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十四五”能源发展 | 大变局下的国际能源合作新趋势

“十四五”期间，包括油气价格在内的国际油气市场将呈现哪些新态势？中国国际能源合作应该在哪些领域有更大作为？重点抓哪些事？会取得哪些新突破？应如何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并使及沿线国家的能源互联互通取得新进展？

建言“十四五”能源发展

第十三场： 大变局下的国际能源合作新趋势

2020年11月13日

总结报告

来源：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ID：beijingenergyclub）

“十四五”仍将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局势快速变化且日趋复杂，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能源领域首当其冲。一方面，新冠疫情重创了原本脆弱的世界经济，也使油气市场陷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间。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在欧盟和中国之后宣布2050碳中和目标，加上美国在州、城市和企业“自下而上”的减排承诺与行动，世界各国将围绕“减碳、低碳、封碳以及碳循环利用”而展开一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商业模式创新大赛。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将在以传统油气为主的化石能源项目基础上，将把更多投资转向节能减碳和清洁能源技术领域。

“十四五”期间，包括油气价格在内的国际油气市场将呈现哪些新态势？中国国际能源合作应该在哪些领域有更大作为？重点抓哪些事？会取得哪些新突破？应如何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并使及沿线国家的能源互联互通取得新进展？

2020年11月13日晚，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携手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以“大变局下的国际能源合作新趋势”为主题，联合举办了“建言‘十四五’能源发展”系列活动第十三场，就以上问题展开了讨论。

三位资深俱乐部成员专家应邀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国际能源论坛原秘书长孙贤胜以“新格局下国际油气合作的前景、机遇与挑战”为题做了报告，国家气候变化战略与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以“碳中和背景下的国际能源合作新趋势”为题做了报告，北大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以“国际大变局下中国如何更加有效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为题做了报告。

“十四五”国家能源规划专家委员会副组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会长周大地，“十四五”国家能源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煤炭信息研究院院长贺佑国，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朝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中海油原首席研究员、明德研究院院长陈卫东，国际能源署原中国合作部主任、法国国际关系学院及哥伦比亚大学兼职研究员涂建军，清华大学能源转型与社会变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继江等专家参加了讨论。

会议由俱乐部总裁陈新华博士主持，来自能源领域约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线上会议。

1. 孙贤胜博士的主要观点总结

国际能源论坛原秘书长孙贤胜的演讲的题目是“新格局下国际油气合作的前景、机遇与挑战”，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1）美国新一届总统及各部门领导人的更替将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

一是对中美关系而言，短期中美关系会有一些缓和，但长远看，中美关系依然是竞争与对抗并存，只是不同领导人或党派，其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不同而已；二是拜登政府执政的美国会回归全球治理的多边框架，包括重新回归巴黎协议、WTO、WHO等国际组织。三是在抗疫方面，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不会一样，在目前美国1200多万人感染，26万多人死亡的严峻形势下，拜登政府会更加务实并在国际合作方面会更加积极。四是拜登政府会重构和修复美国的盟友关系，特别是与其传统的欧盟各国及与英国的关系。五是拜登政府会更加支持绿色能源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会积极推动碳减排国际合作。六是拜登政府的美国外交政策会趋于更为理性，包括移民政策、限制穆斯林的政策、俄罗斯政策等。

（2）疫情加速了世界能源行业新变化。

首先，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能源供大于求的局面。2014年以来，全球能源行业持续宽松，2014年到2016年的油价从每桶最高100多美元降到了最低27美元，这样大的油价波动、降幅是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疲软、经济复苏缓慢、OPEC石油供应增加（包括美国页岩油气井喷式增产）共同导致的结果。2016年9月召开的第十五届OPEC部长级大会形成的OPEC+就是这一大势所趋的结果，也看得出OPEC与主要油气生产大国俄罗斯、美国在稳定石油市场方面所尽的最大努力。今年初疫情导致石油需求大幅下滑，沙特和俄罗斯的价格战导致油价暴跌，使石油市场一度陷入混乱。之后，美国的介入并通过多方合作才稳住了石油市场。有机构预测全球石油需求将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

其次，疫情加快了能源转型步伐。疫情让世界经济和能源需求增长按下了暂停键，促使各国深入思考能源转型路径，也使实现疫后经济绿色复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大会议上提出，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愿景充分展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捍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欧洲、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和经济体也陆续提出了各自目标，充分说明这次疫情正在加快全球化石能源向绿色能源转变的速度。

再次，疫情加速了能源公司的战略转型。2020年3月初油价暴跌以来，国际大石油公司迅速做出反应，除了采取大幅削减投资、降低运营成本、裁员、资产出售、压减供应链成本等常规手段外，也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在投资方向上更加集中于短周期、低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以及延迟削减产量或者退出大型资本密集型投资，同时采取了进一步优化资产组合、保留核心资产、剥离非核心资产等措施。未来10年，国际大石油公司在资产结构上会发生较大变化。常规陆上和浅水资产的产量，占国际大石油公司油气总产量的比重在持续下降。这个比例从2009年的72%，降到了2019年的52%，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下降到40%以下，可以看出，这些公司也在加速转型。

最后，疫情加速了油服行业的重新调整。疫情导致油服行业与其上游油气企业的订单骤减，低油价对其间接的冲击巨大。以欧洲油服公司市场为例，疫情发生前，市场规模大概是每年470亿美元的工作量，随着疫情蔓延，油价暴跌，欧洲油服公司估计失去了10-15%的订单，订单减少导致收入锐减，公司大幅亏损，小公司被迫倒闭。如：斯伦贝谢、贝克休斯、哈里伯顿，今年第三季度合计亏损约1.48亿美元。石油公司预计全球油服行业到2024年才能逐步恢复到2019年的市场规模。所以，这次疫情正在推动油气行业重新调整。

（3）新格局下油气行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全球新的能源格局与经济形势下，在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下，油气行业受到的挑战巨大，但也存在机遇。

第一，油价低位运行，项目盈利能力受到巨大挑战。因低油价运行，导致项目盈利能力持续下降，而石油消费需求大减，使许多公司不得不减产，油田中尤其是那些老的、边际产量低的区块无法赚钱，面临不得不关闭的窘境。

第二，美国页岩油产业在艰难困境中挣扎。因预计美国页岩油产业仍有复苏可能，许多企业抱团取暖，合并重组，互相帮助，共用设备，尤其是尽可能互用、共用闲置资产，政府也对油公司采取多种措施，银行也在资金支持上给予帮助，千方百计避免企业破产。

第三，以石油收益为主的OPEC国家压力巨大，对国际石油公司的海外营收影响巨大。低油价运行的情况下， 尽管OPEC+在许多方面合作多于不合作，但各国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对那些以石油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国家来说，压力更大。这种压力会导致一些资源国政府为了加大财政收入，可能加强对外国公司的税收，使海外作业的石油公司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例如，中石油的海外项目主要分布在35个国家，加上其他的服务及联络处共涉及70多个国家，共90多个项目。目前形势下，像委内瑞拉、伊朗、伊拉克、乍得、苏丹等国家，由于财政收入减少，这些国家的税收会加强，同时由于这些国家财政收入能力较弱，加上其货币贬值的可能性较大，都会给中石油带来潜在的风险。

第四，新冠疫情给海外油气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带来许多挑战。疫情促使海外油气公司不得不改变经营和管理制度、流程、规定，在公司的精细化管理上要求更高。疫情常态化后，人力管理难度加大，成本升高，不得不改变换岗、倒班制度。疫情也加快了海外公司的信息化建设步伐，升级了数字化、信息化等通讯联络方法。

第五，油气行业在新的全球形势和格局下也在多方面催生了一定的市场机会。如：新能源发展正在全方位加快化石能源被淘汰的速度，著名的车企戴姆勒奔驰近日宣布2030年将不再生产燃油车，这会给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低油价下BP整体出让了其下游炼油和化工产业，为其它公司提供了市场机会。低油价下，一些运营困难的公司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考虑裁员，但裁员也存在成本和风险，这些公司从战略上采取了出让某些项目的办法，也为其他公司提供了机会。

（3）对“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在“十四五”期间，在低油价、疫情常态化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双循环的大背景下，应积极坚持走出去的国际化合作道路。应把握住低油价下的市场机会，拿到好的项目。选择好的项目，特别是在天然气和LNG、光伏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尤为重要。

另外，在对外合作中，在新能源，氢能，能源效率，装备制造等技术合作上，还有很大空间，应该发挥我国大公司的优势，把装备制造、电气制造和5G、大数据等配套运作，可为今后项目“走出去”创造新模式。

2. 李俊峰主任的主要观点总结

国家气候变化战略与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的演讲题目是“碳中和背景下的国际能源合作新趋势”，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1）我国经历了多层面、多种方式的国际能源合作。

首先，在多边能源合作方面。一是通过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实现多边能源合作，其中最多的是UNDP和GEF，主要集中在扶贫、环境保护、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领域。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大约提供了十几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我国的能源及其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最大的单项合作是实施臭氧层保护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相关行动。另外，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实施计划领域，主要是GEF基金项目，包括在节能和能源效率机制创新、可再生能源规模化等。在清洁发展机制方面，主要集中在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氧化亚氮、氟利昂替代等领域。在机构能力建设方面，主要是联合国系统推荐的小水电、沼气、太阳能中心等。二是在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多边合作，比较典型的是世界银行主导的领域，包括80年代的农村能源项目、90年代的水电项目、环保项目以及进入21世纪后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项目。其中最为成功的项目包括二滩等大型水电项目、风电规模化项目、光伏发电能力建设项目、环保领域的碧水蓝天报告等。另外，亚洲开发银行在中国的合作领域和项目与世界银行基本一致。三是通过多边合作机制进行的国际能源合作，其中最大的合作机制是中欧能源合作，代表性的项目包括90年代初期的能源综合培训项目、能源效率管理项目、可再生能源创新项目、碳市场能力建设项目，也包括近期推动的碳中和等。其它的多边合作机制包括与国际能源署（IEA）、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合作、G20机制下的能源合作、APEC机制下的能源合作等。

其次，在双边能源合作方面。我国的双边能源合作更多，较早期50年代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合作，在156个大项目里有52个能源项目，涉及水电，煤电、石油化工等领域。其它有成效的双边合作包括：日本的绿色援助计划，与挪威的能源合作，与德国、丹麦、荷兰在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中美在核电、可再生能源、清洁煤、能源效率方面的合作，英国能力建设项目，包括在中英繁荣基金中的“志奋领”奖学金计划等。

再次，在NGO主导的国际能源合作。主要合作的基金会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能源基金会、琼斯基金会、洪保基金会等。主要合作的NGO包括WWF、NRDC、绿色和平、美国环保协会，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等。主要的合作内容有洛克菲勒基金的领导人计划、WWF和琼斯基金会的能力建设、能源基金会的政策研究、NRDC的煤控和油控项目、洪保基金会的人才培养计划等。

最后，在企业层面的国际能源合作。企业层面的国际能源合作主要包括装备制造、咨询服务、标准、检测、认证、技术研发等领域。中国技术发展约75%得益于国际合作，能源技术项目也是如此。典型的合作企业和机构包括：在装备制造领域，有GE、西门子、三菱、东芝、ABB等；在咨询服务领域，有麦肯锡、IBM、四大会计事务所等；在标准、检测、认证领域，有挪威船级社、TUV和GL等；在技术研发领域，有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各大实验室、德国的弗朗霍夫等。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国际能源合作从以输入为主，开始向有进有出转变。在某些领域也出现了引领的迹象。以光伏为例，接近每千瓦时1美分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中国企业创造的，包括中国的光伏装备制造业、设备集成商，也包括中国电建，中国能建，中国电气等做了一批上百万千瓦的光伏项目，也在中东、南美（阿根廷等）做了许多项目。另外，我国在电网建设和三代核电建设方面有可能成为国际合作的新领域。

（2）国际能源合作在推动我国能源转型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国际能源合作，我国学习到了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机制和先进的理念，也培养了各类各样的人才，对推动我国能源转型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通过国际合作，我们吸取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学习到了先进的技术。在节能和能效管理方面，80年代初建立的北京能源效率中心及随后遍布全国的节能中心，与欧盟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在能效标识制度及合同能源管理方面也都获得了经验和做法。在投资项目管理方面，许多经验源于世界银行的水电项目，后来总结为“四制”即：业主负责制、招投标制、质量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环境评价制度。这些制度在80年代、90年代对中国能源投资管理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战略规划与法规建设方面，如：当时环保局的碧水蓝天报告，在90年代对中国防治大气污染很有帮助。1992年完成的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战略研究报告，到现在都不过时，当时就提出了应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着力提高能效并推动煤炭的清洁利用等。另外，在能源转型与改革方面，在电力体制改革、油气改革、可再生能源立法及商业化开发能力建设等方面都得益于许多国际上好的做法和经验。在技术和装备制造方面，我们学习和掌握了许多先进的工艺及流程，如：钢铁的短流程工艺、集中供热技术等。许多先进产品在我国逐渐普及，如绿色照明系统中的节能灯、LED，机电领域的高效电机等。许多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及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装备（如：从风机制造到光伏发电及太阳能热发电等）都在我国发展成为重要产业并逐步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其次，国际合作为我国提供了先进的发展理念并培养了各类人才。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到现在的碳中和，这些发展理念都源于国际合作，一直在推动我国的转型发展。国际合作也为我国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复合型管理人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核电公司、可再生公司等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大多数装备制造企业有国际化背景的技术总监，在研发领域有国际合作背景的一批批院士和高级领军人物等都在不同场合接受过国际项目的熏陶和培训，大多数都有国际合作的背景和在国外深造的经历。

（3）中欧CO2排放达峰与碳中和差异巨大，中国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首先，欧盟CO2排放达峰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中国CO2排放达峰时间表是人为设定的。欧盟大部分国家是在90年代初，甚至有些国家是在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时就已达峰，平均达峰时间是在90年代，并且是通过事后计算才知道的。达峰后，欧盟的CO2排放有漫长的平台期，是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2000年左右，接近20多年，有些国家的平台期达到30年，之后才开始快速下降，这一趋势下欧盟提出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的CO2排放达峰时间表是人为设定的，目前CO2排放仍在爬坡，没有看到峰顶。各地对达峰概念的理解不一，现在仍处于研究阶段，很多地方把达峰安排为努力爬坡，而不是尽早达峰，尽可能把排放量基础做大，利用所谓的发展空间。显然我国CO2达峰还需付出艰苦努力。

其次，在碳中和问题上，欧盟承诺的碳中和时间和达峰时间间隔约为65-70年，个别国家是80年左右，而我们只有约30多年的时间。达峰后，我们几乎没有平台缓冲期，就要快速下降。如：五中全会确定了2030年前CO2排放达峰，2035年就需要稳中有降，2035年到2060年只剩25年，要在这25年的时间实现碳中和。我们没有平台期的缓冲就需要下降，而且是快速下降。在缺乏足够时间的条件下我们如何实现碳中和，这是我们未来国际合作应该考虑的重要话题。

（4）欧盟采取循序渐进式的气候中和进程的经验值得学习。

欧盟的气候中和进程是循序渐进的，最早从70年代挪威首相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开始，环境保护的思想、一个地球的思想开始逐渐在欧洲深入人心。直到90年代提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时候，特别是在1997年提出到2050年实现50%可再生能源供应的时候，当时在国内虽有争议，但大部分人是支持的。到2010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进入第二减排期的时候，欧盟又提出了三个20%的目标（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提高到20%、能效提高20%、碳排放量相比1990年水平减少20%），2016年时把减排指标修正为到2030年减少40%，现在又提出到2030减少60%，进而提出了2050年实现要求高于碳中和的气候中和目标。这是一个随着技术、机制和民心逐渐成熟、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几点经验值得总结。一是通过立法，广泛动员民众参与。经过长期讨论，逐渐形成共识，虽然有人反对，但是大部分人是赞成的。在欧洲，能源绿色转型、气候行动、实现气候中和已确确实实深入人心。二是明确目标，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包括BP、大众等一批大型能源装备制造业企业、大的汽车厂商，跨国石油公司基本上都行动起来了。BP提出2045年要实现碳中和，我们虽然不知道其实现碳中和的具体路径，但BP已经开始行动了，大众也提出了碳中和目标。相信欧盟所有企业都会逐步提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路线图、技术方案。特别是德国企业，比如煤炭早些时候确定2047年全部退出，但现在提出2038年就要全部退出煤电。三是实施协同治理，推动部门之间合作并形成协力。欧盟所有国家在能源环境与气候方面都是协同治理的，比如德国环境部长来华访问时骄傲地说，德国每一个部门都是气候部，都在为气候中和贡献一份力量。四是为一些拟淘汰的行业设立公平退出机制。为了实现气候中和目标，欧盟为某些行业、企业设立的公平退出机制也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欧盟设立了煤炭公平退出委员会，德国设立了400多亿欧元的煤炭公平退出基金，详细规定早退出与晚退出所得的援助细节，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显然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也需要类似的机制，将目标变为各省市、各行业、各企业的实际行动。

（5）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亟需学习国际先进经验。

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思考，相关的国际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如何形成上下一致的共识。在形成上下一致的共识过程中，欧盟的立法进程是通过广泛讨论，通过与议会、选民的长时间沟通取得共识，再将共识化为一致的行动。

二是如何形成各部门协作的合力。德国的经验是每个部门都是气候部，都有气候行动的积极性，各部门可以做到齐心协力。我国目前各部门在协调“十四五”规划目标、2030年达峰目标，2035年如何实现碳排放稳中有降等方面协调工作相对困难。

三是如何形成不同行业的碳中和路线图。德国也好，欧洲也好，每一个行业都在讨论如何实现碳中和，包括钢铁、冶金、交通等行业。冶金行业的技术路线基本上是氢能支持下的氢冶金，直接提了出来。交通行业的技术路线基本是围绕电动汽车，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形成共识，基本上是在2040年之前，最早有的是在2030年之前，也有的城市要更早一些实现电动化，这些经验和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各行业学习。

四是如何实现高碳行业的有序、公平退出。我国未来主要应考虑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退出时间表，如何退出？2013年以后国内碳排放增量部分主要来自石油天然气，油气消费将是减排的重要领域。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在CO2达峰及碳中和前后要承担什么角色？欧盟已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的退出设计了很好的路线图，荷兰也已提出了天然气退出日程表，过程中会涉及哪些替代技术，包括储能、氢能、碳捕集和封存等技术，这些都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6）在实现碳中和这场艰巨而伟大的任务中，我国需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从过去以单向输入型合作为主向今后的双向互动模式发展。

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碳中和是一场发展转型和能源转型的国际竞赛，积极主动应对至关重要。主动应对是欧洲和美国一批企业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不但欧洲企业已在积极应对，美国企业也已在下届总统及国会在减排政策上存在不确定的前提下，已开始坚定不移积极走低碳减排之路。例如，苹果公司已基本实现了碳中和，而且还实现了碳追溯，促使其产品全产业链上所有企业都向碳中和目标靠拢。再如，大众汽车也提出了碳中和方案，要求其所有零部件供应商也要实现碳中和，例如，其使用的钢板，要求钢板供应商今后必须制定碳中和路线图和日程表、技术方案，并要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中提出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须遵守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减排原则（“三可”原则）。可以说，今后产业链上所有产品的碳行为、碳踪迹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另外，我们需要在下一步的国际能源合作中找到一些新机制、新观念、新理念、新思想来改变我们被动式的思维程式，在CO2达峰和实现碳中和行动中坚定信心。在继续延续传统合作，继续学习国外成熟经验，继续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同时，创新发展我们的理念，扩大影响。比如，在光伏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经验，真正实现光伏产业国际化，在全球实现碳中和上贡献中国力量。

（6）对“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建议认真研究CO2达峰与碳中和之间的关系。在达峰的问题上，尤其要考虑目前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新基建，5G之类等是否与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匹配，应该吸收国际的经验和教训，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机制，在学习其他国家经验的同时，找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3. 杨雷博士的主要观点总结

北大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的演讲题目是“国际大变局下中国如何更加有效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1）新冠疫情、碳中和、中美关系已成为当前全球能源大变局的核心变量。

一是新冠疫情成为能源大变局的重要因素，史无前例地改变了能源发展态势。根据IEA最新预测，2020年能源需求负增长5%，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所有化石能源都大幅下降，石油需求降幅达8%，对整个产业影响巨大。新能源一枝独秀，可再生能源仍保持了增长态势，预示着如果把疫情应对和促进能源低碳转型结合好，则可能会发现新的市场机会。

二是从国际上，欧盟为主推行的碳足迹、碳价和正在酝酿期的碳边境调节税对未来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影响巨大，尽管其有效性、合法性和公正性都有待商榷，但未来一旦全球大部分主要经济体都能接受，则主动而积极提早应对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这次我国提出“碳中和愿景”是非常英明的决策。也显示出能源的一个重大变局是从过去的能源要“保障供应”变为现在的能源要同时“保障环境和减排需要”。

三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包括全球国际关系的变化，对全球治理影响巨大。传统上以西方国家为主的治理格局和模式需要改革，应更充分考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诉求，下一步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全球治理怎么演变，全球能源治理如何变革，我们如何化危为机，都非常值得关注。

（2）近年来我国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全球能源治理是要靠人来完成的，中国能源界的领导们正在全球能源治理的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包括孙贤胜当选并履职国际能源论坛秘书长、李雅兰成功当选国际天然气联盟候任主席、舒印彪当选国际电工委员会主席等，这些事件令人振奋。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在有些过程中做了很多参与和支持工作。

（3）全球能源治理涉及多个维度。

第一条，投资贸易框架与基本规则，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WTO规定的有关贸易自由、降低关税、贸易便利化等规则，都适应于能源，也为能源的贸易投资提供了保障。此外区域性的也包括《能源宪章》的一些内容，以及相关行业性的如亚行等投融资机构在能源投融资方面的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能和平利用的基本规则和规定等。这些都是比较硬性的规定，因为不是能源行业自己制定的就容易被忽视，没有这些规定的话，我们能源的贸易和国际投资就没有依据，也没有办法保护，这是能源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条，能源政策协调、研究与分享。以天然气政策研究为例，IEA在2002年发布的《中国天然气市场和政策研究》、2012年发布的“天然气价格改革研究”和2019年发布的“天然气市场化改革政策研究”就是一个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在能源政策协调、研究、分享方面的典型案例，为推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许多研究及政策建议与中国能源发展和改革的进程高度吻合。通过这一本本的能源政策协调、研究与分享报告，为我国能源政策制定与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能源展望》的中国特别报告，当时得到主管副总理张高丽同志的特别重视。通过第三方角度，观察能源政策进展，发现存在的问题，往往可以取得的良好效果，不光是对中国，其实对于能源国际政策的推动也有很大帮助。

三是能源数据统计与共享，这一领域是薄弱环节，各国也意识到这一点，都希望能有更加公开透明的数据来支撑决策和形势判断。目前，在IEF的框架下联合数据分享倡议（JODI）做了大量工作，IEA作为历史更长的机构，研究能力更强，也做了大量的数据统计工作，很多情况下，数据来源于政府官方，数据质量差异巨大。BP几十年如一日也在提供统计分析数据，对行业影响也很大。今后在更加深入进行能源转型分析时，数据的分享非常重要，离开了国际组织的数据支持，任何国家政府都很难全面完成能源决策与判断，即使美国能源信息署也无法独自做到。

四是清洁能源技术推广，包括可再生能源署、清洁能源部长会议机制、全球能源互联网组织，也包括IEA的技术合作计划（TCP）等，中国在APEC下还推动成立了一个可持续能源中心。在多边框架下，共同进行技术研发和推广，都非常有意义。

五是在能源安全与应急方面，IEA是通过管理石油储备，应对国际石油市场波动，包括OPEC也是这样防止油价大起大落的组织，他们都有约束力和协调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包括在紧急状态下成员国之间的互相帮助。因为美国已成为石油出口国，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是所有大国中显得最为迫切的，怎样通过国际机制，而不要自己单打独斗，发挥更大的协同优势，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六是通过对话与交流，推动能源转型。有很多机制，包括IEF是作为专门进行对话的组织，对话的目的是增进理解、消除误会，了解各国家不同的情况，尤其是在国际会议上，有时存在很多误解，通过对话和交流能够形成共识，找到适合自身的解决方案，推进能源清洁转型，这也是国际共识。

另外，还有很多专业性与区域性能源组织，包括国际燃气联盟（IGU）、世界石油大会等影响力都很大，有影响的全球能源组织有20多个，如何使这些组织发挥协同优势，避免重复工作，共同推进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是极为现实的考量。

（4）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建议。

这里是对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建议，也是为“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有关国际合作建议，重点是要进一步加强软实力建设。

一是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原则，习近平主席对此有明确的指示，即：“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不是要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不断完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原则。现阶段我们还是应学习为主，在某些领域，在硬实力足够强，软实力也具备的条件下可以发挥更好的引领作用。在规则制订、知识、思想分享等方面我们还需努力，这需要一个过程。

二是根据我国的能源安全诉求，包括石油储备规模和面临的石油安全问题，建议我国认真考虑“十四五”期间启动加入IEA的进程。印度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不是全球最大消费国组织的正式成员，今后问题会越来越大。目前的联盟国地位已经不能使我们充分利用这一组织为我服务。

三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我国应秉持更加开放、合作和主动的态度。尤其应该针对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提高公众宣传，让大家凝聚共识，让企业理解，发挥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在一场新的国际竞赛中，我们能不能占据制高点、是否在主动位置，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的愿景。

四是我们要强化软实力，通过强化软实力支撑我国硬实力。在硬件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上我国往往有特别大的优势，比如，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72%的光伏组件是中国制造，49%的锂电池是中国制造，45%的风机是中国制造，有非常强的清洁能源技术能力，但却被人指责我们在“一带一路”上输出的主要是化石能源，我们有如此强大的清洁能源生产能力，为什么不能把故事讲好，让大家接受，为我们清洁能源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这些都很值得思考。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应该更加开放和主动，不能再有把减排看作是西方国家限制我们发展的论调。没有软实力的支撑，硬实力是走不远的，这一点无数国家的历史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五是我国的能源数据统计确实应该与国际接轨。我们一直缺乏有质量的能源数据，这一点确实有历史原因。我们原来是生产计划统计，与苏联做法接近，不是能源商品的统计，还在用煤电的转换效率来将可再生能源转换成标准煤，与可再生能源今后的主导地位不相匹配，需要认真研究修改完善。多年来国际上对我们的数据不满意，我们自己也不满意。建议“十四五”时期，认真对如何提高能源数据统计质量做出改进，甚至是改革，应该要对此事提到议事日程。

六是要多层次参与全球能源对话和交流。一方面包括高层要重视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能源合作应该有更广泛、更高层次的合作交流，与能源组织、国际多边组织保持高层交流非常重要，因为高层领导会有更宏观的视野、更深度的理解，容易达成共识，有助于推进相关国际议程。

另外，应该强化民间能源外交，包括企业、智库、学者等等这样的民间外交。二轨对话更有助于加深彼此的理解和信任，消除误解。从民间角度，合作共赢和发展是永恒的主题。

4. 其他与会专家主要观点总结

其他与会专家围绕国际能源合作及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1）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仍需高度重视能源安全方面的挑战。

油气产业在新冠疫情和低油价的双重打击下，投资出现大幅下滑，这将给国际油气市场的动荡埋下隐患。全球低碳转型和碳中和目标加大了油气投资的不确定性，但疫情后全球油气需求还将增长，投资短缺造成的供应紧张局面或将再现。需要明确低碳转型是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油气安全既要放眼长远，又要服务于现实。油气工业要坚持走出去路线，但要淡化油气的战略属性，回归其商品属性与角色定位，同时充分考虑各方面风险，包括项目长期的碳排放风险。

（2）中国应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全球“碳中和”提供“低碳/零碳解决方案”。

随着欧盟、英国、挪威、韩国、中国和日本相继宣布碳中和或气候中和目标，全球已经开始了一场围绕着“碳中和”目标的技术、体制与商业模式竞赛。美国也一直在城市层面、州层面、企业层面行动，68%的美国GDP要在2050年或之前实现某种形式的碳中和，这种趋势与谁当总统没有关系。要实现全球碳中和，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从技术解决方案看，因为中国太阳能光伏电池产能已占全球70%多，风机产能占45%，储能与氢气电解槽等成本目前都是全世界最低，中国的低碳装备制造将成为全球低碳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结合软件技术，中国有望为其他国家的碳中和目标提供全方位系统解决方案，帮助应对发展中国家既要发展，又要减排的挑战。

（3）“碳中和”有望成为修复中美关系的重要抓手，中国应加强与欧美各国低碳转型的经验交流与分享。

拜登在竞选时承诺，一旦当选，将会在第一时间让美国回到巴黎协定中，并宣布美国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拜登候任政府的重点工作领域，原国务卿克里有望出任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国与拜登政府有着共同的目标，可以加强合作交流，并以此为抓手，修复中美关系。

同时，我们也要加强与欧洲各国的合作，尤其是在企业层面的交流，学习欧洲在凝聚全社会共识，在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间形成合力，制订行业技术路线图精细化方案，让落后地区参与低碳转型，让高排放行业（如：煤炭）体面退出历史舞台等做法。

在学习欧洲经验的同时，要培育中国在低碳解决方案方面走出去的能力，培养国际咨询能力，讲好中国绿色发展的国际故事。尤其在“一带一路”方面，更多地宣传和推广在低碳技术的使用和落地，并积极联手欧美公司，在第三方（如：非洲）开展低碳投资合作，培养当地人才与能力。

（4）重视“‘十四五’期间中国启动加入IEA程序”的建议。

中国很有必要启动加入国际能源署的程序。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IEA已经实现了从最初围绕维护和保障石油为主的能源安全向能源安全保障机制加上全球低碳转型智库的转变。二是IEA正式成员虽然一直受限于经合组织国家，但IEA已经取得了第一步的突破，把中国、巴西、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变为协约国。已经在机制体制方面有所突破。三是我国目前作为全球能源消费最大、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在能源安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需要一个国际舞台来获取资源并发挥话语权。在全面落实“四个革命”的同时，“一个合作”也显得十分重要。四是作为正式成员国参与IEA工作，有助于我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能源、气候及相关领域的事务，如：能源与气候基础数据信息分享、应急机制响应、政策研究与协调、对话与沟通、能效提高与能源技术产业化等。

（5）把“消除能源贫穷”作为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新领域。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响应，并已经正常运营。在此基础上，在重要且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中国可以考虑倡议在“消除能源贫穷”领域设立专门的国际机构，进一步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占领道德制高点，并以此配合“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可以在非洲及东南亚国家尝试试点，也可以和AIIB、亚开行等金融机构合作。

另外，与会专家还建议专门组织一次题为“‘碳中和’背景下煤炭行业路在何方？”的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