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往事：走在历史洪流中

“三峡电网”的横空出世让这家以水电起家的电力央企被外界赋予时代意义，注定成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历程中一个重要的注脚。

作为搅局者，三峡水利重组方案及三峡集团后续一系列动作，无不折射出三峡集团意图打破垄断、建设独立电网的雄心。

（来源：微信公众号“能见Eknower” ID:Eknower 作者：大飞）

但挑战者为何是三峡集团？

在中国的电力结构中，火电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以“五大四小”为代表的发电企业实力虽不容小觑，但实力过于分散。

尽管水电在中国发电装机总量中的占比仅约20%左右，却大多集中于三峡集团手中。

相对于火电厂受制于煤价和电价不同，滚滚长江水流经长江电力旗下“印钞机”——三峡坝、葛洲坝、溪洛渡、向家坝4座巨型电站后，每年给这个全球最大的水电企业贡献500亿以上的营业收入和近300亿元的净利润。

27年前，三峡集团的成立肩负着中国水电崛起的历史使命。5年前，当电改9号文发布，这个被誉为中国能源领域最后一块难啃骨头的电力体制改革需要新的搅局者。

如今，“三峡电网”横空出世，它又将肩负怎样的时代使命？

时代痕迹

三峡集团身上，有着明显的时代痕迹。

这家全球最大的水电集团成立于1993年9月27日，前身是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在它成立的前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轰动全球的大事件。

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1992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年份。这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

彼时，中国社会正走在十字路口。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十分迅猛。截至1992年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近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8%。

尽管如此，但各种结构性矛盾在狂奔途中愈发突出。

其中一个极为严重的矛盾是，中国发电量增速已经远远跟不上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长价值的增长速度。

以1992年为例，当年中国发电量仅为7540亿千瓦时，位列世界第四，仅为美国30750亿千瓦时的四分之一。

但到了2018年，中国发电量高达7万亿千瓦时，位列全球第一，十六年间增长近10倍。位列第二的是美国，发电量为4.46万亿千瓦时，仅增长约1.4万亿千瓦时。

为解决当时的电力供应难题，从1992年开始，在水力发电站建设方面，中国实施“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建设小水电站，允许小水电站围绕电站建设区域电网,设立小水电供电区。薄膜光伏公司汉能集团创始人李河君便是受益人之一。

另一条腿是建设大型水电站。已勘察50年、论证40年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即三峡水电站）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邓小平南巡结束两个月后，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

三峡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最大型的工程项目。

事实上，这座即将开建的世界级水电工程承载了中国人治理长江水患、开发长江水电几十年梦想，被誉为世界水电发展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但面对这样一项浩大工程，中国当时的决策管理机制似乎并不适合时代的发展，将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合并的呼声再次响起。

彼时，水利部和电力部两套系统，两套领导班子，已因水电分分合合数个来回。但此次再次合并的阻力依然很大。

在水电从业人士看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应更加专业，由专业人员研究、开发水电，并统一形成一套系统或机构，而不是每次都是“临时组队”。

为顺利推进三峡水电的建设，国家最终采取折中方案，决定从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各抽调一些人员出来，组成新的水电机构，专门从事水电开发。

1993年1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兼任建设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下设三个机构：办公室、移民开发局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八个月后，三峡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从此承载着中国水力发电崛起的历史使命，水电系统也借机从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中独立出来，其规格甚至高于两部委。

三年后，葛洲坝电厂等水电站也相继移交三峡集团，全球最大的水力发电公司自此诞生。

新的使命

为了利于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统一规划、安排和管理，1997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

事实上，另一个版本是成立三峡省，但由于重庆是整个三峡周边区域内最强的城市，最终放弃成立三峡省计划，而让重庆晋升为直辖市。

这个由国务院牵头的，由水利、电力、交通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水电系统，虽然在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除了当地政府重庆市外，更多的依靠于水利部。

但三峡电站建成后，并网发电则需听从电力调度指挥。在这场关于水电的融合与竞争中，电网系统才是最后赢家。

在三峡集团成立九年后，中国再次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各行各业全面对外开放。

为顺应全球市场经济竞争法则，机构改革势在必行。2002年3月，国务院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当年底，中国电力新组建（改组）公司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原正部级企业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成11家公司，分别从事发电、电网和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等业务。

自此，中国第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完成，引入了竞争机制，实现了厂网分开。

两大电网，五大发电公司、四个辅助集团公司等11家公司中，国家电网公司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首任总经理是原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原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赵希正。

厂网放开后，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掌控着电力生产链条中的“咽喉”，负责调度各大发电企业所产电力。三峡集团也不例外。

三峡电站建成运行后，电力并网外送事实上一直受制于国家电网公司的电力调度。

直到2015年3月，电改9号文发布，中国拉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序幕，新的机遇出现。配售电市场的放开，让三峡集团看到了进军电网的机会。

同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巴黎协定》正式被通过。次年9月，中国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大了包括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力度。

近年来，三峡集团加快了在风电、光伏领域的布局。截至2018年底，该公司国内新能源业务已覆盖全国30个省市区，投产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问题一直以来备受诟病。

从2016年开始，三峡集团通过旗下子公司不断从二级市场增持重庆当地电力上市公司三峡水利（600116.SH）股份。最终在2018年1月，成为这家拥有完整的发、供电网络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随后又通过三峡水利，推进重庆本地电网的融合。重庆市对此非常支持，和三峡集团合作，助力打造“三峡电网”，实现“三峡电入渝”，将大大促进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接下来，这家水电央企或许会以重庆为出发点，由点及面实现异地扩张，逐步走出重庆和三峡集团的范图。

三峡集团的电网野心或能从下属白鹤滩水电站难产的外送方案看出端倪。

围绕白鹤滩水电站外送方案的“网对网”与“点对网”之争存在多时。四川省电网公司认为，在国家能源局已明确“统一接入四川电网”的背景下，水电站理应采取“网对网”外送方式；三峡集团则坚持通过“点对网”的方式送电，拒绝接入四川电网。

「能见」获悉，这或许正是原计划去年开工的配套送出线路迟迟未获核准的原因所在。

不久前， “三峡电网”和蒙西电网携手合作，或要建设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

“三峡电网”的触角更是伸至海外。4月24日，长江电力发布公告称，以35.9亿美元的基础交易价格收购秘鲁最大电力公司Luz Del Sur公司83.6%股权顺利完成交割。

有分析认为，在来来5-10年，三峡集团力图将“三峡电网”打造成为国网、南网之外具有发、配、售一体化产业生态的“第三张网”、全国性的配售电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