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市场风险隐现

     CDM未来市场跟国际的气候变化和减排谈判的最终协议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协议就要看当今世界的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以及能不能协商达成新的2012年以后的减排限额。

      国际碳价经历了暴涨暴跌后渐趋回暖。
     
      3月份以来，国际碳市场出现复苏迹象，碳交易价格出现明显反弹，CER (核证减排量)价格从2月中旬的7欧元左右回升到目前的10-11欧元。这给受经济危机冲击，连续三四个月交易低迷、“量价齐跌”的碳交易市场带了一丝暖意。
      而此前，国际碳价曾经一度暴涨后大跌。全球最大的排放权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 ECX）在欧盟排放权交易体制（ETS）框架下，CDM产生的“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ERs）期货价格在2008年6、7月保持在20欧元/吨以上，另一国际碳交易价格指标“欧盟排碳配额”（EUA）现货价格更是在2008年6月摸高至31欧元/吨。而2009年初，EUA和CER价格出现暴跌，CER价格在二月中旬的时候跌至7欧元多。

问题迭出

      截至3月底，我国约有1900多个CDM项目已经获国家批准。在EB注册的项目个数达到了492个，年减排量占全球56.72%。注册项目个数和年减排量，均已居全球第一。“注册的项目的总减排量是巨大的，据推算大概有20亿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截至2012年）。所以，通过CDM对于低碳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是很大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处长孙翠华在由北京环境交易所承办的“绿色金融论坛”上说。
      CDM在中国大概始于2005年，也有一些机构可能更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介入研究。但是，CDM项目在国内于2007年达到一个顶峰之后，渐渐走向平缓。“2009年1、2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项目比较少。”国家发改委CDM项目管理中心副研究员冯升波说。
      冯升波介绍，“依据数量和项目成本的统计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项目是最多的，占了一半，尤其是水电，但其成本本来也是最大的，节约能源现在已经不再批新项目了，所以份额也在下降。”
      此外，CDM项目具备地域特点。“CDM项目对于不发达地区比较有吸引力。云南、四川等地方的CDM项目是最多的，而北京和上海、天津则恰恰是最少的，因为地区比较发达。天津只有一个，北京和上海也都是个位数。” 冯升波说，“江苏、浙江有一些大的工业气体项目，HFC(氢氟碳化合物）、氧化亚氮的减排量始终是占据了比较高的份额。但是注册项目数量却是云南最高。”
      CDM在中国的发展，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截至2009年，有近1900个项目通过发改委对CDM进行了接触，真正进行了注册的项目却只有400多个。“里面可能有DOE(第三方经营实体)的原因，DOE比较少，机构的资金参差不齐，买家和卖家的谈判拉锯等，造成了时间上的消耗。”北京环境交易所CDM信息服务与生态补偿促进中心副主任郭健如此解读，“大多数的中国客户了解CDM的过程比较漫长，点对点的谈判导致没有经验的一方可能处在被动，丧失讨价还价的能力。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了谈判的时间比较长。”
      孙翠华也提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DOE审核机构在中国非常很少，在中国市场上活跃的主要都是国外的DOE审核机构。国内有三家，一家已经取得了实习的资格，实习期满便可以正式开始工作。另外两家还在考察的过程当中，所以当地DOE的缺乏，也是CDM发展的一个障碍。
     “政府批准的项目是1900多个，但是注册了才400多个，差距是非常大的。这个差距都在中间的DOE和EB(CDM执行理事会)的环节里面，所以政府也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在努力推动DOE和EB的注册加速发展。”孙翠华说。
      项目咨询机构的层次、技术水平良莠不齐，也是一大问题。“虽然行业内具备一些具有良好经验的项目咨询机构。但是，这个市场还在不断进入新的咨询机构，而他们对项目的了解、程序的了解、PDD(CDM项目设计文件)的一些方法学的掌握还具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报上来项目的质量参差不齐。”孙翠华说。
      孙翠华指出，EB方面有待进一步改革。一方面，EB的方法学改得太快，“导致后面的咨询机构版本跟着不停地改，刚改完一版又换成新的了。所以，DOE审核的时间加长，与EB改革的频繁的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EB工作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化。”此外，EB的审核程序也需要改革，消耗时间太长是一大问题。“原来这个项目少的时候，可能排队的时间比较短，现在项目多积压在秘书处，致使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所以EB的审核程序一定要缩短。”
     此外，“企业的CDM基本的知识还很缺乏，尤其是一些企业的管理层，对于CDM的知识还是比较缺乏。现在的企业都知道有CDM，但是CDM具体的规则是什么以及如何参与还是不太清楚。”孙翠华说。

认知差异化

     法律和风险是CDM参与者们最为关注的，并且，买卖双方对于风险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就一般商品而言，买方出多少价，卖方生产出来就交易了，而CDM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它需要作为第三方的联合国对其进行认证。认证通过后这个商品才可以成为商品。由此导致了风险认知程度的不同。”大唐水电物资公司CDM办公室主任唐人虎说，“随着项目交易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价格也可能不同。比如同样是CERs，可能因为项目不同，所以价格也不同。”
     “中方企业和西方企业，对项目的合法性也会有不同的认知程度。比如对于国内是普遍国情的事情，我们认为这是合法的，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但是在买方来说，这个项目的合法性就有待解释和沟通，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碰撞，需引领他们理解，在中国什么样的项目本身就是合法的。另外，对于项目本身的认识可能有一定的偏差。”唐人虎说。
      唐人虎依据自己参与过程的经验指出，一个项目进展的前期和后期，对于项目本身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这个来源于个体认知。另外，CDM项目参与者存在行业喜好。“钢铁公司更愿意买钢厂的CERs。电力公司可能更愿意和电力企业打交道，这带来了本身行业的认可偏高。”
CDM项目是项目技术上的要求，而不是商务上的要求。技术上的要求使得某个项目在某个时间段内是一个CDM项目，一旦过了时间点，因为规则和环境的改变，可能就不是CDM项目了。
      商品的属性和价格，和开发密切结合在一起。CDM项目的参与者，根本无法与技术开发工作割裂进行，因此它是一个完整的整合，包括在什么时间点卖。“项目在最前期的时候卖是什么样子，已经通过了国家价格又会不一样，如果通过了注册以后变了现可能价格又会更高。”唐人虎说。

交易所应运而生

     法国电力中国区代表马希提出，随着碳交易项目不断增多，交易所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参与者越来越关注对于合作伙伴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以及CITL(欧盟碳交易日志)以及ITL(联合国碳交易日志)方面的对接的状况。
     另外，现货交易和现货销售方面，也是在不断地上升，使得交易平台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交易平台能够提供更多更专业的风险管理方面的服务。”马希说，“运用交易所这个平台，降低运行风险，是当前的一个趋势。”
      BlueNext交易所销售总监菲利普·乔万西观点别出心裁，他认为，大多数的人之所以进行碳的交易，是因为他们需要现金。“无论是CER和EUA，都可以反映出经济的基本面，也就是人们对现金的需求状况，他们需要通过EUA的销售来获得现金。”
     “在全世界范围内，碳交易方面支付都存在延期情况。也就是说，他们想到的并不是3-4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只是想解决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的反应应该非常快速，无论对于现货交易还是期货，都是一样的。快速的流动性质需要一个专业的服务平台。”菲利普·乔万西说。
      菲利普·乔万西以BlueNext交易所为例指出，BlueNext交易所现货交易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流动性非常强，进行匿名实时的交割，会员制加入非常简单，同时我们有担保的交易，不存在结算和贷款额度的问题。这为中国环境交易所提供了借鉴。
     “鉴于当前市场状况，CDM项目的预期量在不断地下降，整个项目的数量也有了一定的下降，这也是由于整个交易数量的下降所造成的。在欧洲的交易的数量也在不断地下降，因为在欧洲碳减排的数量在下降。”马希说。
      CDM项目需要不同的部门进行参与、合作，以完成不同的市场架构，这就需要有交易所的参与，为其提供流动性。“我们要进行交换贸易，我们必须有一个公开的、自由的、有竞争力的市场，并且还要有标准化的合约。”马希提出。
     此外，该市场还需要一定的透明度，这个透明度包括了参与者要有一定的信任度，整个法律法规要有可行性，还需要有进行交易项目的具体标准和风险管理工具，以及整个环境需要一致。“CDM项目的一些具体的考量，包括了对于CER的具体分析，而交易所能够提供专业的信息”

市场风险大

      CDM的市场环境与当前经济形势是相关的。“目前，因为金融危机，诸多买家已经退出了碳交易市场。已经存在的交易有一些会继续执行，有一些已经暂停，或者是进入重新谈判的阶段。很多买家都处于观望的态势。”唐人虎说。
     “CDM是一个政治游戏下面非常偶然的商业机会。CDM市场无非是由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左右。”北京易澄信诺碳资产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伟认为。
      林伟指出，从经济角度来看，随着一些经济活动的趋缓，减排项目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减排的价格自然会低一些。另外，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有一些买家撤出了这个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也相对造成了投机活动的减少。“经济低迷的时候，一些买家资金链条吃紧，在这种情况下，它会选择把一些EUA、CER来低价的出售，使得短期之内在市场上出现一种供给过剩的情况。”林伟说。
     从政治上的原因来看，后京都谈判结果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2012年EUETS(欧盟排污权体系)到底还有多大程度可以用CER减排单位来抵消EUA，这也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林伟说。
      唐人虎说，“受经济危机影响，目前碳价格下降的事实毋庸置疑，但是作为市场参与者，应该对当前一级市场的CER的价格有一个相应的预期调整。”
     “就算有一些买家真的想做，因为金融危机很难进行融资，很难有更多的资金对其进行支持，在交付的时候这一点就要考虑。”但是，CDM是这两年新推出来的创新型市场，现在的变化反而是一种机会。现在的市场低迷，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
     林伟指出，目前局势下，在选取合作伙伴上，需尽量地控制风险。在开发的方式上，鉴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价格倒挂，开发市场是比较困难的，不妨开发单边的项目。“把碳资产切实地作为一种资产来进行盘活，进行开发和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出路。”
林伟认为后京都谈判，美国是否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谈判结果如何，对CDM市场影响很大。
     “CDM未来市场跟国际的气候变化和减排谈判的协议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协议就要看当今世界的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以及能不能协商达成新的2012年以后的减排的限额。”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周凤起说。
     其中，欧盟的态度很清晰，对于气候变化持积极促进的态度。欧盟的目标是在达成国际协议的情况下，到2012年减排30%。2008-2020年，欧盟计划利用CDM，吸收33到35亿吨碳减排量。
     “欧盟境内企业完不成减排量是要进行罚款的。2005-2007年每一吨是40欧元，2008年提高到100欧元。所以，欧盟方面，对于碳减排量是持肯定的态度。” 周凤起说。
      其次是美国，美国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当前的奥巴马政府还没有清晰的表态。“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从其作为来看，应该说奥巴马在这方面仍然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周凤起说。
      奥巴马提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为能源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翰·霍尔儿德仑为总统科技顾问；签署两份总统备忘录，责令交通部为汽车制造商2011年推出的车型制定更高的节能标准，要求环保署允许加州对机动车辆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比联邦政府更严格的标准。
此外，奥巴马在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包含2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免税，320亿美元用于升级电网促进清洁能源，160亿美元用于降低公共建筑能耗。
     周凤起认为，在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以应对气候变化条件下，CDM是一个比较有效和成功的方法。“碳减排价格下降，主要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方面中间商资金吃紧；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下降，导致需求下降、购买能力下降，引起了碳减排价格的下降。但是，当前出现的问题是暂时的，可以应对。”
     “2012年以后，如果制定出排放的限额，CDM肯定仍然有效，如果达不成国际的协议，那么温室气体减排前景也就暗淡了。”周凤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