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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0月选举中获胜,引发了许多关于宪法改革的辩论,但另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日本核电未来---尽管被吹捧为重大的选举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引起关注。
2012年福岛核电事故引发日本国内反核情绪高涨,但安培仍然把核电作为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大部分核电反应堆都被停运了,这个行业在国内前景日益黯淡。但安培主张日本核电技术推广海外的政策,以此作为解决日本贸易逆差的一种手段。我们需要从政治、金融和战略风险角度综合考量日本的核电出口计划。
核电出口加强了日本多边关系,通过向新兴经济体开放投资机会达成经济和政治目标。然而,某些核电出口协议可能会导致东京在国际核扩散限制方面的争议,或潜在的工业环境灾难,而且核电投资的长期经济效益也不确定。此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本社会传统的“核过敏”,包括核不扩散原则,在持续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下正遭受侵蚀。日本政府还被批评在今年联合国关于消除核武器的倡议活动上表现的退缩和不积极。因此,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在坚定核电出口的道路上,存在很多安全方面的风险。
一、日本与印度、土耳其民用核电合作,潜在国际风险
2013年,东京与安卡拉签署了首份后福岛出口协议,这是一项价值220亿美元的协议,用于建造黑海Sinop第二个反应堆。由于在地震脆弱性和发展本国能源基线等方面存在共性,土耳其特别寻求日本的核电专家。作为回报,该协议拓宽了日本在土耳其的投资前景,并有助于全球改善对日本核电技术的看法。该协议在2015年正式生效后,两国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增强了日本作为发展伙伴的地区信誉。
最近,日本与印度达成的民用核协议,加速了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融合。尤其是在作为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影响力方面,取得了联合。事实上,在两国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中,日本与印度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除了支持双方“抗中”这一共同利益,印度的发展也为日本企业提供了投资机会。
另一方面,这两笔交易都给东京带来了重大风险。许多土耳其最大的地震都发生在离Sinop地点很近的地方。日本政府委托的地震安全评估,给出了令人质疑的结果。欧洲议会已经呼吁土耳其放弃在Akkuyu再建核反应堆的计划,因为面临严重的工业环境灾难的风险。一场事故将会给东京带来复杂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并使日本的核技术受到质疑。
与此同时,印度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的非签署国,虽然保证日本技术不会被用于制造核武器,但这一模棱两可的立场令人担忧,缺乏法律上的约束。所以与印度核电合作,被批评为对日本传统防扩散原则的进一步背离。
日本与沙特的核电潜在合作可能会进一步破坏这些原则。尽管“日本-沙特愿景2030”计划表明,日本打算在沙特经济和能源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沙特与伊朗的竞争关系,以及雄心勃勃的核野心,已被视为沙特核电民用突破的“可怕”苗头。鉴于国际社会努力限制伊朗自己的核野心,日本与沙特的核协议可能被解读为双重标准,并可能使东京与德黑兰经济关系复杂化。
二、核电出口的长期经济效益不确定
日本企业面临着来自中国、俄罗斯、法国和韩国等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一些日本公司担心,广泛合作,特别是与中国公司的合作,会损害日本竞争优势,损害未来的前景。实际上,东芝及其子公司西屋电气(Westinghouse)等日本企业的财务诚信已经受到密切关注。现有的核电协议也可能被取消。仅去年11月,由于安全方面的担忧和不断攀升的工程成本,越南退出了与日本企业的核电合作,价值110亿美元。如果没有强劲的国内需求,许多核电公司可能会发现,海外核电项目的财务风险与回报之间的平衡将逐渐打破。
从任何角度看,安倍政府坚持日本核电出口都存在明显而重大的风险。尽管国内外存在争议,其未来前景仍不明朗,但核电技术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仍发挥作用。在全球对核电需求不断增长的大环境下,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会坚持其出口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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