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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城市作为“先行者”迎来绿色转型战略窗口期，在优化产业结构、畅通沟通机制、创新城市管理等低碳城市试点工作中积累了许多经验，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与短板。现阶段，各城市应进一步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完善城市碳达峰方案的科学论证机制，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立足长远，探索出符合本地的低碳发展模式。

城市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主要聚集点，也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城市作为“先行者”将迎来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升的绿色转型战略窗口期，并加速探索低碳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共赢路径，更好发挥低碳城市服务全国节能降碳目标大局的作用。

从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启动第一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开始，截至目前，全国有共87个省市区县纳入试点范围。

时至今日，各地在推进低碳城市试点工作过程中，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许多发展经验。

一、协同减污降碳，优化产业结构。北京市协同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和碳排放控制，自2012年起被设立为低碳试点城市以来，通过产业疏解整治、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节能产品补贴等行动，推动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连续6年在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考核中获得“优秀”等级。通过大力压减燃煤、改善能源结构，2020年北京取得了单位GDP能耗0.23吨，能源强度下降最快、能源利用效率全国最优的佳绩；深圳市则以碳排放达峰、空气质量达标、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三达目标”为引领，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和行业内部高级化，在GDP年均增速达到9%、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7%的情况下，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均下降率为5%，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增长。

二、加强顶层设计，畅通沟通机制。成都市以创新协商共商机制，推广绿色共享的交通体系，搭建了政府、企业、民主党派、热心市民等多主体参与的专门协商平台，从而可以及时解决共享交通发展中的普遍和共性问题；广元市自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后，确立了“低碳重建、低碳发展”的战略，成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市低碳发展领导小组，分步骤分阶段出台低碳发展规划。“双碳”目标的新形势新要求下，广元市设立市低碳发展局，配置专门力量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研究制定发展规划、组织实施年度计划、整体统筹协调、指导全市绿色低碳发展工作，为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采取多种措施，创新城市管理。苏州市加强工业园区绿色低碳精细化管理。通过设立多项专项引导资金，鼓励区内单位开展节能环保工作，并成立众创空间推进绿色低碳产业及人才培育，先后获评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园区、低碳工业园区试点、绿色低碳园区示范和能源互联网示范园区；太原市则以主城区气候温和、地势平坦、空间紧凑的自然条件为基础，不断创新优化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坚持“政府主导、公益为先”原则，及时引入二维码、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先进技术，形成了被广泛借鉴的公共自行车“太原模式”。

四、探索市场机制，积累良好经验。作为我国碳市场试点地区第一个实施碳配额有偿分配制度的地区，广东省较好地解决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了以二级交易市场为主的碳市场，也证明了对不同行业设定差别化的免费配额上限，综合减排潜力、减排责任等要素考虑更具公平性。同时，广东省在配额有偿竞价方式上，探索了固定指导价、履约周期内阶梯上升式竞价方式，积累了定期拍卖、不定期拍卖经验，为国家碳市场启动有偿分配提供了有益参考。

五、建设智慧城市，深化科技赋能。厦门市积极探索运用各种智能化的信息手段支持城市低碳建设，建立了碳排放智能管理云平台，为政府低碳管理提供大数据支持；镇江市在全国首创了城市碳排放管理云平台，基本实现了低碳城市建设与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数字化和可视化，更好地指导产业低碳转型、实施区域碳考核、管理企业碳资产。

六、纳入法制轨道，强化制度保障。南昌市是我国率先开展低碳立法的城市。《南昌市低碳发展促进条例》已于2016年正式实施。其涵盖环保、能源、执行能源计划、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推广新能源汽车、鼓励低碳农业等内容，促进了对环境污染、粗放浪费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并对有法不依的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问责，推动了绿色低碳发展落实到实处。

七、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生态价值。西宁市2018年印发的《西宁市南川河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方案》，开创性地提出水库水量补偿制度和阶梯补偿价格，从而使得南川河水量得到保障，水质得到改善，全年大部分月份优于目标水质；福建省南平市“森林生态银行”和重庆市森林覆盖率指标交易成为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模式创新的生动实践，其通过政府管控或设定限额等方式，创造性引导和激励利益相关方对生态产品进行交易，是以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和政府管控下的指标限额交易为核心，将政府主导与市场力量相结合的价值实现路径。

总体来看，各地在推进低碳城市试点工作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同时也暴露出制约低碳发展的问题和短板。如今，尤其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如何“对症下药”，找准一条破解路径？

在此，笔者建议：

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现阶段，中国推动低碳发展工作总体上通过行政问责的方式层层传导压力，容易使基层政府形成考核依赖，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导向社会释放了低碳减排的市场信号，推动了深度脱碳技术和零碳产业的全球布局；

二是完善城市碳达峰方案的科学论证机制。在低碳城市政策试点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城市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的指导性意见，在全国一盘棋的大思路下，区域协同发展协同达峰；

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要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各地积极响应，争先探索。需要建立与时俱进的考核评价机制，对于实施好的地区应当予以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对创新惰性较强的地区应当进一步明确目标管理和问责机制；

四是强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约束，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格局的外在表现，三者内在逻辑一致。

总之，城市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个长期过程，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不发展、少发展，而是通过不断优化要素配置，推动经济发展转向创新、高效、节能、环保、高附加值的增长方式。这不仅需要某一领域内的政策创新，更需要地方政府坚持生态文明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立足长远，探索出符合本地的低碳发展模式，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庄贵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魏鸣昕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本文摘编自新书《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之道》，本报记者张胜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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