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两座电站被叫停事件折射中国水电开发困局

　　金沙江水电开发调查

　　制约水电的是能源结构，不是环境

　　美国的水电问题

　　金沙江两电站叫停事件

　　水电困局

　　主笔◎李伟   摄影◎关海彤

　　6月11日，环保部叫停了金沙江中游正在施工的鲁地拉和龙开口两座水电站。这两座水电站未通过相应的环境评价，擅自筑坝截流。

　　据公开材料，被叫停的两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96万千瓦，年发电量之和预计178亿度。2008年全国风电装机容量894万千瓦，发电量为111亿度。做一个简单对比。尽管两座水电站的容量不到风电的1/2，但是发电量却是全国风电的1.6倍。如果按照2008年的能耗水平，即349克标准煤可发1度电，两座水电站推迟一年发电造成的能源损失相当于烧掉了621万吨标准煤，多排放了1200万吨二氧化碳。

　　2008年是中国水电开发历史上投产最多的一年。这一年，包括三峡电站最后7台机组等一大批水电投产，全年增加水电2010万千瓦，占当年全部投产机组的22.21%。从建成运营的角度看，中国水电处于高潮期。

　　但另一方面，水电投资却越来越难以得到政府的核准。2008年国家新核准水电站9座，装机容量只有966.8万千瓦，其中还包括两座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270万千瓦。而2008年全国新增电力装机9051万千瓦。那么，除去两座抽水蓄能电站，新核准的水电站只占当年电力增长的7%。“实际上，2008年没有一个大中型水电站通过审批。”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对本刊记者说。

　　再向前推一年，2007年国家核准的大中型水电项目只有270万千瓦，不足同期电力增长总量的5%。水电工程建设需要5～6年的工期，在我国的“十二五”期间，水电站的投运由此必将处于低谷。

　　环境与移民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成为挡在水电发展前的两座大山，水电开发也因此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甚至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中，并没有将“水电”列入国家积极发展的新能源序列。

　　但在能源分类上，我国将水电划入可再生能源，与风能、太阳能光伏、生物质能并列。而且水电是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在我国现阶段的电力结构中，火电与水电是绝对主力。从发电角度看，火电占81%，水电占16%，两者总计占97%。从电力装机容量看，火电占76%，水电占22%，两者占98%，处于绝对地位。

　　现实地看，近几年快速增长的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能以及发展了20多年的核电都难以改变我国的电力结构。依靠新能源的替代作用，实现节约资源，减少排放并不现实。在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中，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达到15%，其中水电要从2008年的1.7亿千瓦增长到3亿千瓦，是最大的增量。风电、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只能占到4%左右，发电量的比例还要更低。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电力结构的本质又是一个保证发展的问题，每年必须增长7%～8%才能满足GDP的增长需求。

　　连续3年，我国每年新增装机接近1亿千瓦。而整个英国电力系统的容量只有6000万千瓦，韩国为7000万～8000万千瓦，日本为2亿多千瓦。换句话说，中国一年增加的电力容量就超过了整个韩国电力总和，两年的增加量接近一个日本的电力总和。

　　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唯有增加传统的火电与水电才能满足需求。在本世纪的前50年内，新能源都很难取而代之。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考察我国的电力结构问题，更有现实意义。

　　人类世界经历了两次能源大转换：第一次由薪柴向煤炭转换，于20世纪初完成；第二次由煤炭向石油、天然气的转换于20世纪60年代完成。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大都完成了这两次转换过程，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没有。目前，我们正面临第三次能源大转换：即从高污染的化石燃料转向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这将是一次历时百年的能源革命。

　　就中国而言，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是在新世纪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挑战。但如何实现能源转换的跨越式发展，并没有现成的可以模仿的路径。

　　金沙江水电开发调查

　　6月以来，对中国水电，同时有一则好消息和一则坏消息。好消息是，国家能源局开始在多处摸底水电火电上网电价，这预示了一直被严格限价的水电有可能出现价格破冰。坏消息是，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水电站群里的鲁地拉电站和龙开口电站领到了环保部的停工罚单，由此被“连坐”的还有整个金沙江中游流域的水电开发。

　　这几乎是中国水电开发困局的一个缩影，作为能源价格体系中低价能源的水电向来为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承担着行政成本。近年来来自移民和环保成本的剧增和被压制的水电价格形成了尖锐冲突，更为麻烦的是，过去十年来的电力体制改革中，国家已经将水电开发后续影响的成本由政府转交给了企业。企业利润、公共利益、能源转型能在一条河流中得以全部实现吗？作为未来50年里中国水电开发最重要领域的金沙江能够解开这个结吗？

　　记者◎陈晓   摄影◎关海彤

　　鲁地拉水电站停工了。6月15日，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巡视员牟广丰率领5人小组，去这座位于金沙江中游河谷第七级的水电站工地“宣布停工”。停工的理由，一是主坝修建违反程序，未批先建；二是整个流域规划还待重新论证。“原来金沙江流域的规划是按照1990年的《长江流域规划》而规划，和现在的情况相去甚远，需要修改。”牟广丰告诉本刊记者。

　　但工地还没有安静下来。张东(化名)还在工地上，他是为鲁地拉水电站做环境影响评价的庞大专业队伍中的一员。汛期即将来临，在完全停工前，他和同事们还需要为工地做一些环保设计，比如业主营地的处理，工地的植树绿化，还有污水处理，垃圾压缩等等。第二天，他还将去大理参加一个有关移民的工作会议。

　　环保和移民，是水电建设中比重越来越大的两项成本支出。《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年开始实行，3年后，也就是“从2005年开始，它成为我们严格执行的依据”。牟广丰对本刊记者说。从这一年开始，环保部每年都有一次针对投资领域的“环评风暴”。2005年，金沙江下游的溪洛渡水电站就因为“未批先建”遭停工处罚。

　　金沙江中游的开发也在这一年开始。2005年，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金沙江中游水能资源的开发启幕。在环保和移民两个主题越来越严格的夹击下，水电价格和建站成本成为一对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在金沙江中游的开发过程中极端地表现出来。

　　一条河流上的数次环评

　　何根寿和张东是在不同时期对金沙江这条流域进行细致观察的两位工程师。不同的是，前者90年代初代表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他要为政府开发金沙江水电提供河流规划和宏观设计。后者的身份则是代表华电集团下属华电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聘请的一名专业人员。

　　后来担任中国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的何根寿当年的任务是要“进行河流规划，确定水电站的梯级位置以及开发任务”。他和同事们在“一库八级”的总规划方案中确定了鲁地拉电站的具体方位。“最初设计了七个梯级，但因为鲁地拉淹没面积太大，为了减少开发成本和移民人数，我们增加了一个梯级，就是龙开口。”何根寿告诉本刊记者。

　　20年后，“鲁地拉”找到了它的业主——华电集团。在开发启动前，华电需要负责对水电站的可能影响进行再次评估。何根寿对本刊说，一条河流经过千万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致平衡的系统，其中包括流量、流速、输沙、河势、地下水、地形、地貌、原始地应力、植被、栖息的生物乃至局部的气候和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修建水电站需要拦河，建坝，抬高了水位，控制泄流。并且时间推移，河流流域原有的平衡将被打破，所有有关因素又将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