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广丰：北京城市结构导致雾霾

“2014中国(北京)国际能源峰会”于7月28-30日在京举办。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巡视员牟广丰称，高架源往里灌，低空源散不出去，这是北京形成雾霾的重要原因，因为北京的城市规划、城市结构有相当大的问题，北京是全世界高楼大厦最多的首都，原来的规划中，北京二环之内不能盖17层以上的建筑，三环、四环放开，在城内，汽车经常是跑不动的，平均时速十几公里，汽油燃烧是极不完全的，汽车尾气的排放相当严重，城市内源是低空，周边外延是高架，形成了北京非常严重的雾霾，冬天比夏天严重，因为冬天采暖。

以下为演讲实录：

牟广丰：刚才，徐参事讲到PM2.5，我从几个方面阐述一下由于能源问题所产生的大气环境污染，现在已经到了严重影响人民身体健康的时候了，可以说它对我们所说的能源改革、能源的结构调整都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能源结构调整、能源革命迫在眉睫。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尤其是2012年以后，区域性的雾霾天气，一到冬天，雾霾发展的非常快，面也比较大，像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甚至东北老工业基地像哈尔滨、吉林都出现了严重的雾霾污染，学术界、环保界也在对雾霾的污染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环科院和很多很多的大学都在分析雾霾形成的机理，拿北京市来讲，由于是首都，国际影响非常大，雾霾形成机理的研究也比较深入。

现在大致上有这么一个观点，北京市环保局也比较认可这个观点，就是内延和外延的交互作用，沿北京周边有几个安全防护距离，300公里到500公里是一个距离，250公里是一个距离，200年亚运会的时候，从5月份开始为奥运低空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做保障工作，从低空环境污染来讲，由于进入到非采暖季节，从5月份就布置了任务，6月份开始检查，一部分工业锅炉窑炉或者禁烧或者限烧，建筑工地关停，装修市场从6月开始都关了，直到奥运会开完以后才开，这是外延部分。外延基本形成了三个3亿吨的生产能力，外延圈有基本接近3亿吨水泥建材生产能力、3亿吨钢铁的产能、3亿吨原煤转化为火电的能力，包括大的华北电网，还有上千万吨标箱的平板玻璃(1011, 9.00, 0.90%)，还有石化，总而言之，沿着大北京周边，从外延上来讲，对北京雾霾贡献率也有接近1/3的比重。

所以，在国十条里提出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联防联控机制，一些新型的布局生产力和老的工业基地的改造都采取了北京和周边省份会商机制，可以说联防联控有成功的范例，保障奥运会的召开，但是成本巨大，从5月份开始布置，6月、7月、8月，限制或者禁止很多企业生产。外延部分有个特点，无论是电场、钢厂、建材、火电，基本都是高架源，烟囱很高。

内延上，一个是城市的生产生活包括千家万户的生活和热电的生活，另外一个是汽车尾气，内延大致上占2/3，外延占1/3。内延大多都是低空源，尤其是汽车尾气，500多万辆车，基本都是低空源，而且排出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基本在1米左右悬浮，叫可吸入颗粒物，对人体的危害，比PM10要大。高架源往里灌，低空源散不出去，这是北京形成雾霾的重要原因，为什么散不出去?因为北京的城市规划、城市结构有相当大的问题，北京是全世界高楼大厦最多的首都，也可以说中国是全世界高楼大厦最多的国家，电梯市场占全世界电梯市场的份额接近70%，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原来的规划中，北京二环之内不能盖17层以上的建筑，三环、四环放开，因为二环有中南海，从空中看北京，现在已经到了六环了，沿着环线建楼，从空中看北京有体育场的样子，一圈一圈的，六圈，在城内，汽车经常是跑不动的，平均时速十几公里，汽油燃烧是极不完全的，汽车尾气的排放相当严重，城市内源是低空，周边外延是高架，形成了北京非常严重的雾霾，冬天比夏天严重，因为冬天采暖。

解决北京雾霾的办法，国务院大气十条，刚才说到外延是联防联控，形成会商机制。内延方面，奥运会期间汽车限号，实行单双号，现在每礼拜都对机动车有限制。但是，从交通上讲，应该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北京地铁500多公里，还远远不够，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措施。另外，利用非燃烧的浅层地热保障取暖，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但是我们对这个技术推广的不够，也就是说用1/3的电能要换2/3以上的热能能够冷热交换，能够成片的供暖、调温，在小区建设中应该说是非常成熟的技术，现在有些奥运场馆用的就是浅层非燃烧的地热技术。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仅北京，全国的城市规划路径就是民居的高层化，人口非常稠密，像日本东京和大阪、韩国的首尔，他们民用住宅以非高层化为主，他们的高层化建筑基本都是商业和非民居，首尔和东京都大是城市，像首尔，几乎占全国人口的1/3，东京、大阪也占全国人口1/3以上，他们的民用住宅为什么能够低层化，城市运营成本远远低于我们，我们城市中有四个耗电老虎：电梯、多次加压泵水、冷暖空调通风系统、调温系统、室内照明，非工业的，就是城市生活用电以每年8%的速度在递增，有些工业节能减排腾下的容量和空间迅速的被生活填补，将来城市的高层化是城市能源负担的重要来源，有人说我们的土地紧张，东京、首尔的土地更紧张，里面有很多体制性问题，我到大阪环保局，好几个局在一起，卫生也都在一起，他们局长才十几平米的办公条件，而且他们非民生建筑比我们少的多，我们非民生用地建筑面积太大，多少个培训中心，各种各样非住宅占地，宽马路、大广场，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宾馆、饭店大堂富丽堂皇，硕大无比，在其他国家很少有这种情况的，非民生、官府占地太多。在城市耗能方面，城市的雾霾污染已经倒逼着我们必须要改变城市的能源结构，重新考虑城市化的路径，高楼大厦并不代表城市化，城市供暖倒逼机制。

第二，国际上的压力，2002年，中国也是《京都议定书》签字国，中国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京都议定书对中国滞后十年生效，2012年才正式履约，京都议定书形成的京都共识有两个，一个是全球气候变暖是人为的社会经济活动。第二，要想全球保持环境的稳定，温度不能上浮2度，如果突破上浮2度，南北极冰川、冰貌可能融化，威胁到一些低地国家和岛屿国家。第三，大约全球每年最大的二氧化碳环境容量是300亿吨，当时将近320亿吨，经过12年，大致是360亿吨，310亿吨的时候，中国可能排放80多亿吨，现在不到90亿吨，从上世纪80年代环境外交我们国家有两张王牌，一张是人均排放量，一张是发展中国家的跳舱，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按照现在的数据来讲，环境外交时再打这两张王牌，有点吃力，中国人口大致是全球的1/5左右，但是，二氧化碳排放突破了1/4。再有一点，发展中国家，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岛国比较担心温度上升，然后是撒哈拉国家担心气侯更加干燥，沙漠化更加严重，接着是热带雨林国家，撒哈拉国家、热带雨林国家和印度洋岛国基本都属于第三世界，这是倒逼机制，压力非常大。

如果我们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的步伐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有可能在履约过程中面临着一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面临着碳税等方面的制裁。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是U型结构，中国现在仍然没有摆脱世界工厂的状态，U型结构是什么特点呢?两头赚钱、少污染的在外，赔钱、多污染的在内，研发在外，生产在内，污染在内，廉价劳动力在内，研发和市场在外，这个U型结构非常不利于我们，可以说我们外汇储备世界最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生产的服装鞋帽大部分用我们本土上的棉花(14340, 25.00, 0.17%)、皮革、皮毛制造的，中国是羊绒衫世界第一生产大国，精纺要最好的羊毛，进口一部分澳洲的，但是从总量上讲，进口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我们自己的。大量的在国内生产，如果京津冀联防联控是一个对策，公共交通是一个对策，在国际上，凡是打着中国生产标签的产品所消耗的碳量能不能从总排碳量中适当的加以核减，要不然中国的负担太重，这是减轻环境压力的一个倒逼机制。

第三，能源安全倒逼。一个是石油依存度60%，天然气依存度50%多，现在基本上都是石油外交，国家领导人出访基本都有买石油、天然气的任务。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看看产地，西亚、北非、前苏联一些国家，还有部分中南美洲国家，从全球风云变化来看，这些国家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即使买了，我们得运回来，比如马六甲海峡，路途也有很多不确定性。为了减少这些不确定性，从俄罗斯埋石油管线，从印度洋、缅甸建管线，绕过马六甲海峡。但是，北非、西亚和东南美洲还是主要的供应线。现在，能不能有非常强大的远洋护卫能力?尽管我们也考虑到航空母舰，但是，在国际上，从120年前甲午海战以来，我们几乎没有远洋作战经验，远洋护卫能力还要进一步接受检验。总而言之，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前两年，由于台风自然因素，深圳加油得排队，而且一个加油站每辆车只加50元的油，这还不是其它因素，就是由于台风造成的。

综上所述，一个是国内的大气污染，一个是《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变化，一个是能源运输安全方面，这些方面都倒逼着能源结构必须调整，要求我们进行一场彻底、深入的能源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