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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地区的人们而言,尽管福岛很遥远,但这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安全感。由英国《自然》杂志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进行的研究显示,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安全的星球之中。因为,类似的核电站遍布全球。
若将核电站方圆30公里的地区定为核“危险区”,福岛周边被迫疏散的人口达到了17万多。而数据显示,在目前全球211座活跃核电站中,将近三分之二的核电站在这个“危险区”的居民人数,远远超过了福岛。其中21座核电站在同一范围内拥有100多万人口,6座核电站周边的人口甚至超过300万。
人口密度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而已。原子能专家表示,要对这些核电站做一个全面而客观的“危险性”排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反应堆都有各自独一无二的风险预测,其中一些危险是不可预知的。
这也意味着,即便我们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但一个设计更好的核反应堆也不代表着更安全。“试想一下,一个喝醉的司机驾驶一辆全新的法拉利和一个清醒的赛车手驾驶一辆老爷车,哪一个更危险?”巴黎的一名独立原子能顾问施耐德(Mycle Schneider)说。
尽管如此,专家们认为,如果能预先考虑到一些风险因素,并采取防范措施,类似福岛这样的危机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
那么,哪些因素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人口密集的隐患
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创办的关于核安全的国际性论坛。该协会主席,核工程师劳伦特·斯特里克(Laurent Stricker)表示,在评估其他风险的时候,人口密度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指标。
《自然》杂志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经济学数据和应用中心进行人口分析。分析显示,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核电站方圆30公里内的居民数为全球之最,达 820万人。尽管该核电站只拥有一个输出量为125兆瓦特的小型反应堆。排名第二的台湾地区国盛核电站,共有550万居民居住在核电站“危险区”之内,它的输出量也要大得多,为1933兆瓦特。台湾地区的庆山核电站在相同范围内拥有470万人口,其输出量也有1208兆瓦特,不仅如此,这两个区域还同时覆盖了台北市。
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的核专家艾德·莱曼(Ed Lyman)认为,《自然》杂志的人口分析结果非常可怕。如果把半径范围扩大到75公里,那么分析结果会更令人担忧。比如靠近纽约的印第安角核电站,覆盖了1730万居民。紧随其后的是位于印度北方邦的纳罗拉核电站,达1600万人口。在75公里范围内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活跃核电站全球共152个。如果将风险区域扩大到方圆150公里,在这范围内居住人口不足100万人的核电站,全世界仅有5座。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盛行风已经将大部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吹到了海洋。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方圆150公里范围内,包括大东京地区的一部分,约有770万居民。
外部威胁
福岛核事故表明,外部威胁是引发严重核事故的最重要威胁因素之一。这些外部威胁包括:地震、海啸、火灾、洪水、龙卷风,还有恐怖袭击。一般情况下,核电站的设计者们认为这些“超设计基准”事件不太可能连续发生,因而他们也没有建立完整的安全防护措施。可是,以目前的科技水平,要准确预测地震或海啸的具体方位和规模是相当困难的。
在地震中,核电站所在地的外部,又被称为“地质危险区”,比其内部拥有更大的事故风险,因为这些地区的防护相对核电站内部来说更加薄弱。例如,在日本地震危险指数图中,福岛第一核电站建立在一个发生大型地震和海啸机会相对较低的指定区域中,但是2011年海啸的到来,大大超出了建造该核电站的工程师们的预想。
福岛核事故后,发生超设计基准事故的可能性已经成为许多安全调查的重点。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早就将注意力放在外部威胁上。2007年地震袭击了位于日本西海岸的柏崎刈羽核电站,此事件促使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和停机行动。200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又创办了一个国际地震安全中心。
老化和设计缺陷
一些反应堆和核电站本身具有比其他反应堆和核电站更大的危险性。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规模。越大型的核电站能够产生越多的原子尘。当危机在多个反应堆内同时发生,操作员会变得不知所措。比如这次福岛核事故,6个反应堆中4个发生爆炸。除了福岛核电站本身,其他大型核电站还包括了日本的柏崎刈羽核电站,共有7个核反应堆,输出量为7965兆瓦特,为全球之最。还有位于韩国的灵光郡核电站和蔚珍核电站,俄罗斯的列宁格勒核电站,加拿大安大略省休伦湖边的布鲁斯核电站,和法国北部的格拉弗林核电站与帕吕埃尔核电站。
旧反应堆不一定比新反应堆危险。1978年发生在美国三里岛的核事故,发生爆炸的反应堆仅刚开始运行三个月。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在该核电站开始运营的两年后。1998年法国西奥1号(Civaux-1)反应堆冷冻剂严重缺失事故发生时,离该反应堆开始启用不足5个月。
“这并不让人意外”,莱曼解释道,因为新的机器和设备通常有一些特性没有进行完全测试,操作者并不熟悉,运行的初期很容易出现一些操作漏洞或失误。当漏洞被修补后,反应堆开始进入一个相对低风险的稳定阶段,但此后随着使用时间增加,风险会增加。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核能行动主管简·贝拉尼克认为,随着反应堆使用年限的增长,“很多熟悉反应堆设计并参与反应堆设计和建造的工程师已经退役了。他们的一些非常独到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也会流失。”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显示,核电站本身的设计会造成风险。切尔诺贝利反应堆活性区内包含着可燃性石墨,这些物质在爆炸后将大量放射物质扩散到空气中。反应堆的设计本身也包含着各种不稳定因素。例如,随着反应堆芯失水,链式反应加速。科学家们警告说,不要在一个看似比较安全的核反应堆里放置过多燃料。他认为,如果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出现问题,那么现代的压力水冷反应堆会面对如福岛核电站同样的难题。
安全文化缺失
即便核电站设计出来是安全的,但由容易犯错的人操作,也会变得危机重重。在大多专家们看来,决定核电站安全的最重要一个内部因素是监督机构,经营者和工作人员间的安全文化,但是创造这样一种文化并不容易。卡耐基科学研究所的董事长理查德·梅瑟(Richard Meserve)曾是国际核能安全咨询小组的主席,他表示:“代价很大,你必须关注各种细节,同时愿意接受其他同行尖锐的批评并虚心学习。”
在梅瑟看来,一些没有经验的新兴国家,比如埃及,智利,印尼,马来西亚,约旦,摩洛哥,在建造核电站的时候可能会面临这些问题,特别是如果当地的监督机构出现监管缺失和腐败问题,潜在的风险将会更大。因此,梅瑟表示,他们在建造核电站时,来自同行的评估建议就显得特别重要。
福岛核事故后,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很多地区都对当地的核电站进行了重新安全评估。但是,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核专家汤姆·科克兰(Tom Cochran)对这些评估报告的作用表示怀疑。“他们也许会做一些调整,但我并不认为那些监督机构会认真反省,他们做的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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