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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大亚湾核电站从建设伊始的钢筋水泥都需要进口,到“华龙一号”国产化率超过86%,再到具有自主产权的核电站“神经中枢”——核级数字化控制平台“和睦系统”上线。40多年来,中国核电产业以大亚湾这个国内首个大型商业核电站为起点,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发展之路,实现了中国核电技术和装备走向世界。
用核电解能源之困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建设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蓬勃发展。然而,与发展速度相悖的是广东省能源短缺、电力紧张问题日益凸显。当时,工厂常常每周开四停三,再加上交通不便、通讯不灵,曾有客商戏称广东是“进不来、住不下、出不去”。破解能源困局已成为广东省的燃眉之急。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时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常务副省长的王全国在参观法国核电站后受到启发,萌生了在广东建设核电站,解决广东能源、电力匮乏问题的想法。
1978年下半年,广东省开始调集专业人才,组织核电建设队伍。1979年初在广东省电力勘测设计院设立核电组,并于同年9月成立核电站厂址工作组,开始了我国大陆地区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的选址工作。
当时,占香港地区发电量70%的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对与广东省一起合作建设核电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79年11月份,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一行9人来到广州,与广东代表团召开了合作建设核电站的第一次会议,双方协商同意采取合营的方式建设核电站。嘉道理提出,双方注册股金应控制在总投资的10%,其余90%的资金通过贷款解决,并承诺香港中华电力公司通过购买核电站部分电量的方式,提供外汇以偿还贷款。
同时,会议还决定双方共同组织广东核电站联合工作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广东核电站的可行性研究。1980年底,五卷红色封面精装的《在广东省合营核电站可行性研究联合报告》终于完成。广东核电事业就此踏上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征程。
千言万语 千辛万苦
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大胆地引入港资,以及其提出采用“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的模式,打破了此前我国重大项目均由国家投资的模式,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是否批准广东核电站项目,各方持有不同意见,分歧不小。
大亚湾核电基地。 (资料图片)
1981年3月9日,国家计委基建局、燃料局广东调查组呈文《关于广东、香港合营核电站可行性研究情况简报》认为,“在目前国家经济调整情况下,利用外资与香港合营建设核电站,以电养电,是发展我国核电和解决广东用电的一种办法”。但是,“香港提出的合营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合营建设大型核电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且其经济技术条件复杂,安全要求高。从目前工作深度看,还不具备批准建设项目的条件,应抓紧做好经济分析和选厂等前期工作。”
1981年5月21日至6月18日,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国家进出口委、国家能源委牵头主持召开审查会,对可研报告进行审查。在5月23日的全体大会上,王全国代表广东省委作了发言:“广东核电站这个项目的重要意义,不仅是解决了广东的电力供应、能源多样化和经济上受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快我国核能利用事业的发展。核能技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广东快点上去,就可以促进这个事业的发展,培养技术人才。如果通过这个工程,技贸结合,同时引进技术,那就可把国际上先进的核电技术拿来为我所用,最重要的意义还在这个地方。”
这次审查会虽然开了整整29天,但可研报告仍未得到通过。广东核电站是否可行,最大的分歧在经济测算方面。有人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走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道路,为什么要花钱向国外买?”还有人提出:“经济测算的总造价40亿美元,如果突破了怎么办?电量能否卖出去?中方的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
针对各持己见的局面,1982年5月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第三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会议确定了广东核电站项目要搞,但还必须通过对外接触、摸清情况,条件有利时再作决定。
1982年11月10日,应英、法两国政府邀请,中国代表团对英、法两国展开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考察,并就广东核电站建设问题举行会谈。此次出访不仅详细了解了国外核电工业建设情况和发展方向,还进行了对外谈判前的摸底,初步商谈了贷款、供货条件,把英国通用电气公司供货和香港售电合同挂钩,落实了向香港售电的方案。
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第四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会议决定,“我国核电站技术,要通过广东核电站的建设,采取技贸结合的办法,与外国公司合作生产,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就从90万千瓦或更大的机组起步,逐步掌握设计制造技术。不要按部就班,老是跟在外国人后面小步前进,而应在国外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起步,这样才能尽快掌握先进技术”。
1985年1月26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会正式宣告成立。
安全第一 质量第一
1987年8月7日,大亚湾核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然而,刚刚起步的核电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建设之路更是一波三折。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者们以坚忍不拔的意志,跨越重重困难,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理念,最终完成我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的建设任务。
1989年12月26日,“黄金人”在比利时核电站培训。 (资料图片)
1987年9月,主体工程开工的喜悦还没消散,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就迎来了对于工程质量管理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当时,中方员工在现场巡视时发现,1号反应堆筏基绑扎的钢筋比原计划少了316根。虽然核岛筏基设计的安全裕度很大,土建施工漏放钢筋并不算很严重的工程问题。但以时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全国为首的董事会认为,必须严肃处理、停工整顿、查明原因。当时,工期每延误1天,仅贷款利息的损失就高达100万美元,可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者们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理念,坚决不以质量换进度,不以质量换投资。在工程停工55天、钢筋总用量比原设计增加10吨的处理方案通过后,大亚湾核电站才重新开工。
此外,为了推进核电自主化,大亚湾核电站在建设中专门安排了部分中国施工方参与。但在大亚湾核电站主体工程建设中的核心环节核岛安装阶段,国内最有经验的施工方却在工程管理、人员组织、考核验收等各方面频频碰壁,难以与国际接轨。最终合营公司不得不变更合同,将核岛管道安装交给外国施工方。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谈起这些波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表示,正是这些考验,让大亚湾得以不断完善工程质量管控体系,最终形成了质量、进度、投资三大控制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工程管理模式。
另一方面,技术人员经验与水平的欠缺也是大亚湾核电工程建设中的一大“拦路虎”。如何解决人才问题?大亚湾给出的答案是,找最好的教师,按世界一流水平培训。
早在1987年4月份,大亚湾核电站主体工程尚未开工时,合营公司就陆续选调骨干人员培训法语,并于1989年起陆续派出115人到法国开展一年多的技术培训。
贺禹正是赴法培训人员之一,“当时采用的是‘影子培训’模式,师傅带徒弟进行培训,法国人上班时间短,如果只跟一个师傅感觉吃不饱,所以我们一般选择2个到3个师傅,可以跟班学习,掌握更多知识。在法国培训,考试的压力也非常大,两个星期要进行一次考试,还要交一份法语报告。”贺禹介绍说,平均每个人的培训费约130万法郎,按照当时的金价计算,相当于50公斤黄金,不菲的培训价格让后人称他们为“黄金人”。
在经历了重重考验后,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于1993年12月31日13时15分完成全部满功率试验,调试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4年5月6日,大亚湾核电站全面投入商业运行,投产当年2台机组完成上网电量107.8亿千瓦时,全厂机组可用率达到75.8%,有效解决了广东省的能源之困。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不仅实现了我国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成功起步,更为我国核电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5月,在大亚湾核电站的基础上,岭澳核电站一期开工建设,于2003年1月份全面建成投产,其设备国产化率达到了30%。2005年12月份,岭澳二期开工建设,其国产化率达到64%,全面实现了我国核电“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自主运营”。
“岭澳核电设备制造国产化不仅对岭澳核电工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提高了国内相关工厂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一条百万千瓦级核电设备制造的道路,是实现‘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引进技术、推进国产化’发展核电的方针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广核集团原董事长昝云龙说。
随着我国核电的规模化发展,核电自主化比例持续上升,从红沿河1号机组的75%到阳江核电5号、6号机组的85%,再到“华龙一号”示范工程防城港二期的86.7%,我国核电装备制造业也随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带动了我国整个核能产业链逾5400家企业共同发展。
2015年10月21日,中国广核集团和法国电力集团在伦敦正式签订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的投资协议,与法方共同投资建设英国三大核电项目,其中布拉德韦尔B项目将使用中国自主技术“华龙一号”。这实现了我国核电“走出去”的历史性跨越,核电由此成为我国“走出去”的国家名片,英国核电项目也被称为中英“黄金时代”的旗舰项目。
历经40多年风霜雪雨,从第一批“黄金人”赴法学习核电技术,到中国核电工程师走出国门为国外核电站建设和调试服务;从引进国外技术建设核电站,到用自主技术成功叩开全球高端市场的大门,从大亚湾起步,中国核电产业实现了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华丽转身,中国已从核电技术输入国跻身为核电技术输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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