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能源、环境与社会：限制煤电基地扩张非常必要！-北极星火力发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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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令人窒息的雾霾到涉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社会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作为一个系统问题的复杂性、复合性和严峻性，从来没有像在21世纪的中国这样明显。

然而，在中国学术界，它们迄今仍然被分割为三个不同的领域。有限的交叉或交集是存在的，能源研究会顺带地延伸到环境，环境研究会少量地追溯到能源，社会( 问题) 研究也会偶尔提及环境问题，但是总体来看，能源与社会极少被摆放到一起，而让能源—环境—社会回归到一个系统去观察和分析更是前所未见。

这种分割当然会造成研究上的短见和褊狭，也因此导致诸多的主张和“对策”相互抵牾、顾此失彼，并以顾此失彼的对策去误导政府和公众。考虑到扭转这一缺陷的必要，“2015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论坛”将研讨主题确定为“能源˙环境˙社会”，旨在从乡村社区到全球的不同层面，系统回顾能源开发引起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社会损伤。

本次论坛于11 月21—22 日在南京工业大学举办，除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之外，还特邀了多位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以便从更多的领域和侧面来扩展认识、深化理解。作为会议的邀约者，本文将与会同仁的识见加以整理，期待它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启迪。

一、气候变化: 多样性表现及其压力

能源问题在中国的凸显，与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压力密切相关。南京大学的任雪娟教授( 气象学) 结合IPCC 发布的五次报告和国内外的最新研究，系统介绍了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和动力。

她强调，全球气候变暖是不争的事实: 近130 多年( 1880—2012 年) 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85 ℃，而且增暖的区域特点显著，北半球过去的3 个10 年连续比之前自1850 年以来的任何一个10 年都偏暖，1983—2012 年则是过去1 400 年中最暖的30 年。

尽管目前的变化趋势仍然在地质时间尺度的自然变率范围，但需要在几十万年的时间尺度上才能找到与其类似的峰值。

与此相应的监测记录显示: 全球海平面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上升速率高于过去2 000 年的平均速率，其中1901—2010 年间年均上升1. 7 毫米，1993—2010年间年均上升3.2 毫米; 1971—2010 年，海洋上层( 0～700 米) 的海温尤其是北半球的海温上升显著; 1979—2012 年，北极海冰面积显著缩小，其中夏季面积缩小的速率史无前例，高达每10 年缩小9.4%～13.6%。

相对于全球的状况，中国的平均气温在近百年来上升了0.4～0.5 ℃，虽然整体上略低于全球平均的0.6 ℃，但部分地区高于全球平均增幅。

作为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中国的主雨带先后发生了向南、向北偏移; 在1961—2012 年，尤其是21 世纪以来，年均极端低温频次减少、极端高温频次增加的趋势显著; 中东部地区平均霾日数显著增加，撇开人为排放的污染物增加的因素，可以归为“自然”的原因是平均风速减小，风力对污染物的搬运作用减弱，静微风日数和静稳天气增加，污染物更不易扩散; 全国降雨日数50 年来减少了10%，导致气溶胶的湿沉降减弱; 1970—2006 年海平面变化监测结果表明，海平面继续呈总体上升趋势。关于气候变化的驱动力，除了太阳辐射和地球内力( 火山活动) 等自然力因素之外， IPCC 第五次报告确定的是“95%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造成”，“极有可能的是，观测到的1951—2010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50%以上是由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和其他人为强迫共同导致的，其中贡献最大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

而监测记录表明，在1870—2014 年，全球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288×10-6 摩尔/升增加到397×10-6 摩尔/升，其中1960 年( 不足320×10-6摩尔/升) 以后的增幅超过70%。

如果要在2100 年将全球增暖控制在2 ℃这一“基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它对应的二氧化碳浓度是450×10-6摩尔/升) ，因此，必须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减排的关键时间节点是2030 年。

减排问题当然是20 多年来全球范围的争议焦点，中山大学的王学东教授( 气候外交) 讨论了围绕这一问题的国际博弈及其对中国的压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碳排放的增加，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最初我们强调总排放量不高，成了第一之后开始强调人均排放不高，但现在人均排放量( 2013 年达7.2 吨，超过全球人均水平的45%)已经超过欧盟28 国，所以几乎没有退路了”。

至于按累计排放量计算的“历史责任”问题，也有国家提出中国对土地的长期过度利用造成甲烷排放量很大。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近年来开始变得积极、主动，并为应对巴黎国际气候大会提出了自主贡献方案。

由于工业部门贡献了全国70%左右的碳排放量，其碳生产率( 单位碳排放对应的GDP ) 在2000—2010 年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 /3，工业碳减排是中国实现大幅减排的关键。

中国矿业大学的龙如银教授( 能源经济学) 对省域工业碳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他的结论是:全国的工业碳生产率在2005—2012 年呈总体上升趋势，但具有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区域差异，其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特征高度稳定，具有路径依赖性和锁定特征; 影响因素则有技术瓶颈的制约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他建议，减排政策应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在抛弃工业超高速增长模式、弱化GDP 考核的同时，让东南沿海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并限制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以确保中西部地区向低碳经济转型。

应对气候变化不只是减排，还有适应。台湾中央大学的李河清教授( 环境政策) 以台湾地区为例，阐述了气候变化的社会调适策略。

她提醒，IPCC 的第五次评估报告特别强调影响、适应和脆弱性，而最近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针对极端气候风险指出要降低脆弱性、减少暴露度、增强回复力。适应不是应付，而是要防灾减灾，是针对可能的情境通过适当策略降低负面冲击、增加正面效应; 其政策工具未必是建堤防、造水坝等硬性工程手段，更要重视管理体制和机制等花费不多的软性手段，如国土规划和水资源调配，预警系统和社区演练以及灾害保险。

她进而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既要有宏大目标，还要有具体指标。目前台湾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在根据各自特点制定政策纲领和适应方案，许多城市也不再宣称做“低碳城市”，而是以“韧性城市”( resilient city) 相号召。

学术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李河清的关注重点。她介绍，欧、美、日和台湾地区逐渐将这一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统称为“永续学门”( 可持续性科学/sustainabilityscience) ，而近期的全球研究大整合中出现了“未来地球”(Future Earth) 计划，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在跟进，它倡导CoCoCo( Co-design，Co-product，Co-delivery) 的精神，也即共同设计、共同产出、共同落实。

这里的3 个“共同”或合作不限于学者之间，而是包括所有的利害相关者，要在研究设计之初就找到所有的利害相关者，不是做好方案才交给使用者。

李河清还提醒，基于科学的不确定性，有必要强调“社会影响、社会参与、社会责任”。这一提醒与3 个“共同”一道，对大陆的学术界乃至政府都有启迪意义。

原标题：【深度】能源、环境与社会: 从乡村社区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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