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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1 15:05来源:互联网关键词:火电厂收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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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亲自主持的北京市电力结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位于北京城区的四家燃煤电厂的未来命运第一次摆上桌面交付讨论。他们是华电北京热电厂(位于二环天宁寺附近)、国华北京热电厂(位于朝阳区CBD中心区)、京能石景山热电厂和大唐高井热电厂。国家能源局给这四家电厂提供了两个选择:撤出城区、异地重建或者改燃煤为燃气。尽管只是一次座谈会,但某电企相关领导人在陈述意见时,依然不禁潸然泪下。是对撤离的不舍还是对改造的不情愿?透过这些眼泪,我们想探寻的是,为何这四家电厂必须或迁或改?面对政府或迁或改的意见,电企又是何种想法?又将作出何种选择?搬迁又将搬向何方?一旦搬迁,留下来的供热供电空白又将如何填补?国内大城市的城区燃煤电厂或迁或改是否能成为未来的大方向?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四电厂为何“必须”或迁或改?
在此次国家能源局下发的会议通知中,对于这四家电厂要进行调整的原因这样表述:这些电厂服务年限久远,相关技术指标已不先进,且位于市中心,影响城市减排。
位于北京市二环附近的华电北京热电厂由于烧重油,的确污染严重,已于2008年供热季结束后停止运行,2009年8月4台燃油发电机组全部关停。
那么其余三家电厂又是如何呢?
在9月8日的大唐集团网站上,一篇文章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文章标题为:最环保发电厂———大唐国际北京高井热电厂。文章称,该厂为了履行绿色奥运承诺,累计投资17亿元,进行了供热改造、污染减排改造和节能改造,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布袋除尘、烟气湿法脱硫、烟气脱硝技术,实现烟气达标排放。并列举了污染物排放数据:脱硫效率可达97%以上,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在50毫克/标立方以下;脱硝效率可达90%,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在100毫克/标立方以下,均低于国家和北京市确定的标准。
同在名单之中的国华北京热电厂,近年来也先后投资6亿多元,对烟气、废水、灰渣、噪声等污染物进行了综合治理,不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指标远低于国家和北京市标准,而且连厂界噪音也得到了有效控制,降到了白天60分贝、夜间50分贝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之内。其更以厂区环境优美被各界誉为花园式电厂,在奥运期间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
而与高井热电厂同样位于五环外的石景山热电厂,也是一家环保达标企业。
然而就是这样三家并不位于中心城区的环保达标、甚至指标先进的电厂,为何被称为“相关技术指标已不先进”而“影响城市减排”了呢?
一位参加会议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指标不仅是指减排指标,也包括经济运行等指标,如高井热电厂和石景山热电厂,虽然位置较偏,但都是20万千瓦以下的小机组,煤耗很高,而国华北京热电厂虽然指标较为先进,但由于位于CBD中心地区,再怎么控制污染,还是对周围的环境有影响,而且占地面积很大。更重要的是,虽然这些电厂能有效控制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但有一项污染物目前确实没有有效的办法来控制,就是二氧化碳;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则是当前国家关注的一个重点,电力企业又是排放大户,所以进行调整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张国宝在会上说的一句话也印证了该人士的分析,当有电企领导说完本厂各项污染物排放指标如何先进时,张国宝只用了一个反问句来回答:“那二氧化碳呢?二氧化碳你们能控制吗?”
这样,本次四家电厂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就已经很清楚了———在12月份哥本哈根会议即将召开,我国面临国际巨大的碳减排压力下,减少首都二氧化碳排放才是政府的主要初衷。当然,其他诸如机组容量过小、煤耗过高、占地过大、与中心城区环境不协调也在政府的考虑之中。
“有的电厂虽然不在中心城区,但随着首都扩张速度的不断加快,很快也会成为商业和居住的繁华地带。而且据我所知,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大城市,如日本的东京,其城区早就没有燃煤电厂了。”张国宝在会上说。
在此次会议的通知上,对此次结构调整的表述为:“必须按照‘异地重建、改燃煤为燃气’的方向进行调整”。既然是“必须”,可见政府酝酿已久,那是不是表示政府已经有一个调整的时间表?对于相应搬迁的地方也有所考虑呢?
记者在随后向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郝卫平求证时,他表示都需要通过相关论证才能确定。
然而张国宝在会上说的一句话还是为调整时间设置了一个大致的框架:“要调整,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也不能拖得太久。方案要尽快拿出来。”
迁改之间四电厂何去何从?
在此次会议上,对于政府的调整意见,四家电企相关领导都作了一致的表态:“一旦政府作出决定,我们企业将坚决执行。”
尽管理解政府想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来改善北京天气状况的良苦用心,但对于当事企业来说,却有着不一样的百味杂陈。搬迁,搬到哪儿去?数千员工是否要离开已经安定的家园;而改造,则又意味着运行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能否在经济效益上有所保证?
当然,是迁是改,对不同的电厂来说,又有不一样的想法、面临不一样的困难。
对华电北京热电厂来说,4台机组已经关停,电厂也停止运行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准备较早,华电集团已经实施了该厂的异地扩建工程,新址位于丰台区卢沟桥乡郑常庄,并于2005年12月获得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的核准,建设规模为两台25.4万千瓦燃气机组,3台供热能力为100百万大卡/小时的燃气热水炉。新厂已于2008年4月和5月投产。故此次结构调整,已不存在问题,只需要将旧厂区搬迁即可。
而对国华北京热电厂来说,要在这二者之中作出抉择,则是相当艰难的。
“我们的两台20万千瓦的机组,是1999年才投产的,当时设计寿命是30年,现在才刚运行了10年,可以说正是创价值、出效益的黄金时期。而且我们这几年在环保上投入了巨大的资金,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20%,这在全国都是第一位的,光2000年进口的一套烟气脱硫设备和技术就花了4亿元。另外员工的安置也是个大问题,企业有50多年的历史了,人员结构非常复杂,员工人数也很多。”说起这些时,国华公司副总经理夏利几度哽咽,流下眼泪。
据记者了解,由于首都的特殊地理位置,大部分发电集团都不愿意旗下企业撤离京城,而且由于燃气电厂节省了许多运行环节,在人员需求上较燃煤电厂大大减少,对于这几家动辄有着数千人的燃煤电厂来说,人员安置自然成了一大难题。
然而,对于有着3000多名员工的高井热电厂来说,人员安置只是问题之一。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的位置是在六环附近,比华能高碑店电厂还远,已经符合相关部门限制在五环以内建燃煤电厂的要求,所以思想准备不是太足。而且近年来我们一直想通过‘上大压小’上两台60万千瓦先进的燃煤机组,现在看来,这一计划只能搁浅了。”高井热电厂副厂长屈靖告诉记者。
而作为京属企业,再加上已经有了京丰燃气电厂和太阳宫燃气电厂的实践,京能集团副总经理王永亮在发言中表示,坚决支持国家此次结构调整的意见,坚定不移地推进燃气电厂建设。
“这是有效改善北京天气状况的重要举措,我们当然支持。我们希望政府能允许我们将石景山热电厂就地改造为燃气电厂。”王永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而对国华北京热电厂来说,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面临的选择首先可能是搬迁,而如果想继续在北京重建的话,还必须改燃煤为燃气。
“我知道你们也有思想准备,也做出了自己的方案,但你们的方案与我的想法不同的是,你们还想搬迁后,在距离北京城区稍微远点的地方搞个燃煤电厂,我的意见是,在北京范围内再建燃煤电厂不合适。但如果在北京周边建个燃气电厂,不是不可以。”张国宝说。
而作为大唐集团唯一在京电厂,再加上位置较偏,高井热电厂搬迁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坚决服从北京市的整体规划。对于高井热电厂,我们建议就地改造,如果改建燃气电厂,我们也能运营好。”大唐国际副总经理秦建明说。
改煤为气为何政企顾虑重重?
作为此次调整的两种选择之一,也是近年来颇受行业内外关注的燃气电厂,与燃煤电厂相比,到底有哪些优点呢?
据记者了解,首先在造价上,燃气电厂要比燃煤电厂便宜不少,燃煤电厂目前每千瓦时是4000元~5000元,而燃气电厂则在3000元~4000元。
其次在占地上,燃气电厂也较燃煤电厂小很多,这对于寸土寸金的北京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据悉,国华北京热电厂由于位于CBD中心地区,其所占土地的价值便高达200亿元左右,而位于二环附近的华电北京热电厂更是黄金地段。
更为重要的是以下两项:在利用效率上,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超超临界燃煤机组的发电效率只能达到45%左右,而燃气电厂在供热期的热效率高达79%,非供热期的发电效率高达58%;而国内目前同容量等级的燃煤热电厂在供热期的热效率约为59%,非供热期的发电效率只有40%。
在污染物排放上,与燃煤电厂相比,燃气电厂无烟尘排放,无灰渣产生,仅排放少量的氮氧化物。而如果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氮,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可到常规电厂的1/25。而在关键的二氧化碳排放上,燃气电厂约为燃煤电厂的一半甚至更低。
诸多优点,也难怪国家要大力推广燃气电厂了。
在回答本报记者“在国内中心城市将燃煤电厂改为燃气电厂是否将成为未来方向”的问题时,张国宝说:“上海已经建了好几座燃气电厂了。对于其他城市,如果具备条件的话,应该这么做。但大规模改造燃煤电厂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
据记者了解,除了上海,广州、重庆也已经开始推广电厂“煤改气”工程了。以重庆为例,该市要求20蒸吨以下的电厂燃煤锅炉必须“改气”,每蒸吨政府补贴6万元,每台燃煤锅炉最高可获得120万元的经济补助。
尽管优点众多,但依然让四家面临调整的当事企业和地方政府顾虑重重的,是天然气发电的成本问题。
“与电煤相比,天然气价格高出不少,发电成本也相对较高。目前北京天然气价格是每立方米1.95元,而且由于我国天然气资源并不丰富,需要大量进口,未来天然气价格还将大幅上涨。目前,对天然气热电厂国家还是采用临时上网电价,国家发展改革委定的临时上网电价是每千瓦时0.472元,这远远不能维持燃气电厂的正常运转,肯定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而既为补贴,就是让你电厂不亏本,但也不会让你赢利。”京能集团副总经理王永亮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市政府对天然气发电的财政补贴政策是在临时电价的基础上每千瓦时补贴0.14元左右。以太阳宫燃气电厂为例,该厂装机为78万千瓦,年发电量为34亿千瓦时,则北京市政府每年给予的财政补贴达4.76亿元。
高额的财政补贴也让地方政府叫苦不迭。据北京市副市长黄卫介绍,对北京市目前的燃气电厂,市财政每年要补贴10多亿元。如果未来热电厂全部改为燃气发电,按照目前气价、电价、热价水平测算,发电亏损将超过150亿元、供热亏损将达到35亿元。如果气价由目前的1.95元/立方米上涨到3元/立方米,按照目前的电价、热价测算,亏损将超过270亿元。
“我们建议国家按照‘气价低一些、电价顺一些、热价顺一些’的原则进行统筹考虑。另外,目前所有燃气电厂仍为临时电价,如果北京燃煤电厂全部改为燃气,建议制定合理的电价水平。”黄卫说。
与黄卫一样,涉及此次调整的几家企业相关领导也都在发言中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希望国家能在电价上有适当的、合理的补偿,实事求是地考虑企业的困难。
而对于许多企业关心的土地搬迁后使用问题,张国宝则在会上明确表示,土地资产是属于企业的,政府当然不可能没收。但也要服从北京市统一的城市用地规划,即使政府要使用属于企业的土地,肯定会给予相应的补偿。
结构调整供电供热安全能否得到保障?
尽管只是一个座谈会,尽管最终的决定还没有得出,但有一个问题却是不得不提前考虑的———如果进行结构调整,北京的供电供热安全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
由于列入此次调整名单的三家电厂(华电北京热电厂已停运)电力装机达180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30%,如果都搬迁,而且不是在北京范围内重建的话,会对北京的安全供电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北京市副市长黄卫说:“随着全市电力负荷持续快速增长,今年本地电源支撑已由2000年的40%下降到目前的34%左右,预计2020年我市电力负荷将达到3000万千瓦,如果不新建电源,本地电源比例将下降到15%左右,本地电源支撑能力的不足将直接影响电网稳定运行,如遇严重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导致外部送电大范围中断,本地电源将难以保证我市重要用户和居民生活需求。”
专家认为,对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本地电源的比例至少要达到25%以上,如果占全市30%装机的这三家电厂都关停的话,对北京市安全供电的影响无需赘言。
在供热上,这三家热电厂供热面积占全市供热总面积的比例高达44%,供热影响不容小觑。
“保证供热无论是对北京市政府,还是对居民,都是一件头等大事,三家电厂占比例这么大,牵涉面这么广,无论是迁是改,都需要政府有一个通盘考虑。”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但如果老厂继续保持运行,而新建的燃气电厂或就地改造或在北京周边建设,又会不会影响北京的供电安全呢?即使本地电源的比例可以保证,但天然气供应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呢?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规划计划部副主任赵忠勋在会上表示,目前该公司已经加快了西气东输3线、4线的建设步伐,预计今后2~3年内可以陆续建成输气,在总量上有能力保证北京各燃气电厂的用气需求。
据记者了解,2008年北京市天然气用量为61亿立方米,全市采暖面积为6.1亿平方米,其中热电厂供热为1亿平方米,2005年以来,每年新增供热面积4000万平方米,规划到2020年,全市供热需求将达到10亿平方米,全市天然气用量将达到280亿立方米,其中热电厂供热面积要达到2亿平方米,如果用燃气机组,将需要1400万千瓦左右的装机容量,用气将达130亿立方米。
“我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很多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长途输送,成本很高,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受各种因素影响。另外,即使总量上能满足,如何满足尖峰时段用气还是个大问题。天然气的峰谷差比电网更厉害,冬季用气日峰谷差是10∶1,而最高峰的时候,可达20∶1,而天然气是通过管道均匀输送的,随着发电采暖用气比重的不断提高,天然气用气峰值会越来越大,运行调节难度将进一步加大。”京能集团总经济师孟玉明告诉本网记者。
与燃煤相比,燃气电厂的另一个技术瓶颈还难以忽视。一方面,电煤可以大量、简易、廉价地储存,而天然气在大规模储存上,目前还没有非常经济、成熟的技术。如果没有大量的库存,燃气电厂作为本地电源的应急支撑,其作用发挥起来,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此次会议后,张国宝已建议由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来牵头进一步就此问题进行研究,相关决策也需要组织专家进行充分的论证才能得出。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也将于近期就此问题再度组织会议进行讨论。对于事态的发展,本网将及时进行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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