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未来能源发展形势是再电气化、能源转型、能源互联

“4月11日，作为中国能源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发挥智库创新思想、建言献策、服务政府、服务行业发展的优势，正式发布了《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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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是电力规划设计总院2017年行业发展蓝皮书系列报告的首份报告，以能源领域“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为主线，对2017年我国能源发展状况进行全面梳理、综合归纳，并对能源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行动建议。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7》的发布，对能源界、经济界人士认知能源行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提供了重要指导。中国作为世界能源的重要组成，在清洁能源路径转型、能源企业 “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围绕这些问题，报告发布现场，来自国际机构、驻华使馆、专家、能源企业代表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张有生

“三化”代表了全球能源变革方向

从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看，“三化”代表了全球能源变革的方向：

① 结构上的变化，向低碳化、无碳化发展。

② 方式上的变化，由过去集中式为主向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再向以分布式为主转变。

③ 由过去的电气化、自动化向智能化方向转变。

由此带来较明显的特征，在电力界是“再电气化”，或是电力在未来能源消费中可能出现新跃升的可能性。一旦新增能源系统逐步转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如风能、太阳能，那么燃料成本就会大幅度降低，这对于提升本国核心竞争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世界能源变革大势的背景下，我国在这一轮变革当中，由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向未来低碳化、无碳化的能源方向转型，我国面临的挑战相比其他国家更为艰巨。

在发达国家在能源消费总量基本达到顶点的背景下，其能源转型只是对存量替代的问题。而我国能源需求在不断增加，现阶段背景仍是以煤炭为主，压力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我国制定了2016年-2030年推动能源生产消费革命的战略。

随着未来能源建设的主导发展方向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发展，在新一轮能源变革中，中国的能源发展不会再重复历史，滞后于世界一个时代，将由参与者成为贡献者，甚至是成为某些领域的引领者。

瓦锡兰集团中东和亚洲区副总裁Sushil Purohit

任何一种能源都不应该被抛弃

当前，全球企业都在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的智能技术变成现实，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孤立的看待所有能源，而是要把可再生能源整合到整体能源战略当中，任何一种能源都不应该被抛弃。

比如：LNG(液化天然气)可以发电，虽然在未来不一定如此，但以此为例多方法、多途径深化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必要的。全球有不少企业在推进相关工作，例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其可再生能源占比可达到70%-80%。在未来，老化的电站会被逐渐代替，柔性技术等新技术也会不断更新积极影响着世界能源发展。

而对于全球都在面临的弃能问题，由于风能本身变化大，很多情况下不可能做一些循环。所以，目前中国的解决方法只能是关闭风电站。今后在全球都增加装机容量的情况下，发电能力也会有所提高，并且会有像能量存储等解决方案。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和西方不同，但是可以从如德国、北欧等国曾犯的错误或面临的风险中去学习。

我认为，如果在中国能源战略是以综合发展的方式进行，那么机会更多。并且，在未来，中国可在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中作出更大贡献。当然，目前中国已经获得了十分斐然的成绩，这是不言而喻的。

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

转型和发展是能源发展两大关键词

我们始终认为转型和发展是能源行业面临的两个关键词，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并行推进转型和发展。

针对我国国情，我认为：

一是必须从增量入手。

同时，也要重视存量和实现先进技术突破的结合。在存量上，尤其要结合现有技术的更新改造和继续发展方面，把转型的思路揉进去。

二是高度重视行业管理体制机制的转型。

技术水平决定的是转型能力的高低，决定潜在的能力。但是，政策与市场机制决定了它的现实成效。

所以，围绕能源体制机制转型，首先要持续、强化推动加快市场化建设，同时加强监管能力的提升。

其次，现行业能源管理板块化，能源品种之间综合协调能力差，未来管理体制需打破板块壁垒，推进综合、清洁能源体系建设。

再次，增强市场主体对投资项目的经济性的自主性和责任性，从政府管理行为出发，应重视行业发展的边界，有底线不越界。

三是同时要推动传统技术装备制造能力及制造产业的转型。

四是在注重煤炭灵活、清洁化转型的同时，希望可再生能源能从之前的补充能源到现在的替代能源，尽快成为主体能源。

但新能源发展在目前不可独立来谈，尤其是在需要调节能力的电力系统。在新的能源格局里，我们必须深化对电力系统、电网作用的认识，有必要重新审视和评估电网在整个能源体系里价值发挥的方式。

新奥数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马晓旭

综合能源体系能效可提80%以上

中国在世界能源变革浪潮下所处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心位置。从产能结构、用能结构，甚至是综合科技的发展都决定了我们处于风口浪尖上。

在产能结构上，中国每年在可再生能源上投入1000亿，超过美国的两倍，也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在用能结构上，根据过去40年的数字统计，能源消费增长速度远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年均GDP用能在急剧下降。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2-2017年用能密度也是呈持续下降趋势。所以，我国用能结构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同时，不能忽略我国在综合科技(新能源汽车、无人车等)上的发展，也将对用能结构产生新的改变。

另外，整个能源结构的变革不止是物理层面的变革，也不仅是单体能源的变革，我们所有能源人正在推动的是柔性可适应的大规模能源网络。它所期望的是能够在未来能源互联互通的时候通过余缺互济的方式综合调优，使用能成本真正发生改变。

数据显示，综合能源的消费方式，整体用能效率甚至可以提高到80%以上，能源设施的利用率可以提高50%以上，用能效率提升30%，整体碳排放也会相应减少45%。

其中“整体”的意义描述是不仅仅通过单体能源改进的方式，而是通过综合能源的方式，在能源领域真正带来变革性的发展。这是在整个能源经济变革之下，实现路径里不可或缺的一步。

法国ENGIE中国执行副总裁刘恒伟

中国能源转型要直面煤炭问题

能源转型是必然的，这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但在能源转型就必须要直面煤炭问题，用好煤炭。

现在，中国大规模利用煤炭的结果就是对环境产生破坏。全世界有一半的煤炭消费在中国，全中国40%的煤炭消费在京津冀地区，雾霾的原因离不开煤炭使用现实。而在煤炭发电方面，我国虽然拥有全世界最高效的煤电厂，其排放标准更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但是由于总量过大，环境问题依旧凸显。

因此，现阶段，对煤炭问题我们要有非常坚定且清醒的认识：

一是必须要明确减煤，并且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二是要深化发展煤炭清洁化利用。

三是能源安全问题。

为了保证能源安全而广用煤炭，由于数量短缺而大量进口，效果就会与初衷背道而驰。能源安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指标或对外依存度指标。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了整个供应链，仅仅简单地将其化为一个指标是非常不科学的。这种认识导致整个能源政策走向、能源利用走向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反思表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对能源决策目标的认识。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刘克雨

中国企业出海应规避四大风险

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已将近30年，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能源企业纷纷走进国际市场，遇到了更大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中国油气海外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领域的扩大，我国企业也产生了变化。第一，逐步向全产业链合作发展。第二，从国企向国企和民企共同走出去变化。第三，从只注重陆上向兼顾海上发展变化，并且注重上游投资及工程技术更新。

同时，我们也面临四大风险：

一是政治风险。如何同俄罗斯、伊朗合作又避免美国长臂管辖是存在。

第二，“一带一路”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多变，这给我们带来了政策风险。

第三，这些国家普遍的支付能力有问题，让我们对未来投资回收有所担忧。第四，安全问题，中东、中亚国家恐怖势力较猖獗。

在规避风险上，我认为：

① 合作中不力求主导，充分注意对方诉求，同时认真评估其支付能力。

② 坚持分清政治、经济界限界，真正做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化运作。

③ 在海外合作中，我们要充分发挥综合一体化的能力，国际企业投资、技术是分开的，而中国是两者兼具。

英国大使馆能源官员Jessica Henry

可再生能源发展是尤为重要方向

有关弃风、弃光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达到2030年30%的目标，还面临很多挑战。

2017年中国的弃风率在12%左右，弃光率是10%左右，这是由于中国的地理现状及中国的西南和东南地貌的特殊情况所致。所以，我认为，建设长距离输电网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因为中国的用电量需求，二是对于输电网功率的需求，中国在这个方面非常努力，但同时面临很多困难。

另外，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结构应该有所更新。由于中国一系列低碳法律法规还是早期出台的，其低碳化促进方式有些过时。

就英国来说，我们在2008年、2013年、2014年分别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案，在各种市场适用于不同体系，且英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尝试过各种发展结构框架。英国有世界上最大立案的风电市场。

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就已经进入电力竞价市场，这些努力促使英国在上世纪末对二氧化碳减排达到了40%。同时，我们也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尤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去年12月中英双方也就可再生能源达成了高级别政府间合作方案，未来3-4年之内英中双方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会有广泛合作，希望进一步帮助中国减少可再生能源成本，增加可再生能源配置。同时希望在中英双方之间搭建论坛，更有效地谈论合作内容。

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官员蒋南青

大型能源集团身处能效转型过程

在全球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背景下，我国2030年可持续目标强调的是如何达到一种多收益的体系。中国的能源生产已经是全球第一，在已经达到将近峰值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去一味的生产、增加供给，而是要从需求侧出发进行能源革命。

从消费端来看，在整个生活场景中，日常生活需要的一半能源都是供热、制冷、照明、热水等都是低品位的能源，不需要用高品位的能源来供给。在这个方面存在着大量的能源浪费;另一方面还存在能源不足的问题，若要进行最佳能源匹配便需要良好的能源规划。

现阶段我国的煤炭消费占60%，瑞典、丹麦等国也是从70年代的100%纯燃油的能源结构转变成为当今100%的可再生能源的结构。这种能源转型是在遭遇70年代石油危机时，整个国家将所有能源循环利用且协调发挥作用,将供热、供暖、供电各种能源结构集中在一起，来去议价，在峰谷电价给能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达成共识。

瑞典等国家和中国体量无法相比，但可以借鉴其成功应用案例。比如现在前端的垃圾处理和生物质能源相结合应用。

在能源互联的情况下，还需要投入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这同时需要非常精密的测量和计量，对技术要求高，也会促进就业发展。可以说，在全球趋势下，中国大型能源集团转型也处在向能效转型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