赚就赚外国人的钱”，即便身处全球经济危机冲击巨大的光伏产业关口，全国人大代表、晋身富豪榜的晶龙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靳保芳依然保有上世纪50年代生人的那股韧劲。

　　文/本刊记者 冯昭

　　站在晶龙集团高科技产业园区，你会有些茫然：这里是冀中平原的腹地，既没有机场也不通铁路，甚至没有矿产资源，却在十年之间，崛起了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单晶硅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硅片加工中心和河北省第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这一切，都与一个叫靳保芳的企业家有关。

　　如今，在靳保芳的家乡，他的创业传奇已被当地百姓耳熟能详，诸多或褒或贬的争论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他曾是雷厉风行的电力局长，因为裁汰冗员而遭人忌恨，家门口被投放炸弹；现在则是赚外汇的实业投资家，旗下公司生产的太阳能单晶硅产品，悉数销往美国、日本、德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2008年销售收入达118亿元，上缴税款5.77亿元，占全县税收的半壁江山。

　　而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则为这个中国光伏产业领军人物之一笼罩上了一层“财富领袖”的光环。

　　要做就做别人“干不了的”

　　从河北省石家庄市出发，沿308国道向东南行驶约60公里，就到了晶龙集团总部和靳保芳的家乡，河北宁晋。上世纪50年代，靳保芳就出生在该县南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里。

　　1974年，靳保芳从河北邢台财贸学校毕业后回到老家，辗转进入宁晋县农机局，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和农机供应公司经理，在农机公司曾创下了日销售农机200多台的全国纪录，颇有些“拼命三郎”的味道。上世纪90年代初，靳保芳被任命为宁晋县电力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正是在这个岗位上，在加大主业投入的同时，他开始积极发展“三产”，谋划自主创业。

　　“选准一个好项目，创业就成功了一半。”靳保芳深谙此道，但是创业之路并不顺利——起初他尝试做鞋，因为定位低，加上市场、技术等因素，鞋厂很快就垮了；靳保芳又学邻近的沙河电力局办再生玻璃厂，结果又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靳保芳痛下决心，要想赚钱，一定要做别人“干不了的”。

　　事实上，靳保芳的视野早已跳出电力行业，向国内甚至国际的大市场寻找商机。经过无数次的调研、探索、分析、筛选，他逐渐意识到，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信息产业主要原料的单晶硅应用前景将极为广阔。于是，靳保芳果断地把创业的目光瞄准了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太阳能单晶硅生产项目。

　　1995年，靳保芳从一位老乡那里得知，河北工业大学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单晶硅研制已有多项成果问世，其中两项获国家专利，一项获国家发明奖，产品可用于二极管、集成电路和太阳能发电。靳保芳如获至宝，立即奔赴天津，向开发这项技术的负责人、河北工业大学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副所长任丙彦提出合作意向。

　　但是，任丙彦一听就拒绝了，理由很充分，也很简单：宁晋一没资源，二没人才，凭什么搞高科技？“第一次接触就碰了壁。仔细想想也难怪，人家不了解我们，猛然提出合作，的确是不现实。但我有信心争取到这个项目。第一次不行，那就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充分的准备之后，我又找到任教授，向他分析了宁晋县电力局上这个项目的优势：用电有保障，资金有保障，还谈到了我们的企业信誉、企业实力，以及宁晋的投资环境，充分表达了我们上单晶硅项目的信心、决心和诚意。”

　　终于，任丙彦教授为他的执著和诚意所感动，带人到宁晋县电力局实地考察，结果发现：宁晋县电力局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电力局为所属企业创造了非常好的投资环境；生产单晶硅所需的巨大电能有保证。于是，双方很快签约立项，把三项专利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宁晋，双方合作建立了产、学、研基地。

　　1996年，晶龙集团的前身宁晋县晶隆半导体厂投产，当年实现利税100万元。更为重要的是，公司以此确立了以“产、学、研”相结合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定位，将技术研发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晶龙模式是通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摸索出来的，毕竟太阳能单晶硅在国内是一个新兴行业，也没有太多发展模式可供借鉴。”靳保芳告诉本刊记者，仅2008年，晶龙集团技术创新评选的获奖技术就有158项。

　　要赚就赚外国人的钱

　　野心勃勃的靳保芳显然不会满足于这个自己一手培养的单晶硅企业作为电力局第三产业的身份。在随后的改革中，他采取职工入股、与国外企业合资等方法，在短短8年内就发展成世界最大的单晶硅生产基地。

　　1997年，全球最大的单晶硅硅片供应商松宫半导体株式会社创始人松宫律夫先后到宁晋考察了5次，最终决定与宁晋电力局合资，成立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其中日方占55%的股份。通过合资，公司将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棒全部出口到日本，深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英国等海外市场。

　　“宁晋松宫是集团唯一一家外资控股的公司，但这次合资体现了靳总的高明之处。”晶龙集团顾问温如昌告诉本刊记者，“松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供片商，咱们拉晶之后，他们切片，产品销售不成问题。当时，晶隆半导体厂只有8台设备，靳总只拿出了其中的4台与松宫合资。这样，我们不仅得到了市场，另一半没有合资的设备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

　　与松宫的合作，使宁晋单晶硅打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另一部分资产通过与中国香港、美国、澳大利亚等太阳能企业合资，把产业链做到了终端。

　　《投资家》：晶龙集团主要面向哪些市场？

　　靳保芳：我们的市场全部都在海外，主要是美国、德国、日本、西班牙。晶龙创办之初我就说过，“赚中国人的钱不算英雄好汉，要赚就赚外国人的钱”，当时很多人认为我是在说疯话，认为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投资家》：在十多年的发展中，你认为使晶龙集团崛起的关键性契机是什么？

　　靳保芳：如果说晶龙是在哪一年、哪一天崛起的，我认为不能这样说。但是晶龙在宁晋的崛起，倒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这就是“国退民进”的大背景和政府的支持。如果政府不支持晶龙的改制的话，恐怕依然会发展不起来。我认为这是晶龙能够崛起的根源。

　　《投资家》：通过不断合资、合作，晶龙走上了快速扩张之路，在经营上，这种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是否会对集团的有效整合带来瓶颈？

　　靳保芳：是合资，不是并购，晶龙从来没有并购过其他光伏企业。合资公司是根据企业的发展状况不断成立的。与日本松宫合资的时候，晶龙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也仅仅拿出来一半机器与他们合资。后来，随着晶龙在行业里的地位逐渐确立，变成了晶龙选择合作伙伴，晶龙现在需要的是战略投资者。

　　之所以选择合资，是因为并购的代价太大了：如果它的资产，或者实力稍微好一点儿的话，它就不可能让你并购，而只有在没有太大价值的时候，它才希望被一个强势公司收购。所以，与其收购一个公司，还不如直接创建一个新公司，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兼并或者收购哪一家公司，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当然，其他行业我不清楚。

　　经历苦难更知道感恩

　　通过职工入股、主辅分离、“国退民进”等方式，靳保芳对晶龙集团进行改制，使其最终成为一家民营企业；而他本人的身份，也由电力局长转变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尽管如此，他身上仍有太多“公仆”的影子。在交谈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忠诚、奉献这样的字眼，对他稍有了解的人就会感觉到，这样的感情其实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靳保芳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社会最底层度过的。父亲去世那年，靳保芳还不到三岁。上世纪60年代，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吃不饱肚子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母亲为了使他长大成人有出息，节衣缩食供他上学。为了给他凑够每月的生活费，母亲白天干农活挣工分，晚上还要纺线织布，用织下的粗布换成钱。

　　即便如此，家里的条件依然不能保证靳保芳完成学业。“依靠国家的助学金，才使他顺利读完了中学，所以他后来也是怀着一种报恩的心情来做企业的。”温如昌告诉本刊记者。

　　上世纪80年代，他正在农机公司当经理，忙于拓宽市场，他母亲身体不适也没对他说，以为是胃里不舒服，过几天就会过去，也没有去医院检查，等到真的吃不下饭了，去医院一查才发现是胃癌晚期。从确诊到去世，仅仅30多天，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却没有能够尽孝，这是他终身的一个遗憾。

　　《投资家》：看得出你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而幼年丧父这种童年的不幸，对你的性格、为人处世和世界观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

　　靳保芳：“幼年丧父”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这对以后影响很大。人都说“三岁看老”，那时候太艰苦了，但给自己的性格、意志奠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如果你生在干部家庭，或者条件非常好的家庭，可能就会是另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苦难是一笔财富。

　　《投资家》：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

　　靳保芳：我好像很少哭吧。金融风暴对企业影响这么大，我还在鼓励大家迎接挑战。但每次站在老母亲坟上，当我跪在那里的时候，都是我最动情的时候。因为我一生没有对不起的人，感觉就是愧对老母亲了。以前老母亲经常教导我，说忠孝不能两全，你为国家做事情，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也就满意了。

　　《投资家》：如何调和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是每个人都感到焦虑的。你目前的事业是否与你的人生理想相冲突？你会如何调和这种矛盾？

　　靳保芳：当然有了。晶龙的市场全部都在海外，集团在北京、扬州、上海等地还有很多控股公司，我基本上有2/3的时间都是在外面。家庭和事业不可能两全，你要想做好事业，就必须牺牲家庭，所以我在家里绝对不是一个好丈夫，也绝对不是一个好父亲。当然，只要在家的时候，我会尽量表现得好一点儿，比如今天的午饭就是我做的，算是一种家庭补偿吧，但真正要调和好是不可能的。

　　《投资家》：你曾提到“产业报国是树立在心中的一面旗帜”，这种使命感是否与你早年的工作经历有关？

　　靳保芳：应该说有关系。到电力局工作以后，我就说要把后半生都献给光明事业了。电力是光明的使者，现在做光伏产业，还是光明的使者，这一点是不会变的，但每个阶段的使命是不一样的，我在农机公司当经理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拖拉机卖出去，事业在不断升级，使命也在不断升级。

　　《投资家》：从电力局长变身为民营企业家，你认为经商和从政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靳保芳：从政也好，经商也好，都要先把人做好，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在党的领导下，执行党的政策。不同之处是在具体事务上，比如：晶龙集团今年要求在质量、价格、服务等三个产品要素上有大的突破；政府的要求则是如何给企业发展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从政考虑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经商则要考虑如何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

　　金融危机中乐观洗牌

　　提到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有一个人注定绕不开，他就是澳籍华人、被《南方周末》誉为“中国太阳能第一人”的杨怀进。正是在杨怀进的推动下，晶龙集团与澳大利亚光电科学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的三方合资成立了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下称晶澳公司)，并一手策划了其在纳斯达克上市。

　　2007年2月7日，晶澳公司在成立不到两年、扩产不足一年后，实现了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NASDAQ: JASO），站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大厅里，靳保芳感慨：“在世界金融业的中心，也有了我们一席之地！”

　　5个月后，晶澳股票价格上升到每股42.76美元，比上市时增长近两倍，这意味着晶澳公司在纳斯达克市值高达19.6亿美元。

　　不曾想，一年后的金融危机，使晶澳公司市值缩水了近200亿元。“主要是大盘的原因。另外，我们把1亿元市场融资存放在雷曼兄弟银行里，这个影响也非常大。”靳保芳没有避讳出现的问题，相反依然乐观看待，“现在的问题是，光伏产业的市场主要在美国、德国、日本、西班牙等发达国家，而本次经济危机恰恰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但相对于其他产业，光伏产业市场只是萎缩了，并没有停滞。作为单晶硅原料，多晶硅价格从500美元下降到了100多美元。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国内光伏企业可以借助这个机遇，通过技术创新把成本降下来。只要原料成本下降，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市场的崛起”。

　　实际上，靳保芳对金融风暴并不陌生，晶龙集团创立不过十多年，却已经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1.8,0.02,1.12%)危机中，中国电子(0.62,0.00,0.00%)行业哀鸿遍野，晶龙集团不但没有垮掉，反而通过与日本松宫半导体株式会社的合资，成为最早进入太阳能光伏产业的中国企业之一，并快速实现了生产规模亚洲第一。

　　最近几年，中国的光伏企业纷纷上马，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从零发展到了两千多家。生产太阳能电池片或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企业，几乎都不愁接不到出口订单，在“拥硅为王”时期，谁占有充足的原材料，谁就赢得了市场竞争的先机。而在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之前，靳保芳已经预感到行业大洗牌很快就要到来，“中国的光伏产业发展太快了，在没有市场、没有原料的前提下，居然从2005年到现在，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太阳能生产大国，多晶硅价格从几十美元迅速攀升到500美元，这是极不正常的，金融危机将使这次行业洗牌提前”。

　　《投资家》：应对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你有哪些好的提案或建议？

　　靳保芳：我从2003年当选人大代表以来，提案年年都有，今年也准备了两个。

　　一个是如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现在河北省也好，全国也好，都面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就全国来说，第三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比重大概是60%，但在中国只有30%多，正好是一个倒比例，我们应该在如何发展第三产业上做文章。就河北省来说，目前是钢铁行业一家独大，不仅钢铁行业比重太大，钢铁品种也不尽合理，因此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很大冲击。

　　另一个是如何加快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企业不是不重视技术创新，而是经常处于资金链紧绷的状态，没有钱做技术创新。但是在遇到市场变化的时候，如果没有技术积累，就很危险了。做企业一定要生产一代、研制一代、储备一代，拥有两到三代技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并不算多。有些企业产品一开始供不应求，没有想到不行，等失去市场的时候再去研发已经晚了。

　　《投资家》：对于中国，你认为你能提供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靳保芳：我不是为中国提供了多大的价值，而是能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我曾经在宁晋县委常委会开会的时候说过，“生是宁晋人，死是宁晋鬼”，如果连身边的人都不能造福，造福全人类就是一句空话。最近我提到“四个不减”，其中一条就是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对社会的贡献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