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先生逝世 忆西气东输、特高压等重大决策过程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举国欢庆祖国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先生因病于10月4日下午4时溘然长逝，享年75岁。

国宝主任是中国能源领域的杰出领导，任期内推动西气东输、特高压等国家重点工程的决策和实施，他对中国能源产业的卓越贡献，得到了能源行业的高度认同，有“能源教父”的美称。

(来源：能源杂志 ID：energymagazine)

张国宝主任去世噩耗传来后，能源界无不痛心疾首，深感中国能源产业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优秀领导者。逝者已逝，愿他安息，祝国宝主任一路走好！往事已矣，来者犹可追，相信中国的能源事业会如国宝主任所愿，发展越来越好！

下文为国宝主任在任时，主导或参与的重大能源项目，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西气东输和特高压的决策过程，重发文章以示缅怀。

张国宝履历

张国宝出生于1944年11月，浙江绍兴人，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负责能源、交通基础司、工业司、高技术司、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2004年3月兼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2008年3月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11年1月，卸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

张国宝先后经历了7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亲身经历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上海洋山深水港、中俄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特高压输变电、金沙江水电开发等一大批世纪工程以及建设全国互联互通的统一大电网、第一个铁路中长期规划、城市轨道交通、天然气事业、新能源、船舶、汽车、钢铁、装备制造业等的发展规划和决策建设过程，著有《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一书。

西气东输工程决策建设始末

2014年12月30日，西气东输一线迎来正式商运十周年纪念日。这条被称为“能源大动脉”的管道项目构思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时候，目标是要将“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天然气送到中国经济的心脏部位。管道全长约4200公里，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第一期投资规模达到1400多亿元，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能源项目之一。

而十多年前的中国天然气市场，无异于刚出生的婴儿。2000年，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仅为272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不过3％，全国的高压管道不过2万公里，大部分为连接单一气田与单一用户而建。在这样稚嫩的上下游条件下，建设一条世界级的长输管线，其挑战空前，质疑之声自然不会少。

十多年后的今天，曾经的质疑都已烟消云散。

“西一线”之后，二线、三线、四线纷纷上马，中亚、缅甸天然气通过跨境管道进入中国，中俄天然气管道也在2014年5 月一锤定音。在2016年6月国务院最新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计划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10％以上。

更重要的是，“西气东输工程的决策和实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精神财富。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需要胆略和战略眼光，要有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要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气概”。作为这一重大工程的直接参与者，我想如实呈现15年前浓墨重彩的西气东输工程决策建设始末。

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

西气东输最早可以追溯到国家“八五”和“九五”计划期间（1991—2000年），最主要是在1995年前后。

我们都知道，我国在1963年建成大庆油田，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大庆石油会战后，不少地质学家又提出，最有可能发现大油田的地方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当时，人们对塔里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甚至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又发现了一个沙特”。因此，当时在全国调了2万多名石油工人去搞塔里木石油大会战。多年的勘探开发，确实带来了一些发现，但比原来的期望值差得较远。

不过，在钻探过程中有不少伴生气冒了出来。由于当时的目标主要是开采石油，对于天然气既没有采集和回注装置，也没有管网建设，因此只能放空点火烧掉。不少去过塔里木参观的人，看到沙漠里“点天灯”的现象，都觉得颇为可惜。有人提出，可以把天然气作为化肥原料利用起来。20世纪90年代，我国化肥还依赖进口，而农业发展又急需化肥，因此国家提出搞“大化肥”项目的设想。

当时，除了新疆塔里木的伴生气，海南的莺歌海也发现了气田。所以，国家提出，以莺歌海和塔里木的天然气为原料，在海南和塔里木各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设想。不过，集中新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计划，最后并没有彻底实现。在海南，之前有一套海南富岛化肥，之后中海油在海南东方市紧邻富岛化肥又新建了一套“大化肥”。老的一套加上新的一套，后来合并成中海油的富岛化肥厂。在新疆，南部泽普新建了一套20万吨的化肥厂，乌鲁木齐石化则建有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装置。两地都没有实现新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计划。塔里木盆地伴生气没有利用的现象仍然存在。

正因如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石油就有人提议将这些天然气收集起来，通过管道外送。中石油副总经理史兴全当时就曾提出设想说，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将天然气从新疆送到上海，大体上就是现在西气东输一线的走向。

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可行

到了1999年末2000年初，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去了一趟塔里木。回来后，他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交了一份报告。大意是，塔里木盆地有不少伴生气，放空烧掉很可惜，而上海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但亟缺能源。盛华仁提议，可以建设年输送能力在200亿立方米左右的管道项目，将气从塔里木外送到上海。盛华仁的设想，显然最初是中石油在塔里木的工作人员向他汇报工作时候提出的。当时塔里木油田的总经理是现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比较有激情。具体是谁做了汇报我不清楚，但他们向盛华仁提出了塔里木盆地天然气外送的设想。

收到盛华仁的报告以后，朱镕基总理觉得颇为振奋。我在朱镕基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的观察是，他不仅在宏观经济上很有造诣，对重大工程的布局也很有激情，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青藏铁路在内的几个大型工程，都是在他主政期间决定的。因此，听到这个提议后，朱镕基同志对西气东输设想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让主管这块工作的国家计委研究项目的可行性。

那时，我已经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刚好分管这块工作。当时国家计委设有基础产业司分管能源交通工作，分管司长是徐锭明，负责具体工作的还有胡卫平。所以，主要负责西气东输论证工作的就是我、徐锭明和胡卫平等人。当时我们在内心里都很支持建设这项工程。如果不搞西气东输，继续新建“大化肥”项目的话，还需要解决运输问题，那还不如推动天然气管道建设，还能推动全国天然气的布局。

当时国内天然气行业还只是初生，上游勘探开发也不明确，也并不存在下游天然气市场。我要负责具体管道工作的论证，有很多的担忧。到底上游天然气的储量和可能的产量有多少，当时没有确切的数量概念。如果建设了管网却没有气供应，怎么交代？如果要外送天然气，这么长距离，经济上到底划不划算？新疆到上海4000多公里，这种距离的管线在世界上也算是长的，更别说我国此前从未建过这样长的管道。如果建成之后没有效益怎么办？如果工程建设到一半，忽然证实产量没有那么大，又该如何面对投资？……未知的问题有很多。所以，当时对要不要搞西气东输，我心里没有底。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应该优先开展西气东输，还是寄希望于东海的天然气资源，优先开发东海？此前，地质部的勘探队伍一直在研究东海的油气资源情况，他们已经发现了平湖油气田。后来地质部进行了改革，负责勘探的队伍成为后来的新星石油公司，而负责平湖油气田开采的就是新星石油公司。2000年开始提出西气东输工程的时候，平湖油气田已经有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产量，就近供应上海。不过，上海能源缺口很大，东海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并不算多。

在发现平湖油气田之前，城市管道都是用煤制成合成的煤气来供应，但这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煤制气，这种煤气含有氢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成分。当时在中国，多数家庭还在烧蜂窝煤，条件好的家庭能够买到液化气罐，烧的是液化石油气（LPG）；而凡是有管道气供应的城市，大多数是用合成气。上海市在当时已经有管道气了。吴泾是化工产业集中的区域，“煤气”就是在这里生产的。平湖油气田发现以后，东海产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和煤气混在一起出售给老百姓，管道气的热值得到了提高。

但整体上来看，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缺乏能源，依然需要更多的天然气供应。当时并没有液化天然气（LNG）的概念，东海天然气储量也并不确定，所以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