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没有比海上更好的核安全实验场

北极星核电网讯:下面的对话是记者2012年11月初的一个上午对何祚庥院士的采访实录。“我们都不是反核人士，核能也不是我的专业，这块我不熟悉。只不过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我已经关心了几十年了。”记者以为这段话，颇有代表性的意味，所以记录于此。

“2011年院士座谈会，大家开始讨论中国的核能出路，他们多数赞成继续大力发展，只有我跳出来反对，在场的所有院士中只有师昌绪先生支持我。”

核能之争

记者：大约一年前，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不久，在国科图的一次学术活动上，您发表了《坚决反对在内陆建设核电站》的报告。当时我在现场，您言辞激烈，义愤填膺，令人印象深刻。

何祚庥：我多次声明，我反对在内陆建造核电站，但我不是反核人士。我为什么反对在内陆建?因为在内陆一旦出大事故那可不得了啊!我主张把核电站 建到海边去，一旦出大事故，还可以向海里排放，中国民众受损害可以小一点。我更主张把核技术用到船上去，核潜艇、核航母，甚至驱逐舰、远洋商船都改成核动力。核燃料一次加料，可连续运行三四十年。不怕别人对我们搞石油封锁。再说，没有比海上更好的核安全实验场了。

记者：在海上就能保证不出事故吗?

何祚庥：AP1000(一种非能动型压水堆核电技术)是写入我国核安全规划的，AP1000的事故率要求是百万分之一，但未必能做到。我常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百万分之一是什么概念?是要一个反应堆运行了100万年不出事，或者1000个反应堆运行了1000年不出事，这才是实践检验。但是我们能做到吗?显然不能嘛!所以我们要放到海洋上去嘛!在海里出了事，核废水至少可以往海里排嘛!福岛事故的影响就让全世界共同承担了。

记者：其实您对核能的态度是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与修正的。

何祚庥：我过去是原子能积极的鼓吹者。我鼓吹核能的时候，现在这些搞核能的人，还没有生出来，或者只是小娃娃。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中宣部工作，配合钱三强一起编写过《原子能通俗讲话》，那时候我的职责就是宣传原子能的重要性。

后来几十年，我对核安全问题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特别是美苏相继出现了重大核事故之后。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意大利的一次学术活动上见到了氢弹之父泰勒教授，这个匈牙利籍美国科学家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个重大成就，我们美国现在已经解决了核安全问题。三里岛、切尔诺贝利事故都是人为操作错误造成的。为了避免人为错误，应该用系统操作，设计成‘傻瓜堆’，把安全问题交给自动控制系统。何教授，我认为你可以向你们的国家报告，中国可以放心大力发展核电站了。”

这次谈话对我触动很大，回国后我向中央作了汇报。正是在此之后，中国才开始转向大规模发展核电站。我不敢说是我的汇报起了作用，但这里面的确有我的这一票。

一直到了2011年，福岛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了!彻底破灭了中国可以放心大胆发展核电站的神话!福岛的控制系统正是泰勒教授说的“傻瓜堆”，当时以为是很成熟的技术，现在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我也是在福岛出事之后才彻底开始反省。2011年院士座谈会，大家开始讨论中国的核能出路，他们多数赞成继续大力发展，只有我跳出来反对，在场的所有院士中只有师昌绪先生支持我。

我怎么能不说话

记者：不论是您现在关注的能源问题，还是过去的环保问题，您常常用上书中央的方式，批评他们吹牛，利益驱动，批评他们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误导决策，误导公众。您这样做，会有人批评您倚重官方权力，打压民间组织。

何祚庥：他们就该打压啊!有一些民间组织，反对中国修建水电站，反对转基因，甚而谩骂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是汉奸，简直毫无道理!他们缺少科学判 断能力，他们是误国误民!问题是有些官方人士竟然还响应这些不科学或反科学的意见!这正是胡锦涛主席在七一讲话中说的能力不足的危险!我不批评能行吗?

另外我也不是专门针对非政府组织，政府做得不对，我也批评政府的。比如核电部门要在内陆地区建核电站，我们就上奏。如果中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那是因为我们说得对。不管你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应该对社会公众负责。

记者：您还常常在各种场合批判科技体制弊端?

何祚庥：2012年院士大会下发了一份“改进完善院士制度”的整改方案，我又把它批评了一顿。科技体制改革我赞成，改善院士制度我也赞成，但往什么方向改?应该是要充分调动院士的积极性，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一味批评院士收入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