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峰：2021年关于至今碳达峰、碳中和观点、文章汇总

2021年关于至今碳达峰、碳中和观点、文章汇总

李俊峰：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红杉碳中和研究院院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

（一）碳达峰碳中和，中国发展转型的机遇和挑战 （2021.12.31）

碳中和问题的由来

1、从碳减排到碳中和的演变过程

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是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的机制安排，但是由于美国的干扰，《京都议定书》直到2005年5月才生效。为了说服美国重返气候大家庭，2007年达成巴厘路线图，开始了发达国家绝对减排、发展国家相对减排的制度安排。2015年各国达成《巴黎协定》，决定为了实现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并为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努力，提出了终极解决方案，即全球碳中和的制度安排。在2021年的COP26上大部分缔约方正式向联合国递交了实现碳中和的国家承诺。

2、碳中和的本质

碳中和的本质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发展转型。资源推动型模式下，随着不断发展，资源不断稀缺乃至枯竭，必然导致发展成本增加、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以资源推动型模式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在技术推动型模式下，随着技术进步，发展内容可以不断更新，发展的成本不断下降。技术支持的发展的模式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因此这样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进而，技术创新和进步可以使得发展与能源、资源脱钩成为现实。

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出台的背景

1、国家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的研究

1992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环保局在世界银行和UNDP的支持下，进行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与控制策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减排温室气体的三项主要措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

2005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组织了关于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研究，为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定》和出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2009年中国首提减排措施提供了支持。

2013年，国家启动的关于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提出了2030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形成了国家自主贡献各项目标的基础，提出了本世纪中叶低碳发展的宏观战略愿景和技术路径。

2016年，启动了国家低排放发展战略研究，形成了国家自主贡献更新报告的总基调，以及面向本世纪中叶的国家低排放总体战略——碳中和的目标。

2020年，开始部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技术路径和路线图的研究，为922重大宣示以及中央的决策部署提供了技术支撑。

2、922重要宣示之后中央的紧密部署

2020年9月22日习主席做出了30/60目标和愿景之后，2021年中央做出了一系列部署：今年3月15日中财委会上，中央提出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七大意见；4月30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进一步要求，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图、时间表和施工图；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做到全国一盘棋，防止“运动式”达峰，先立后破等；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各个部门开始按照中央1+N的部署陆续颁布一系列的文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发展趋势

全球碳中和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大自然吸收的温室气体相平衡，实现路径就是先达峰，再稳中有降，然后实现快速下降，最后实现碳中和。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正式宣布碳中和，这就意味着占全球经济总量85%以上的国家，都开始走低排放发展之路。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发展转型的主流和方向。

如何应对碳中和的挑战是一个多选题。我国可以通过唤起民众的力量，利用市场和技术创新，结合自己的制度优势，三者完美结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如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1、如何落实碳达峰的短期目标

首先要明确总体要求。“十四五”是攻坚期，2025年做到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70-75%的地区和行业率先达峰。“十五五”是收尾期，巩固达峰成果，形成稳定的平台期，为2035实现稳中有降奠定基础。对总的排放水平进行控制，不要攀高峰，防止高碳锁定。

其次是分类施策，推动地方逐步达峰。要求中东部地区率先达峰，为西部及落后地区发展留出空间；鼓励有条件或创造条件提前达峰，允许落后地区2030年以后达峰。

第三，抓住主要矛盾推动行业依次达峰。工业行业率先达峰，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炉等高排放领域的率先达峰。建筑、交通可以在2030年左右达峰，个别行业可以在2035年以后达峰。

第四，推动能源转型发展。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推动煤炭石油尽早达峰。加快电力转型，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一代电力系统。

最后，统筹减污降碳，推动区域协同治理等。

2、如何落实碳中和的长期目标

首先，要做到四个统筹：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不搞两张皮；统筹近期与长远的关系；统筹发展与减排的关系；统筹转型与安全的关系等。总之，平稳过渡，平稳发展。

其次，要分门别类制定碳中和的路线图，要让一部分地区率先达峰和碳中和，一部分行业率先碳中和。

最后，要先易后难、分步落实碳中和，循序渐进；从战略上藐视困难，从战术上重视困难。

通过创新解决所有问题

面对新的形势，发展转型需要通过创新来解决问题。“不可能”就是一种机遇，创新者的责任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创新型企业的责任就是推动创新朝着理性、合理和健康的方向发展。碳中和是大势所趋，不论是国家、地区、城市还是企业，在全球碳中和的过程中只有直面挑战，才会赢得未来。

（二）李俊峰老师采访实录（2022.01.17）

问：在我们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企业拥有着不俗的商业表现，但是相较欧洲和北美，参与诸如SBTi这种国际倡议组织的中国企业数量甚少，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答：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其二是中西方对于投资项目的不同要求。

首先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的商业思维习惯，导致一些与国际接轨的企业更加懂得如何运用各种形式打造和树立自身形象，并通过多种渠道与公众、媒体进行方方面面的沟通。（相反地，国产本土企业长期以来奉行内敛的商业习惯，偏向“闷声干大事”，不喜欢与外界进行沟通，比如如何与媒体和普通民众打交道，尤其是不擅长与NGO组织（非政府组织，下同）打交道。）

其次是中西方对于投资、融资的要求不同：欧美企业获得融资、投资等需要经过一个沟通的机制，企业需产出可行性的研究报告，并相应地进行访谈，交流，路演等，与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而中国企业更多地是与政府、银行以及政府管理的评估机构打交道，沟通的方式比较单一，一切的努力是让政府批准投资项目。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的商业形式也在交融互补，因此中国企业还需向国际上的企业多多学习，学着运用各种形式与外界进行沟通。现在一批中国企业开始成熟起来，通过ESG等措施，树立自身的形象，让社会公众、媒体和NGO了解自己的企业。

问：有报告预测，“双碳”目标在未来会给中国带来70亿以上的绿色产业投资机会，但许多企业会借“碳中和”的概念炒作，监管部门是否应尽快落实政策？而基于目前的现状，企业或投资者应该怎样去规避风险，才能有利于整体业态的发展？

答：总的来说，关于“双碳”目标会给中国带来几十亿的投资预测是仓促的，不严谨的。要知道中国未来的“双碳”发展道路具有很多的不可预见性，首先在技术方面是未知的，不少专家、政治家和研究机构都认为，碳中和领域中有50%的技术仍在试验中，尚未投入到商业化。可见，“双碳”目标未来的发展道路任重且道远，中国（包括政府监管部门在内）目前能做到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纵使是一些较早制定“碳中和”发展规划的国家，也难以轻松应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局。以美国、欧盟为例，当下正面临着新一轮的能源危机，能源供需局势紧张，为此美国政府（包括美国能源信息署在内）的每一步举措都颇具争议，不仅难以协调卷入其中的各利益相关方，还有可能影响到国际能源的发展局面。

因此为真正实现“30/60目标”，无论是（中国）政府、企业或者投资者都需“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往前走，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追求“双碳”目标的过程中，颠覆性的技术会不断地出现，投资的方向也会随之不断变化。而新技术出现的周期与新一轮投资机会的周期是不相同的，一个新的技术往往需30至50年的积淀，而新一轮的投资机会仅需要3至5年。举个例子，在十多年前，由于相关技术和机制层面上的制约，投资光伏领域可谓是最亏的一笔生意，如今却成了投资者眼中的“风口”。因此投资者需要懂得用客观的、渐进的眼光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指明投资的大概方向，而不能作为投资的最终依据。总之，“双碳”所带来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无论是政府、企业亦或是投资者的每一步都需审慎，逐渐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来。

问：自2013年起，我国相继启动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八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经过八年的试点经验积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今年正式上线，标志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进入了新阶段。那么，地方碳市场地方试点的下一步工作应如何做？

答：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碳交易试点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我国应该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工作进入了新阶段，这仅仅只代表着量变，而非质变。目前全国碳市场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相关的市场规范仍在探索的阶段。除此之外，关乎碳市场的总量目标、跨区交涉的规则等方面仍存在许多空白。截止2021年11月23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额度突破13亿元，其中山东省的买入成交额达1.95亿元，卖出成交额达1.08亿元。若照此发展下去，碳交易市场是否会出现区域性的不平衡，省行政区之间是否能够进行跨区交易来达到平衡？这些问题都尚未知晓，政府和企业都需且行且珍重。因此，只能说全国碳市场正在兴起，并进行着有条不紊的发展，其中碳交易的机制还需各级政府制度设计和监管的完善，也需要企业积极的参与和探索，把碳排放权与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有机结合起来。整个碳市场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政府和企业协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方能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问：“碳交易”和“碳税”是碳减排的两项重要政策工具。中国不久前建立了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其中碳排放占比最大的电力行业被最先纳入。而碳税方面，在公开层面仍是一个空白。碳税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它的优点缺点在哪里？在碳税的具体设计上，中国需要抓住哪些要点？

答：“碳交易”和“碳税”是两种不同的控排机制，都能有效控制企业减少温室气体。不过中国目前尚未实现碳税制度，而”碳税”，也是一种税制，一般的税制不会仔细行业的差异和属性，包括钢铁、煤炭、化工、乃至消费品行业等行业都可以用统一的税率征收碳税，然后再按照行业特征进行减免、豁免等。而碳排放权交易，需要依照企业的属性进行配额分配，比如是基准线法，还是历史沿革法都可以，只要形成共识就可以。因此两者都是可行的。

征收碳税最大难点在于，企业普遍认为现在的税负已经很高，需要减负，如果国家进行碳税的征收是否需要适当减少其他的方面的税费（例如石油消费税等），有增必有减，才能避免双重征税，加重企业负担。此外，若需要采取纯市场机制的手段，则需要尽量减少对企业的伤害，才能既做到节能减排，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当然，碳税和碳市场都是政策工具，合理的应用都是有助于推动碳减排和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地对其做出孰优孰劣的评判。

问：近年来，互联网公司纷纷进军绿色金融领域，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支付宝的蚂蚁森林产品，工作人员表示蚂蚁森林在未来有意愿参与碳市场的交易中去，如果蚂蚁森林与其用户的碳减排活动能够被国家认可，专家您认为互联网公司利用科技手段让更多的个人参与到碳交易市场中是否存在可能性和经济性？

答：答案是很肯定的，不过让个人参与到碳交易市场的行为并不局限于互联网企业，各行各业都是可以科技手段参与到其中的。目前上海正在进行探索应该如何以个人、每个企业都建立自己碳账户，有了碳账户，才能知道自己排了多少二氧化碳，再加上其他政策的推动，可以形成一种市场机制，帮助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帮助，消除碳足迹，从而形成新的碳市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需要获得国家（包括监管部门等的政府部门）的认可，若是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实质性资源的置换、交易等自然是无妨，但要使个人的碳减排活动市场化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首先，市场经济的特性之一是产品能否提供能力的差异，从而产生交易，企业也需考虑到个人碳减排作为产品，能否真正形成可以交易的商品，即符合“三可”的原则。诚然，只要碳减排真正成为商品，才会有交易市场形成的可能，有了市场自然就有解决的办法，但企业自身仍需谨慎探索， 不仅需要在开拓个人碳减排交易的同时提供良好的服务和标准，还需将个人碳减排的操作方式公开透明，使其可核查、可证明、可报告。这样一来，企业才能在个人碳交易成为被国家（包括监管部门等）认可的市场后，将自己探索出的个人碳减排交易形式市场化。

问：“零碳中国”倡议已经发起一年多了，可以简要介绍一下现在有什么初步成果么？会不会对参与企业形成一定的约束？

答：“零碳中国”其实是行业协会倡导的一种宣传理念，可以将其理解为是配合国家目标，让更多的企业关注“零碳进程”的讨论平台或者是舆论工具。实际上这个倡议并不会对参与的成员产生实际的约束性，倡议中提到要在全国范围内落地零碳校园、零碳医院及零碳社区等，都是倡导一种自愿、自发的行为，并未有任何考核评价的机制去衡量他们是否真正实现所谓的“零碳”，同时真正做到零碳是非常困难的，从理念到实践，再到实现目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问：从宏观上看，国家和市场是十分看重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整体发展情况，但碳中和的实现终究靠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基于目前的态势，从微观层面上看，普通民众对于碳中和的认识尚浅，应该如何去改善这一现象？

答：实现碳中和必然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基于中国目前的国情，可行的路径是从政治共识到技术共识。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到206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到80%以上的目标。其中非化石能源如何纳入消费体系，其物理上的传导机制又该如何实现仍需探索。此外，普通民众在享受环境改善的红利同时，也应负担起相应的成本。说实话，像“熄灯一个小时”、“少开一天车”等行为除了宣传意义之外，对于实现碳中和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因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熄灯一小时”活动中，实际上的供电形式仍是传统的供电形式，能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微乎其微，而居民若是在同一时间断电、同一时间恢复用电，这对供电系统亦会造成极大的冲击。“少开一天车，无车日”也都是一种宣传，不会从根本解决交通的碳排放问题，因此碳中和真正需要的是技术创新与机制创新、以及经济和社会的系统性变革，普通民众所需做的就是愿意接受技术和机制改变的解决方案，并为此付出相应的成本，摒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思想。总之，普通民众在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中所能做的就是做足思想准备，以适应变革的大局，为改变付出相应的代价，用比尔盖茨的语言就是，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绿色溢价”，用机制创新消化“绿色溢价”。

问：今年以来，绿色金融的热度只增不减，吸引来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关注，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表示愿意在将来投身于绿色金融领域，请问您对这一青年群体的职业选择/发展有何建议？

答：所谓“绿色金融”不过是一种政策的体现，即传统贷款率为5%，绿色金融优惠 2-3%。因此，当代大学生应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金融自身是不带有任何“颜色”的。例如，最早支持特斯拉的并非绿色金融，而是一些传统的金融行业，但他们是绿色投资的践行者。近些年来，为迎合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仿佛各行各业只要带上“绿色”就镶上了金边，固然绿色行业的发展是前途无量的，但是一些青年表达意愿想投身于绿色金融领域并不恰当。因为“绿色金融”背后的底层逻辑仍然是金融行业，青年们需学精金融本专业的内容，成长为一个合格的金融人才，并不断的修炼，成为一个有思想，有作为的金融企业家，或者金融研究领域的权威，才可经得起金融这一特殊领域的大浪淘沙。在未来，无论青年在是哪个金融圈，只要你的投资方向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是绿色投资的践行者。换言之，并非金融有“颜色”，而是投资的标的有“颜色“，因此青年更应该学好金融专业的基本功底，才可以作出恰当判断，然后再去拓展并从事绿色金融领域，方能在未来成为所谓“绿色金融”领域的佼佼者。

（三）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云南能源转型思考（2022.01.07）

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能源转型结合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早在1992年全球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本世纪末实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当时不叫碳中和，‍‍叫做‍‍把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450ppm，即温室气体不再增加也不再减少。‍‍它背后的逻辑就是到2100年左右，人类要实现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大自然吸收的温室气体相平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后，在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且要研发可持续的减排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切实的额外资金援助后，在不影响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自愿加入，这就是著名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制定这一原则的基本背景是‍‍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间，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或者说他们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从而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的大量的温室气体，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理应承担主要责任，但仅仅是确定其责任还不够。因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掌握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有能力研究和开发可持续的低排放的技术，可以推动‍‍全球的低排放发展。‍‍因此发达国家不仅有责任，同时也有能力来推动全球的低排放发展。‍‍因此，给发达国家制定了量化的减排目标，这就是著名的京都议定书，全球减排的三机制，即发达国家自身减排，发达国家之间合作减排，和发展中国家帮助发达国家减排。但是由于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导致了人类在减排温室气体上，止步不前‍‍到2009年的时候，全球的温室气体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攀升。温室气体的浓度也从工业化初期‍‍不到300ppm到2010年已经‍‍超过了400ppm，到目前已经超过了410ppm，因此人类‍‍面临的减排的形势更加严峻。在此基础上，2015年全球达成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在本世纪末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为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努力，即到本世纪中叶或者以本世纪下半叶实现‍‍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大自然吸收的温室气体相平衡，即碳中和，这是愿景的目标。

本世纪下半叶实现碳中和，‍‍不论2度还是1.5度的目标，都要求人类要告别化石能源，走向可再生能源或者是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这种能源结构，不能完成能源的转型，‍‍就无法实现人类减排的目标。‍‍因此在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之前G7领袖们曾经召开了一次会议，希望到本世纪末‍‍能够实现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这就是巴黎协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因此巴黎协定‍‍的本质就是推动发展转型，特别是能源系统的转型，并且对能源系统的转型‍‍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这种目标后来被各种研究机构所强化，例如，‍‍今年3月份国际可再生能源所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大约90%以上的电力要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其中风光‍‍的占比要达到65%左右。‍‍同年的5月份，国际能源署也发布了一个名为‍‍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路径，‍‍也提出了到2050年如果实现碳中和，必须有90%以上的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其中风光的比例‍‍占70%左右。不同研究机构的结论都是一致的，也就是到实现碳中和之时，‍‍必须形成以非化石能源或者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能源系统。

2021年11月，‍‍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英国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确立了全球碳中和共识，在此次会议上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印度、‍‍俄罗斯等重要经济大国向联合国提交了自己本世纪中叶‍‍或者面向本世纪中叶的国家低排放发展战略，例如，印度提出到2070年碳中和、‍‍俄罗斯提出了2060年碳中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则是2050年碳中和，‍‍中国不仅提出了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同时也提出了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到80%以上的技术支撑。‍‍因此碳中和的重要发展方向是推动能源的转型，需正确认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与能源转型的关系。‍‍换句话说，能源转型是靠应对气候变化的碳中和的目标所推动的。

‍‍二、碳中和的目标是一个全球共识

推动能源转型是一个复杂的技术过程。从碳中和的目标来看，印度的2070年，‍‍美国的2050年以及中国的2060年之间有时间差距。但是从能源转型的角度来说，10年弹指一挥间，一个能源系统的改变没有30年到50年的时间发生根本性得改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碳中和的正确路径必须转成能源转型的实践。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不仅做了深入的研究，同时有许多‍‍务实的基础。‍‍如中国政府提出2060年碳中和，随即也提出2060年非化石占比提高到80%以上这样一个目标，或者技术愿景。‍‍同时中国还提出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20%左右，到2030年达到25%左右。‍‍2030年风光的装机要超过12亿千瓦，今年同时要开工‍‍不少于1亿千瓦的大型风光基地的建设，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实践。‍

‍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这种共识非常难以达成，首先是用非化石能源还是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全球是有争议的，中国、日本、‍‍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大国‍‍希望以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也就是说除了可再生能源之外，‍‍还要有重要的核能的支撑。‍‍但是从联合国的角度而言，‍‍全球200多个国家中间只有30多位国家有核能，那么85%的国家没有核能，‍‍同时并非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公平获得核能开发的权利，比方说‍‍伊拉克曾经在80年代新建一个核电站，以色列派飞机把它炸掉。现在‍的朝鲜、伊朗建核电站受到各个方面的限制，因为全球从核安全的角度，‍‍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约和不扩散条约的限制，‍‍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轻松的获得核电技术。‍‍因此在联合国的语境下，‍‍大家提的目标是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从技术实践上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以风光为主体的可再生能源，带有先天性的许多问题，即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它的共同特性是靠天吃饭，但是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全球范围内每年都会有十几天的时间，既没有光也没有风，‍‍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它必然危及到能源的安全。‍‍所以说构建新型的‍‍电力系统也好，新型的能源系统也好，必须解决好像化石能源、传统的能源系统那样有较强的或者强有力的安全支撑问题。‍‍‍‍发达国家将‍‍‍‍化石能源安全提到非常高的位置，他们要求石油的供应‍‍要有6个月的储备期，如果全球发生石油中断，6个月之内不能影响经济的发展‍；天然气要有90天或者三个月的储备期。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还没有这么强大的储备，但是也建立起相应的石油储备，‍‍同时天然气要求每一个城市至少有7天的储备，燃煤电厂有两周或者15天的存煤。这些都是为了应对特殊的状况或者特殊的状态，也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中国到2060年有80%的能源是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话，则需要有90%以上的电力来自于非化石能源，其中‍‍有70%左右是风光能源为主之时，假设到2060年是16‍‍万亿千瓦时的发电量，那就要大于10万亿千瓦时来自于风光，这时风光能源即占‍‍70%左右，但如果既没风又没光，这时候如何解决？这需要在系统上做一个‍‍完美的设计。‍‍因此我虽然经常鼓吹可再生的发展，但是‍在推煤这个问题上也要注重审慎的态度，‍建成的新型电力系统，要以坚强的化石能源的支持为基础，‍‍或者坚强的化石能源支撑为基础，因此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煤电‍‍要慢慢过渡，从增容增量向‍‍增容不增量、增容减量转变，最终达到减量不减容，这个过程要保持一定的火力发电规模。‍‍什么叫一定的规模？比方说如果到2060年用16万亿千瓦时的‍‍发电量时，20%左右的火电是可以作为坚强的、稳定的、可靠的电源支撑，‍‍也就3万亿千瓦时左右的发电量，要有稳定的、‍‍可靠的电源来支撑。假设这中间有10000亿千瓦时由核能来承担，那么其他的‍‍20000亿可能是由火电、天然气、‍‍燃煤或者氢气发电来支撑。‍‍假设按照目前云南的火力发电运行小时数‍‍不到2000小时左右，大体上需要10亿千瓦的火力发电。如果是像北京目前‍‍在特殊管控的条件下，火力发电大概只有80天左右，也就是1500小时左右，‍‍那么可能需要‍‍15亿千瓦左右的火力发电。因此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应该认真的研究和考虑，‍‍不仅仅是推动转型，同时要确保能源安全。‍‍‍‍在推动整个能源系统向非化石能源过渡的过程中间，‍‍还应该考虑化石能源的托底作用。能源转型需要安全托底。可再生能源为主或者‍‍非化石能源为主，化石能源的这种托底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除非那时可以大规模的利用氢能‍‍且能大规模储备。不仅要解决月调节、季调节，甚至更长时间的储能方法解决问题时才能考虑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安全的系统支持。现在我国的火力发电大约是13亿千瓦，中央提出“十四五”期间严控煤电，但是煤电装机容量仍需增加。切忌淘汰煤电，一炸了之。

‍‍三、能源转型一些问题的思考

因考虑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80%以上，‍‍原来所思考的东西就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非化石能源的形态主要是以电力呈现，因此在未来的能源消费方面，‍‍就必须扩大终端能源消费的比例。换句话说，能用电的地方尽可能用电‍‍，不能用在地方想办法来解决。‍‍二是过去所思考的工业供热，电厂供热等，‍‍都是通过化石能源燃烧来提供，不论是锅炉还是窑炉，都有余热可以利用。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取消了锅炉这一过程，未来的余热非常少，或者说热力供应非常少，‍‍那么一些工业过程的特殊供热如何解决？还有像钢铁、冶金工业的氧化还原反应的化石能源的替代需要专门的技术来解决。三是也要考虑一种价格的变动，‍‍因为过去的电力系统是发供用同时完成，未来的新兴电力系统，‍‍它不仅要发供用，同时要有储能，储能就变成特殊的服务。‍‍在过去的‍‍能源系统中，特别是电力系统中，储能的成本没有体现出来。但是未来它将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系统，这种系统‍‍它的成本如何计算？如何建设？如何运行？这都需要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进行探索，找出经验来参考。当然现在也有比较成功的转型经验，比方说‍‍欧盟的非化石能源发展占比已经达到64%，我国南方电网的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也达到55%，‍‍而全国的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只有34%，学习南方电网的经验、学习欧盟的经验，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的比例，从而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在系统中的占比，以及在终端能源不断提高用电比例的实践和探索，所以说在这些问题上云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云南省是南方电网覆盖下的‍‍一个庞大的经济区，能源转型已经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验，非化石能源占比‍‍已经接近60%，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非化石发电已经超过了70%甚至更高，‍‍完全有可能探索未来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或者高比例的非化石能源。‍在云南建立核电的可能性非常小，发展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可能性很大。‍‍云南在现在基础上再增加20%，就超过了80%；‍‍发电占比再增加20%，就达到了90%，云南的‍‍能源转型可以对全国的能源转型提供丰富的经验，特别是‍‍非化石能的发展，或者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常规能源的发展，如果云南整个电力系统已经以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发电系统，火力发电已经作为一个补充和托底的作用，这种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且向全国推广。‍‍2020年全国的火力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为4300小时，‍‍在云南不到2000小时，估计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时，火力发电的利用小时数可能低于2000小时甚至1500小时，建议‍‍云南省应该申请国家碳中和的试点，在中国全面实现碳中和之前，云南应该提前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实现碳中和，‍‍因为云南有这种资源优势，非化石能源占比非常之低，同时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建立起技术的、经济的变革，支持云南先走一步，因为碳中和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的竞赛，也是一种高质量发展的竞赛，谁先实现碳中和，谁就在未来取得先机。‍‍因此云南可以利用自身的良好的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大胆地探索走出一条快速的、高比例的发展可再生能源，或者说主要以可再生能源‍‍解决能源供应，解决能源转型问题的这种实践经验。如此云南就有了成功的典型，‍‍为全国的碳中和探索出一条路子来。‍‍希望‍‍云南能够大胆的探索、大胆的实践、大胆的改革，通过技术创新、‍‍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为中国碳中和走出一条成功的路子，为中国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做出更多的贡献。‍‍希望大家在这一问题上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探索，立足云南，‍‍放眼全国乃至放眼全球，在这个伟大的变革中或者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有勇气有决心走在时代的前面，为中国的碳达峰、为全球的碳中和做出云南贡献。希望同志们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在未来‍‍创新之路上，不断切磋交流、分享经验和教训，在‍‍碳达峰碳中和探索的路子上行稳而致远！

（四）专访李俊峰主任——践行碳中和 轨道交通可担重任（2021.12.21）

轨道交通被委以重任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简单地说碳中和就是让二氧化碳排放量“收支相抵”。而碳达峰则指的是碳排放进入平台期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交通运输行业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源，也是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关注的重点领域。“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交通运输行业需要做好布局，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零碳’之路。”李俊峰告诉记者：“轨道交通作为绿色环保的交通工具，在实现交通行业碳中和过程中被委以重任。”他详细介绍了轨道交通行业在铁路线网、铁路货运、城市轨道交通等方面的减排措施。

铁路线网方面，以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降低道路交通出行碳排放。在《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要在2035年实现铁路网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效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枢纽衔接顺畅，网络设施智慧升级，有效供给能力充沛。并且在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城镇化地区统筹规划建设城际和市域（郊）铁路，优先利用高铁、既有铁路通道资源服务城际、市域客运需求，形成城市群内2小时城际交通圈，都市圈、特大及超大城市1小时市域通勤圈。到2050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现代化铁路强国。

目前，京津翼、长三角、大湾区等几大城市群、都市圈都在根据《纲要》制定的目标，大力推进“轨道上的都市圈”建设。以长三角地区为例，现在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以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为骨干的轨道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各中心城市之间也已开通了高铁动车，可享受1小时至1.5小时的城际高铁通勤服务。根据相关规划，到2025年长三角地区将总体形成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建成“轨道上的长三角”。

铁路货运方面，推进货物运输“公转铁”，减少交通运输领域污染物排放。“公转铁”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之一，主要内容是加快大宗货物和中长途货物从公路运输转到铁路运输上来。铁路单位货物周转量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仅为公路的1/7和1/13，这说明铁路运输在节能环保、提高资源利用率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目前，铁路部门正在积极响应“公转铁”政策，大力推行货运体制改革，制定“货运增量”战略，创新运输方式，重筑铁路货运绿色通道。据相关数据显示，铁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的比重已由2016年的7.7%提高到2020年的9.9%，运输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

城市轨道交通方面，推进“四网融合”建设，减少各种交通工具换乘中的碳排放。在《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建设城市群一体化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强化城市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衔接。目前，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正在以交通枢纽无缝衔接、服务一体运营为建设重点，实现各种交通工具的互联互通。以北京为例，已经开通的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工程，北京市以大兴国际机场为中心打造“五纵两横”交通网络，其中“五纵”为轨道交通大兴国际机场线、京雄城际铁路、京开高速公路、京台高速公路、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两横”为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公路、廊涿城际铁路（在建）。“五纵两横”交通网不但可满足旅客出入机场的交通需求，同时也成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主骨架。

“为了将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巴黎协定》的目标范围内，交通领域的碳排放需要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世界各国都需要对交通进行节能减排改造。我国轨道交通行业的一系列举措，在大幅度减少燃油车的使用，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的同时，也为交通领域碳排放尽快达到峰值，降低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早日实现碳中和添砖加瓦。”李俊峰感叹道。

三方面升级助力碳中和

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轨道交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建立建成了世界上最现代化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里程也已将近8000公里。“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让我国交通早日实现碳达峰多了一份底气，‘十四五’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时期。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制定并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当记者问起“十四五”期间，轨道交通还将在哪些方面为碳中和发力时，李俊峰从能源利用、规划设计、市场开发等方面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能源利用上，需要降低燃油消耗量，促进行业生产、运营、管理等各环节的节能减排，探索新能源应用。在降低燃油消耗量方面，目前我国铁路燃油年消耗量已从最高峰的1985年583万吨下降到231万吨，降幅达60%，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56万吨。国家铁路电气化率也达到了70%。接下来，还需要加大电气化改造，进一步降低内燃机车的燃油消耗量。行业生产、运营、管理方面，要形成节能减排生产系统，提高运营设备的效率或改变运行方式降低电力消耗，建设科学的节能减排评价体系，通过设备监理、咨询服务来对轨道交通节能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推广、管理。新能源方面，探索清洁可再生能源在轨道交通行业的使用场景。如上海地铁将车辆段屋顶闲置空间改造成为了光伏发电场。2020年上海地铁年度总耗电量已超过23亿度，而地铁光伏总发电量已经相当于上海地铁用电量的1%多。目前，上海地铁已有10个车辆段完成了光伏发电系统并网。后续将有更多的地铁基地进行光伏项目的建设，为上海地铁庞大的运营网线持续增添绿色动能。

规划设计上，要“以人为本”，通过设计优化方便出行，加强各种交通工具的融合联通，提高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综合开发利用，扩大居民活动空间，减少不必要的碳排放。首先城市轨道交通的线路设计、车站地址选择、地铁口设计都应“以人为本”，方便出行。以法国为例，法国地铁不超过五百米就有一个地铁口，并且地铁的每一个出口都设计在居民区或人流密集地。北京由于历史原因，早期地铁规划设计相对落后，许多地铁站远离居民区，无法让居民就近搭乘。为了更好的服务出行，近些年北京市政府部门及建设单位高度重视新线设计，在线路规划、换乘距离、换乘方式、无障碍换乘等方面也进行了更加人性化的探索和改进。其次，加强轨道交通其他各种交通工具的无缝衔接设计，打造可实现“零换乘”的大型交通枢纽。尽管现在很多交通枢纽如上海虹桥交通枢纽、北京大兴机场交通枢纽等已经进行了无缝衔接设计，但乘客在换乘各种交通工具时，还需要步行一段距离，甚至需要走出交通枢纽才能进行换乘，无法像国外大型交通枢纽那样，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可以在交通枢纽内直接换乘。最后，加大以轨道交通站点为中心的居民区或者商业区设计，让车站变成集工作、商业、文化、教育、居住等为一身中心广场或城市中心。在这方面香港的TOD模式最具代表性，我们上海、成都、广州的一些车站中心广场设计也借鉴了香港模式。

在市场开发上，要扩大轨道交通在交通运输市场上的份额，提升运输服务水平。一是要加快轨道交通线网建设，让更多的地区可以享受轨道交通出行运输服务。二是在物流方面,继续加大“公转铁”扶持力度，争取将三分之一的货运量转移到铁路上来。另外，铁路物流还需要建立科学的分发体系，现实点对点的上门服务，提高铁路运输服务效率。

“碳中和的本身是一场科技创新的竞赛，一切问题都要通过创新加以解决。轨道交通作为我国交通领域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更应该大胆创新，用新思维、新技术在能源利用、规划设计、市场开发上加快我国轨道交通的进步升级，在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出行服务同时，也为碳中和提供了新的科技力量。”李俊峰对轨道交通实现碳中和充满了期望。

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

长脸儿，高个儿，头发灰白，衣着讲究又不张扬，一张口还带着些山东口音，笑起来眉眼里既笃定又慈祥，这是记者眼中的李俊峰。多年来，他一直在积极推动中国的能源转型。他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是围绕能源转型进行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是增长方式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转型，而非只是能源问题。

当前，能源转型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占全球GDP总量7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为了达到目标，全球将对能源转型展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我国各个相关领域都在加快对新能源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探索。轨道交通行业也对太阳能、氢能源等可再生能源利用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一定的进展，如太阳能、氢能源列车的研发，光伏车站的运用等。李俊峰在肯定轨道交通创新的同时，也对记者道出了他的担心，他认为，真正的创新不在于花样翻新，不在于标新立异，更不在于哗众取宠，而在于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需求、满足需求。此外，技术创新都需要时间和成本，一定要有庞大的市场为技术创新做转化，才让更多人从中获益，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能源转型。“

古人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真的不需要为了‘创新’而‘创新’，一步一步来，积跬步至千里，脚踏实地的发展建设，相信我们的能源转型及碳中和目标，一定能从梦想变为实现。”李俊峰语重心长地呼吁。

改革开放40年，我们走完了发达国家200年工业化的路程，完成了社会工业化转变，大大的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未来我们也应该有能力用最短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50年或者70年走完的碳中和的路程。谈到未来的工作计划时，李俊峰这位亲历了中国能源转型各个关键时期的资深专家郑重而坚定地向记者表示：“当前我国离实现碳达峰目标只剩下1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也只有不到40年时间，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这期间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是前所未有。我愿意用自己的毕生所学，为我国早日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继续努力拼搏、奋勇前行！”

（五）先立后破 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2021.11.26）

202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现象，同时提出坚持全国一盘棋和先立后破的一些重要观点。

首先是运动式“减碳”，现在有些地方打着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去开始“减碳”，甚至把路灯给关了，老百姓的电梯或者空调不能全开了，这就是违背了中央的精神。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我们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不能在“减碳”过程中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我们经济发展速度，所以这种现象要纠正，包括喊口号式的现象，碳达峰、碳中和靠喊口号是落实不了的，必须落实到行动上，必须踏踏实实的。有些地方“乱冲高”，多发展一些重化工项目，“峰”弄得高高的，反正碳达峰又没有天花板，将来减的时候好减，关掉一个项目就减下来了。不要弄这种小聪明！中央对此也提出了批评，说要严控“两高”企业。

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提出“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呢？比方说北京要“减碳”了，它希望到内蒙去购买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内蒙就说了我自己还要用。中央必须协调，全国一盘棋，不能各自为政，我们的资源、我们达峰的时间、达峰的要求都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都要中央的安排，所以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为什么要说先立后破呢？我们必须等着新能源系统足够庞大的时候，我们才逐步退出传统的能源系统。就像一个老房子和新房子的相互关系，我们建了新房子，才能把老房子拆掉，不能说新房子还没建，就把老房子拆掉，我们住哪儿去啊？所以这些东西大家要深刻地理解，这里面有深刻的辩证关系。

（六）碳达峰、碳中和，中国发展转型的挑战和机遇（2021.11.15）

一、“双碳”目标的宏观背景

碳中和的本质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由资源依赖，尤其是化石能源依赖向技术依赖转型，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能源系统的转型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其目的是推动全球低排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巴黎协定》的签署，让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开始从科学认知上升到政治共识。2020年9月，“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国提出了“3060目标”，并在此后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做出了明确部署。从目前出台的政策要求来看，2030年碳达峰、2035年稳中有降和2060年碳中和是中国碳中和政策体系的时间主线，也是关键的目标节点。

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联合国早在80年代末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为全球经济社会转型制定了“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大原则，但在2015年联大通过《巴黎协定》后，国际社会才真正就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方向达成共识。从我国情况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绿色转型路径。2018年第一届生态文明大会正式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四大核心理念为我国实现绿色可持续转型提供了基本遵循。

科技创新是支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近50年来，随着智慧能源、智慧交通、环境污染控制、氢冶金、碳循环等一批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GDP增长开始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脱钩。同时，也诞生了一批以为客户创造绿色价值、体现社会责任为发展战略的大型企业。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支持不仅成就了美国特斯拉，还成就了中国风电、光伏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企业。

“双碳”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实践与创新，它需要思想、科技、企业等支撑。全球碳中和的目标是一致的，实现路径就是先达峰、再稳中有降，然后实现快速下降，最后实现碳中和。这需要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体系实现净零排放，整个过程异常复杂多变，且存在两大不确定性。

一是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目前，虽然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普遍认为气候变化的主因是人类工业化进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但是，仍有以全球大学校长联盟等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认为气候变化没有超出自然变化的尺度。

二是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以中国、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在为落实《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文件要求而不懈努力，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已先后退出上述两份协议。虽然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定》，但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双碳”是一场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既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创新发展的竞争。目前，虽然还面临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但对于中国来讲，发展转型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发挥制度优势，用4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50年的工业化路程。现在，我们更要有信心用3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50年到70年的碳中和历程，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

三、如何做好“双碳”工作

做好“双碳”工作要统筹协调达峰、稳中有降与碳中和三个关键时间节点之间的关系，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分步落实、分门别类制定碳中和路线图。

一是要深刻理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要尊重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把握工作节奏；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

二是要认真分析碳排放来源，确定工作重点。从直接排放源来看，能源活动贡献了我国碳排放总量的90%，其中煤炭约占80%，石油约占15%，天然气约占5%；工业活动贡献了我国碳排放总量的10%，其中水泥生产约占90%。从终端消费排放源来看，发电供热及工业品生产各贡献了我国碳排放的40%，交通和建筑各贡献了8%。从地区排放源来看，我国发达地区碳排放量约占全国40%，中等地区约占35%，欠发达地区约占25%。

三是要统筹落实碳达峰短期目标和碳中和长期目标。对于实现碳达峰短期目标，首先，要安排好行业达峰顺序，工业领域要率先达峰，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要率先达峰，建筑、交通行业可在2030年左右达峰，个别行业可在2035年以后达峰；其次，要有序推动能源转型发展，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推动煤炭、石油行业尽早达峰，加快电力转型，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再次，要分类施策，推动地方逐步达峰，中东部地区率先达峰，为西部及落后地区发展留出空间，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前达峰，允许落后地区2030年以后达峰。

对于实现碳中和长期目标，要做到四个统筹，以电力转型为核心，分门别类制定碳中和行业政策和路线图。电力能源方面，要以非化石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发电，难以替代的要采用碳捕捉技术减少排放；工业用能方面，要尽可能用电力替代，冶金等难以替代的，则考虑氢冶金工艺改造；交通用能方面，尽可能利用电力取代燃油车辆，难以替代的采用氢或氢合成燃料；建筑方面，采用电加地源热泵和地热技术；材料循环利用方面，尽可能实现材料的循环利用，从而实现发展与资源脱钩。

四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双碳”是中国融入世界、中华民族与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更加彻底和广泛的改革开放，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四、我国碳市场发展问题与发展建议

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市。至今，已经完成了3个月的交易，市场单日交易量已由开市初的410万吨下降到目前的7.7万吨，成交额由21023万元下降到目前的350万元，市场明显萎缩。这一现象主要是市场流动性不足所导致的。当前针对发电企业的配额分配原则为全部免费分配，并采用基准法核算控排企业配额，所以影响企业配额盈亏的是碳排放基准值。但根据现行数据计算口径，大部分电厂的排放强度低于基准值，排放配额相对宽松。

在目前配额整体宽松且配额免费获得的情况下，价格必然维持在低位。同时，在碳价上涨预期和富余配额可以计入下一年度的共同影响下，企业倾向“储存”富余配额，限制了配额富余进入市场，这就造成了我国目前碳价在维持一定水平的同时，极度缺乏流动性的现状。

为保障全国碳交易真正发挥限碳降碳的机制作用，一是要辩证看待碳市场的阶段性发展规律。在当前国家不断降低能源电力成本为企业减负的大环境下，通过碳交易向企业侧疏导碳价的空间有限，这就决定了我国碳市场目前只能处于初级阶段，完善市场机制任重道远。

二是要完善碳市场监管和碳排放核查手段。目前，碳排放数据的监测和监管边界模糊，数据偏差现象普遍存在，企业碳排放报告数据质量亟待提高。根据政策要求，企业采用燃煤含碳量实测值作为自身碳排放量测算基准值，但相关数据受燃煤品质、碳氧化率数值、燃煤湿度等因素影响较大，企业一方面难以保证燃煤含碳量准确性，另一方面为了减低碳成本，有冲动在测算环节人为操纵以获得较低的碳排放数据。我国碳市场要发挥作用，监管部门需要尽快完善碳排放数据核算、报告与核查的相关技术规范，减少数据误差和数据操纵空间。

五、对金融机构的整体建议

（一）提高站位，进一步认识推动“双碳”工作的重大意义。“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部署。从国内看，实现“双碳”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国际看，实现“双碳”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金融机构必须统一认识，坚定信心，深入理解“双碳”目标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助力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研发等，全力服务好我国绿色发展大局。

（二）把握核心任务，进一步明确“双碳”工作的重点领域。总的来看，“双碳”目标核心任务主要包括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内容。

（三）厚植发展动力，大力支持企业进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面对新形势，“双碳”目标下的发展转型需要不断创新来解决问题。社会需要新的技术、新的企业以及新的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同时还需要制度、机制创新来适应“绿色溢价”。具体来看，在生产侧，建议大力支持制造业电气化升级改造，提高制造业电气化率；通过支持零碳电力技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在消费侧，支持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从理念和技术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四）提升专业技能，进一步增强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的专业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碳排放相关知识的学习，增强抓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持续加强专业队伍建设，不断培养和充实绿色金融专业人才。金融机构应重视相关专业培训，从重要政策解读、行业发展走势分析、绿色金融市场创新、绿色转型风险预判等方面着手，不断提升培训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提升服务绿色发展的专业素质和履职能力，持续增强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

（五）关注政策变化，进一步完善与绿色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机制体制保障。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国家有关部门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持保障措施，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金融机构应不断深化银政合作，密切关注绿色相关政策走向，把握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及时优化调整绿色金融相关政策，不断提升绿色金融管理水平，聚焦重点领域，提升服务绿色发展质效。

（六）研判国际形势，进一步完善项目信贷政策和风险处置预案。绿色创新发展是大势所趋，碳中和加快了全球绿色转型的步伐。建议依循政策，严控境外煤炭煤电项目，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同时，密切关注欧盟碳边境调节税进展情况。目前，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等明确反对欧盟碳边境调节税。建议从长远国家利益出发，深入研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是否符合WTO规则、是否符合《巴黎协定》要求、征税方法是否公平合理、中国企业的应对方法等问题，为避免企业客户和自身的沉没成本扩大提供处置预案。

（七）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更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2021.09.06）

Q1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部分地区和企业纷纷出台了“减碳”措施和方案，但是也有部分地区出现了“运动式”减碳的苗头。在您看来，“十四五”“十五五”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应该以何种碳减排的节奏，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碳减排工作的节奏？

李俊峰：当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已经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关键在于如何落实。

在中央提出“双碳”目标之后，直到目前，虽然不少地方和企业在空喊口号，形成了“运动式”减碳的苗头，但是，畏难情绪仍占主导地位，有不少地方和企业存在着疑虑和想法。其中一个观点是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大都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就已陆续实现碳排放达峰，这些国家经历的是一个自然的后知后觉过程，而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则是人为决定的时间表，更像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因此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不仅要避免喊口号、搞运动，更要消除畏难情绪，通过制度保障处理好发展与减排的关系。

事实上，从“十五”到“十三五”时期，由于采取了“能源双控”制度，我国的能源消费增量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平均每5年下降1.7亿吨标煤。在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与煤炭实现脱钩，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出现拐点。但是在“十三五”后期，特别是2017-2019年，为了稳增长，各地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出现了强力反弹。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我国实现碳中和难度太大，甚至会影响经济发展。也有一些地方和企业出现了先“摸高达峰”，增加了“稳中有降”的难度。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一部分地区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安排了一大批煤电和重化工项目，“十四五”期间，这批项目还会积极落实，这将会导致在一些地区，使国家达峰行动计划成为突击“摸高”的新竞赛。初步估计，这些项目一旦投产，新增化石能源消费量将超过12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增量超过20亿吨，给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反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许会突破120亿吨。

因此，“十四五”期间，能源消费的增量可不可以沿着“十一五”以来形成的下降轨迹继续下降，将成为关系到能源转型和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如果今后十年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以非化石能源来满足，到2030年，非化石的占比可以提高到30%以上，化石能源消费可以减少5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控制在100亿吨以下。反之，如果任由“十三五”后期的现象继续蔓延，2025年能源消费量就会突破60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可能突破120亿吨，不仅我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损害，也无法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增长。

因此，我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防止达峰行动成为排放水平的“摸高”和冲刺，尤其是要防止一些本来已经达峰或接近达峰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有较大幅度的反弹。建议总结北京达峰后实现稳中有降的经验，同时也要总结浙江、广东本来已经达峰，又出现强力反弹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精准的“双控”要求，在坚持能源消费“双控”的前提下，对能效高、可再生能源比例高的地区设计具有灵活性的政策。我们不仅要努力实现尽早达峰，还要努力实现低排放发展前提下的达峰，为2035年实现碳排放稳中有降和2060年前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Q2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煤电加速退出的形势逐渐明朗，但是业内对于未来我国电力系统中是否保留火电、保留多少火电、是否大力发展燃机等问题仍没有确切的共识，以目前煤电仍作为重要经济发展依托的现状来看，未来化石燃料机组的科学退出路径应该如何规划，才能有效摆脱我国高碳能源的路径依赖？

李俊峰：截至2020年底，全国大约有12亿千瓦的煤电装机，其中60%的煤电建成于2010年前。按照煤电机组平均40年的服役年限，到2050年将基本到达服役期。因此，煤电的退出路径是比较清晰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淘汰过程。简而言之，对于煤电今后的发展，要先“缓下来”，再“停下来”，最后“减下来”。其中，不论是缓下来、停下来，还是减下来，都指的是燃煤发电量，而非装机容量。

“缓下来”就是燃煤发电量从“十一五”到“十四五”期间，增量的逐年递减，实现“十五五”期间燃煤发电量增量的零增长，即“增容不增量”；2030年以后燃煤发电量总量开始逐步下降，届时煤电发电量占比将从63%降至50%以下。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一批煤电机组将面临淘汰，而是逐步降低煤电的利用小时数，从发电的主力逐步向非化石能源发电支撑和备用过渡。到2060年碳中和的时候，大体上保留约20%-30%的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确保电力运行的安全。若以10万亿千瓦时的发电量为例计算，火电发电量仍需2-3万亿千瓦时，即，燃煤发电的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从现在的4500小时，下降到2000小时左右即可。同时，一定要避免“十一五”期间小火电关停“一炸了之”的错误做法。这些火力发电能力的存在，也是电力供应安全的必要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还无法就具体的能源资源类型和发电技术占比作出准确判断。比如到2060年时化石能源发电量预估占比20%的预测，并不是技术层面的需求，而是从当前CCS和碳汇技术能够提供的支撑推导计算出的，其中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发电类型选择的前提是全寿命周期经济性的比选。目前来看，相较于煤电，在全球范围内天然气的接受程度更高，特别是考虑了CCS之后。英国目前煤电占比不足3%；美国从2005年煤电占比的50%降到了现在的25%，到2035年基本淘汰煤电；德国则明确，到2038年淘汰煤电。但是，这些国家淘汰煤电，其电力供应的安全是由天然气发电来保障的，因此不同国家，减碳的举措都是根据不同种类电源碳减排的经济的考量。

对于我国而言，不仅拥有当前强大的电力系统基础建设做支撑，还手握领先于世界的低碳发电技术，同时，碳中和的时间节点较发达国家稍晚。因此，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度优势和政策引领下，我国拥有更快达成碳中和目标的潜力。

我们不要以现在的思维去框定未来的发展，也不要把明天的问题放到今天来解决，最重要的是尽快统一思想认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非化石能源面临着蓬勃发展的机遇，化石能源也承担着支撑能源安全的使命，需要有序退出的政策安排和技术设计；同时，化石能源在支持非化石能源发展时要有扶上马再送一程的心态，共同解决发展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各说各话。这需要各方各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双碳”工作行稳致远。

Q3

2020年12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上，巴基斯坦总理承诺不再支持新建煤电项目。包括智利、哥斯达黎加、新西兰等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也相继作出了碳中和承诺。同时，在今年的G7峰会上，西方针对我国“一带一路”上布局的煤电项目也多有反对的呼声。在您看来，对于未来海外煤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应如何预防和把控相关风险？

李俊峰：2013年刚提出“一带一路”时，有关部门一直强调“产能置换”的概念，在这点上我是持反对意见的。过去我们习惯性地把煤电装备的产能称为“富余产能”，现在又改叫“优势产能”。但是，过去我们的煤电装备的产能超过1亿千瓦，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消化这些产能。产能过剩就是过剩，淘汰是唯一的出路。

今年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提出，国内要严控煤电发展，推动煤炭尽早达峰，并向国际承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4月22日，我国又作出重要承诺—— “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煤炭消费。7月的G7领袖峰会上，7国领袖一致同意，今后政府资金不再支持煤电建设。

从金融领域来看，金融信号的体现则更加直观——2015年，欧盟的金融行业已经将煤电列为高风险投资行列，现在世行、亚行、亚投行都不明确不再支持煤电建设，而国内各家银行在没有中信保等保险公司担保的前提下，也不再为海外煤电项目提供贷款服务。

目前“一带一路”海外煤电的投资建设风险很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不稳定，不适合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较缓，用电负荷不足，市场潜力较小；三是国际上淘汰煤电的呼声极盛，投资煤电存在极大的政治风险，荷兰海牙地方法院强制壳牌石油2030年减排45%的判决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警示。

所以对于目前国内政策和国际形势下的“一带一路”海外煤电项目，对于资金已经落实，或者资金来源相对稳定的项目可以继续开展建设工作，但不要再抱着盈利的目的去做投资。毕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都已经今非昔比。

Q4

目前，业内对于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路径探讨热度不减，观点百花齐放。其中既有技术层面的讨论，也不乏对于体制机制变革的争鸣。您是如何看待低碳转型赋予行业的积极变化？

李俊峰：就目前的技术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定义未来的新型电力系统形态还为时过早。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期间也许会出现颠覆性的技术，帮我们尽早实现电力系统的净零排放。但与系统构建路径相较，更值得业内关注的是系统建设过程中同步出现的“新型”风险。

目前，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大约为35%左右，只有当其提高到70%甚至80%以上时，才可以称之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在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碳中和的方案，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数字都要求达到90%及以上。而当未来新能源占比提高后，极端天气情况下电力供应的安全问题也会凸显，仍需要一定量的化石能源发电为系统做支撑。

目前，业内对于“新型”风险的防范也多有讨论。在新型的电力系统中，除了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较高之外，还有就是电气化程度也很高。传统的能源系统用战略储备、商业储备和技术储备联合运作，确保能源安全，比如OECD国家要求石油储备不少于6个月，天然气储备不少于90天。当电力作为主要的终端用能方式时，如何储备，以防万一？

一种思路是大规模的储能，这些需要技术上创新才能实现；另一种思路，则是从消费侧入手，一方面把电力用户按重要性分级，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极端情况下，仅保证诸如医疗、居民、商业、办公等较高优先级用户的正常用电；另一方面，则是安排钢铁、水泥等生产厂商错峰生产，以产量储备对冲可能出现的能源电力需求与供需错位的风险。当然，这些需要机制上创新才能实现。

因此不难看出，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性变革，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存在很多种选择，也可能发生某些新技术的突破，这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研发实践，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的经济性提升，同样，这也需要系统形态的变革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没有技术和机制的创新，新型电力系统就是空中楼阁，风险极大。

对我国来说，由于幅员辽阔和能源分布的不均，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既涉及配网改革的问题，也面临远距离输电的安全与经济性问题。其中，配网建设的力度，以及如何统筹好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发展，将是实现能源电力系统低碳转型的重要变量。

以往，我国的电源点大多是一个个独立的燃煤电厂，所以配网的概念比较清晰，一般指从电厂或骨干电网接收电能，通过调压逐级分配给各级用户的电力网。而当新能源发电占比提高后，尤其是大量的分布式发电系统接入电网之后，源与荷的边界将越来越模糊，传统的骨干电网和配电网的概念也将随之重构。

比如，在没有特高压输电前，500kV电网就是骨干电网，随着输电技术水平的提高，现在500kV电网也成了配电网；再比如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各区域间的网间互济，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广义的配电网的概念。所以在新型电力系统下，传统的概念会被彻底打破，如何划分所谓的骨干电网和配电网已经不再重要，核心在于如何解决好网、源、荷、储的协调互动问题。

但是，任何新业态、新模式的萌发，都是基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和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的体制机制。从目前来看，全国范围内电力体制改革进程推动的并不顺利，比如很多增量配电网项目已经基本处于搁置状态，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成本也更多地分摊到了发电侧。当初“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既定方针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实现，电力体制改革的道路任重道远。

当前我国的电力供应充足，发电成本也比较合理，电价相对较高的部分也仅仅是政策问题，这些都是相对容易调整的部分。同时，相比西方的老旧电网，我国的输电系统85%建成于2000年以后，系统可靠性相对更高。唯一的问题就是生产的电能并不清洁、低碳，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负面性。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体制机制和系统设计，以及技术研发，都应充分考虑到时代的变化，不要仅停留在过去，而是着眼未来。这不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电改的目的，也需要从根本上制定一套以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法律框架。

因此，新一轮电改目标，需要调整为如何促进电力系统清洁化、低碳化发展。未来，要进一步推动《电力法》的修订，要在符合碳达峰、碳中和的新形势下，以法律效力支撑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为其发展壮大保驾护航。《能源法》的制定要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前提下，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奠定法律基础。

总之，碳达峰和碳中和既需要技术的创新，也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电力法的修改和能源法的制定，要体现这种思想。

（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要充分发挥电网配置资源优势（2021.06.29）

中国能源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俊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一目标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近期与远期目标，实际上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就可以如期实现，促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低排放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能源报：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将如何助力未来我国新能源的发展？

李俊峰：这是我国能源转型的重要任务之一，向水电、太阳能、风能、甚至核电提供了重大机遇。

中央提出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若再加上水电、核能，装机容量将接近18亿，甚至20亿千瓦，这对行业发展而言是重大机遇。当然，这一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困难和挑战，如储能建设、消纳等问题，特别是我国各个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

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比已接近16%，但仍有不少省份的非化石能源占比低于6%。下一步，实现各地区公平发展，需要机制创新和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电网配置资源的优势。新一代电力系统的基础是构建坚强、韧性的智慧电网，实现发电系统、输配系统和电力消费系统的协同融合发展，才能实现这一历史性变革。

（九）树立一个地球理念，碳中和是紧跟时代潮流的系统性变革（2021.05.27）

碳中和：一场紧跟时代潮流的系统性变革

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才能给国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70年来，中国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2021年，我国正式迈入碳中和元年。李俊峰强调，“碳中和是一场紧跟时代潮流的系统性变革，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就是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正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说，实现双碳目标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

而碳中和目标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70年代以来，历代领导人的引领都为碳中和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李俊峰回忆，1972年，第一次环境与发展大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我国开始反思工业化时代发展过快对资源、环境的过度索取、破坏。为了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1974年，我国成立国务院环境办公室，开始制定环境保护法律。

1979年，中国颁布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将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后，我国从1992年到1994年部署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研究，并在后期逐步被落实。1998、2005年我国制定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两部法案。这两部法案，大力推动了中国能源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2020年，我国各方加紧推动首部《能源法》的出台。李俊峰认为,“《能源法》将在能源安全、能源替代和能源商品化三个方面革新，而数字化将助推这三个发展进程，帮助我们真正告别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拥抱智能化的、可持续的能源未来。”

碳中和本质：推动发展转型，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

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我国总人口14.1178亿人。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过去10年中国人口一直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我国人口约占世界的18%，而国土面积世界占比只有6%。中国能源现状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而真正能解决此现状的中国方案就是可再生能源，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不仅要低碳化、清洁化，还要智能化，这也是国家一直提倡和要求的。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ICT技术与新能源、电力系统的融合成为必然，这种融合将使电力系统成为高度感知、双向互动、智能高效的系统。

4月2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意味着，非化石能源比重将逐渐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宣布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比重将达25%左右，风光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当前，工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利用效率偏低仍然是影响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主要原因。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种变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增长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

李俊峰认为，实现碳中和的本质是推动发展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十三五”期间，我国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已经低于1%，中国已经出现了碳达峰的趋势。全国31个省市区，基本上20%已经实现碳达峰，60%做到了基本达峰，20%的地区还有一些挑战。由此，“十四五”将是碳达峰的关键时期，全国70%以上的地区、行业要在“十四五”末期实现碳达峰，“十五五”时期做好收尾工作。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最主要举措之一，这意味着风电、光伏将是未来电力系统的主体，煤电降成辅助性能源。李俊峰强调，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要遵循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战略方针方向。未来，风电、光伏将以规模化发展为前提，循序渐进，非化石能源比重从当前的15%逐渐提升至2030年的25%，不能奢望“一夜变天”。中国电力系统也将进入重要过渡期，建立安全、可靠和经济的电力系统运行机制，灵活调配，更多地消纳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也会逐步退出。

“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这段话出自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

李俊峰表示，我们要充分理解习总书记这段讲话，要把美丽的地球留给子孙后代，我们必须改变发展方式和观念，在保护一个地球家园的共同价值观下，任何矛盾、分歧都不值一提，而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在这方面起到引领作用。我们实现碳中和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要胸怀天下，碳中和是一场“全民行动”，和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树立一个地球的理念，广泛动员每一个人的力量，共同创新、解决问题，才会维护好我们的地球家园。

（十）我国发展新能源的基础很好，但千万不要太着急（2021.05.02）

2020年9月22号，在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中国提出了“3060”的“双碳”目标，随后中央又紧密地作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包括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改委关于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会议，以及今年3月15号中央财政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都对这项工作做出了详细部署。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包括金融界，甚至是能源界内部的人对此事持怀疑态度。

李俊峰指出，中央对“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的定位是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件大事情，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不是一项权宜之计，早在9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国家把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先后颁布了《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从而推动了各行各业的能源效率的提升和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

“双碳”目标的承诺，正是在这样的坚实产业基础上提出来的。比如2030年风光装机12亿千瓦以上，如果没有此前的基础积累、政策积累，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

12亿千瓦的目标提出之后，业界大部分分析都认为目标有点低了，很容易做到，各个方面做的预测可能至少是15—16亿千瓦。

我觉得“碳达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困难不会特别大，就像每个人长个子，长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不长了。但是到“碳中和”的时候可能难度就比较大，就像减肥一样，当你长高了，变胖了，要瘦下来就很麻烦。

对于绿色创新发展的理念，全球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来了，已经发展了近50年了，而我国大概在2013年才提出这一理念，而且转型很难。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发展出现了能源偏煤、结构偏重，效率偏低的矛盾，但如果把这些矛盾解决好了，创建风光高比例电力系统不会比欧美差。

首先从能源结构看，世界各国化石能源比重大都是80%以上，起点都差不多，只是发达国家化石能源以油气为主，我们是煤炭为。二是从从电源结构上看，我国电源比重中，最多的是煤炭，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几；美国大部分是天然气发电，也是六十几。但是如果全部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双方的起点也是差不多的。

比如月初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颁布了《关于风光上网电价的指导意见》，所有建议地区的上网电价，风光电价都低于煤炭标杆电价，这就是我们推进“双碳”目标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从电力系统来说，人们的认识也在变化，尽管2004年左右的时候，电力系统普遍将风光发电认为是垃圾电，不太接受它。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构建新能源为基础的电力系统的必要性已经被意识到，早在10多年前就做了类似张北风光储示范工程的一系列部署，研究如何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一代电力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在技术上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不见得比美国建设得慢。

第四、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了。2004年前后做光伏做风电，我国大部分的技术，乃至零部件和原材料大都依赖于国外，现在则完全不同。不论是风电还是光伏，产业和技术进步能力都非常快，有了和国际先进水平比肩的能力，在某些领域甚至有领先的机会，有了这种优势，实现能源转型的目标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发展新能源面临的风险不是技术上，而是来源于过度竞争。我国原有的能源结构中，85%是化石能源，其中接近60%是煤炭。在接下来40年的左右时间里，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如何把这85%的化石能源的大部分转变为非化石能源，这是一个大的远期目标。这在以往是不存在的。以往的能源发展，目标总是在变，政策总是在变。现在目标明确了，新能源行业面临的最大危险，反而是过度竞争。比如五大电力等央企，两年之前，专心做新能源的很少，现在几乎都在发展新能源，并且规模都很大。特别是随着服装、食品加工、房地产、互联网等其它领域企业的进驻，新能源行业的未来竞争会更加激烈。

新的竞争时代的来临，需要所有的新能源企业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新能源领域，隆基这样的千亿公司很优秀，但是如果和微软、Google、腾讯这样规模的企业相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必须得做好过度竞争的准备。

我国发展新能源的基础很好，但千万不要太着急。因为新能源的发展离不开电力系统强有力的支撑，而电网现在要解决的，是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问题，需要给他们时间。比如现在的电力系统非化石能源发电的占比是30%多一点，2025年要实现40%多，2030年是50%多，2050年则是80%多。电网只有通过这种渐进式的蜕变，才能提供一个这样安全可靠的体系，风光才能真正切实的不断提高融入水平。所以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大家同舟共济、经常协商，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共同努力，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才能更快实现。

（十一）碳中和倒计时（2021.04.12）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我不知道在您身旁这些熟悉您和熟悉企业的朋友的眼中，他们是如何来看待刚才我们提到的所谓的出圈?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两位钱董的好朋友，我们透过二位的视线来解读一下他们的这种出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我们现在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们要减排，两个减排，减污降碳，这个都需要我们能源的转型，这是一个逼迫，不得不改。另外一个确确实实如果做了我们的低碳能源，新能源，他们感到很愉悦，我是领先了，我是最大的新能源公司，他不会再对你说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公司，说这句话的他起码很高兴很开心，并且看到一个未来的方向。

什么是新型电力系统?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我们也把这个话题交给李主任。实际上在碳中和这道考题面前，像钱董他们这样的企业是不是同样也面临着某种压力或者是挑战?尤其是今年3月，大家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会议上特别提到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所以在很多的解读者的眼中，他们觉得碳中和现在已经不再是一道论述题了，是一道计算题。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传统的电力系统和一个新兴的电力系统，它一个本质的具体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清洁化，清洁程度。一个低碳化的程度，一个是智能化的程度。说不清洁就是我们的电力60%多是煤电，我们虽然花了很多的力气，但是整个发电行业占全国的各种污染物的排放还要占到1/4。再一个就低碳化，我们的这个电力行业的大体上排放了我们国家50%左右的二氧化碳。要是实现零碳，你必须减下来。再一个就是智能化，到2030年我们是需要50%以上的电力必须是清洁的、低碳的，那个时候基本上实现了以新能源为主体的一个电力系统了。到未来碳中和的时候，我们可以到8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新型电力系统挑战有多大?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刚才我们提到了难度，我们不妨来给这个难度设一个指数，如果说对于我们五大电力集团来说，要完成碳达峰、碳中和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这些相关的任务的话，它目前面临的难度到底有多大?如果是五星指数的话，李主任，您可以打几星?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我记得我跟钱董讨论过这个问题，你现在不要看成你是一个企业，你就是一个国家。他们现在的发电装机差不多2亿千瓦左右了，德国多少?除了美国和中国，德国第三大，它2亿千瓦。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这就是他一个企业。所以说你这一个企业能改变的相当于一个国家能改变了，这就是这个难度。所以说这个事难度是五星，真的是五星。任何一个央企的改变都相当于一个很大的国家，不是一个小国家。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其实碳中和这件事情它带来的这种广阔的这种市场，它不仅仅是带来一个竞争，更多的带来一个创新和合作，所有的人都要改变，这对所有的电力人来说，包括电网企业、发电企业，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孤岛。大家都往前走了，都要碳中和了，所有的系统都发生改变了，你不可能停留在原地，如果停在原地你就像孤岛那么无助。所以说在碳中和这个问题上大家想到各种各样的创新，推动你不断的改变。你比方说原来的丹麦70年代只有五个发电厂，供全国的电就够了，它现在有多少呢?现在有37000多个各种各样的发电设施，它就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供电网络和消费网络。像德国现在有二十几个小电网，按照他那个说法就是中国至少应该有两三百个、三四百个各种的微型电网把它串起来，并且是安全的，这就是一个挑战，这对电网也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并不是说我抢了谁的饭碗。

能源革命到底革的什么命?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二十年前我们说这个困难很大，但是现在就不是了。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2002、2003年开始的电力体制改革，它虽然不是特别完美，但是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基础设施问题。我们现在的远距离输电的特高压，包括我们普通的配电网，这二十多年来都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坚强的电网。如果我们继续努力，在未来的二十年我们可能做得更好。这更好的只是说我们要适应，原来我们想就大，大，大，没想到刚才说的我们要解决几万只麻雀的问题。

新能源基础设施如何打造?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二十年前我们说这个困难很大，但是现在就不是了。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2002、2003年开始的电力体制改革，它虽然不是特别完美，但是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基础设施问题。我们现在的远距离输电的特高压，包括我们普通的配电网，这二十多年来都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坚强的电网。如果我们继续努力，在未来的二十年我们可能做得更好。这更好的只是说我们要适应，原来我们想就大，大，大，没想到刚才说的我们要解决几万只麻雀的问题。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小而美的一些呈现。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对，我们既需要有一个人的血液循环系统一样，有主动脉、静脉，还有一堆的微循环系统，微循环系统我们现在还不是特别好，我们必须把那些微循环强化一下，做得更好，使我们的主动脉，我们的静脉和我们的微循环系统都畅通起来，这个只是一个理念问题。既然我们的主动脉都做得很好，我们的电网的主的电网的估价都很好，很坚强，我们的毛细血管为什么就不能做得更好一点呢?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电力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配电网。那是我们下一步要着力解决的大的难题，也是新一代电力系统要解决的问题。

（十二）新发展阶段能源转型发展的十点建议（2021.03.17）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全国能源消费量约为49.8亿吨标准煤，实现了《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的目标，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提高至24.3%，煤炭消费占比下降到56.8%，扣除天然气占比，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至15.6%左右。自2013年以来，非化石能源占比平均每年提高0.7个百分点，能源转型取得积极进展。

目前，各方都在积极行动，落实中央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这就对能源转型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碳达峰的角度来看，努力争取2030年之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意味着不仅仅是确保煤炭消费尽早达峰，还要推动石油消费尽早达峰，即使是天然气消费增量也要与煤炭和石油消费减量相适应，而不是大力发展天然气。煤炭和石油消费减少所带来的能源供应缺口需要用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为此，中央也明确了“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的目标。从碳中和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央对能源行业还没有提出具体的路线图和日程表，但是从欧盟、美国能源转型目标来看，电力零碳时间表，一般比碳中和时间提前10～15年，如美国最近重返《巴黎协定》，宣布2035年实现零碳电力，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实现碳中和的技术路径可能与欧美有差异，但是提前10～15年实现电力行业净零排放，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除了碳达峰、碳中和，中国能源转型还要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仅就电力行业而论，虽然大部分企业达到了国家大气污染物控制的排放标准，但是整个电力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全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25%以上，是排放量最大的单一部门，仍需要在减污方面花很大的力气。

2021年我国能源转型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既要统筹减污降碳，还要统筹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更要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继续抓好能源的清洁化工作，我国每年消费近40亿吨煤炭、7亿吨石油和4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化石能源燃烧的清洁化问题不容忽视。近、中期要满足全国大气质量提前达标的要求，既要考虑2030年前实现大气中细颗粒物的含量低于每立方米35微克的要求，还要考虑满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环境质量有根本性好转的能源质量要求。中、远期还要满足“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能源转型工作要为碳达峰、碳中和作出重要的贡献，努力争取煤炭、石油消费尽早达峰，尽量减少天然气消费增长，从“十四五”开始，实现新增能源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从而使全国在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稳定达峰，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奠定基础。为此，既要有远大的目标和愿景，更要有脚踏实地的工作部署，尤其是做好“十四五”能源规划，为统筹减污降碳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开好局。

首先是要做好能耗“双控”工作。既要严格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又要严格控制能源强度，否则不仅无法支持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目标，也不能体现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需要，同时还会给能源供应和能源结构改善增加难度。

第二是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尽管“十三五”期间煤炭消费有所扩大，但是2020年的煤炭消费量仍比2013年的42亿吨少了接近2亿吨，“十四五”期间煤炭消费重点行业，如钢铁、水泥、煤化工等都是需要尽早达峰的行业，所需煤炭消费增量不会太大，预计“十四五”初期煤炭消费即可达峰，甚至稳中有降也是可能的。

第三是努力提高非化石能源占比。中央已经提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达到25%左右，为达成这一目标，2025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至少要达到20%以上。按照“十四五”期间能源消费量净增5亿吨标准煤计算，2025年能源消费总量将会达到55亿吨，相应的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将达到11亿吨标准煤，比2020年增加3.3亿吨标准煤，折合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不少于1万亿千瓦时，即平均每年不少于2000亿千瓦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如果2025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分别达到20%和25%左右，按今后一个时期电力增速4%计算，2025年和2030年全社会发电量将分别达到9.3万亿和10万亿千瓦时，相应的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分别达到3.7万亿和4.6万亿千瓦时，分别比2020年增加1.3万亿和2.7万亿千瓦时。

第四是确保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年均新增规模。实现非化石能源占比的提高，水电、生物质发电和核电装机已经基本确定难以大幅度增加，唯有风电和光伏发电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按照每年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量2000亿千瓦时计算，风光的贡献率大约在60%左右，即平均每年新增发电量1200亿千瓦时，按照风光各半计算，风电每年新增装机容量应不少于3000万千瓦，光伏应不少于5000万千瓦。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按照电力规划部门研究，“十四五”期间电力需求的增速在4%左右，则2025年相应的全社会发电量在9.3亿千瓦时左右，“十四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年均新增发电量将达到2500亿千瓦时，在不考虑扩大水电、生物质和核电贡献率的条件下，风光年均增量分别是4500、7000万千瓦。综合以上两种考量，风光装机年均新增需要在8000～12000万千瓦之间。“十五五”期间，非化石能源发电增量更大，年均增量在3000亿千瓦时左右，风光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2030年12亿千瓦的风光发电装机容量只是一个下限，今后十年风光的年均新增装机规模需要维持在1.2亿千瓦左右，才能满足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的要求。

第五是严格控制燃煤发电量的增加。2020年我国燃煤发电量超过4.6万亿千瓦时，比2015年增加了7000亿千瓦时，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为5.6亿吨左右，占“十三五”期间二氧化碳排放增量80%以上。为了实现2030年前国家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目标，必须严格控制燃煤发电的总量，大部分燃煤机组应该改为灵活调度的运行方式，为非化石能源发电的消纳提供技术支撑。今后十年，新增能源消费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满足，新增发电量更是以非化石能源发电为主，控制燃煤发电，也是为非化石能源发展留出市场空间。

第六是加快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能源体制和机制不符合减污降碳的需要，更不适应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应该尽快颁布和实施《能源法》，明确优先发展非化石能源的战略方针，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还要对《电力法》《可再生能源法》《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进行调整和修改，使之适应减污降碳和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

第七是加强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普遍服务。此次岁末年初突如其来的寒流，暴露了我国普遍服务，特别是电力普遍服务的短板，也暴露了我国能源供应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我国农村、城乡结合部、电网末梢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不足。这些问题应该在“十四五”期间得到妥善解决，能源和电力供应安全问题也要进行城乡统筹、东西部统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统筹，实现能源普遍服务。

第八是加快电力转型步伐。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的能源转型，是一场高比例发展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革命。不论是非化石能源，还是可再生能源大都是以电力的形式出现，加快电力转型步伐，构建新一代电力系统，是实现能源转型的关键。首先要加快煤电的转型步伐，大部分的燃煤发电要逐步改造成为灵活调度和深度调峰的电站，为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其次要发挥电网企业枢纽型、平台型、共享型配置资源的作用，按照绿色调度、效率优先的原则，实现能源清洁化、低碳化和智能化的转型目标。

第九是提前部署一批碳中和的示范区域。按照中央提出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以及各地提出的各自碳中和目标，选择一些条件成熟地区，进行碳中和或者零碳电力系统的试点示范，比如在浙江舟山、福建平潭、广东南澳进行县级规模的碳中和试点试验，在青海、云南、海南进行省级碳中和的试点，进行技术、体制机制上的探索，为全国碳中和积累经验。

第十是着手研究电力系统率先实现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实现碳中和的基本路径是逐步扩大电力消费在终端用能中的比例，同时逐步实现电力系统的深度脱碳，最终实现电力系统的碳中和或净零排放。我国的电力系统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5%，也应该未雨绸缪，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尽早提出电力系统实现碳中和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经历千辛万苦，花费了7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了以煤炭为基础的庞大的能源体系，现在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进行能源转型难度很大，既要承认能源转型的难度，也要树立能源转型的决心、可以转型的信心和不断转型的恒心，再用40年的时间，完成能源系统的脱胎换骨，全面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系统，为国家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作出新的贡献。

（十三）3060目标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要抓紧做好这几点（2021.03.01）

「麒麟学院」：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碳中和愿景下的能源结构调整中，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各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李俊峰：没有空间限制，只有能做多少的问题。未来，新增的能源需求基本全部来自非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中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是风电和光伏，其潜力和需求量皆很巨大。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现在，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亿千瓦左右，还有7亿千瓦的空缺。按照这个数据来计算，每年还要安装至少7000万千瓦以上才能满足需要。

但是这是一个最低要求，其实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5%，所需的风光装机容量可能远远超过这一目标。一般估计今后十年需要每年新增1亿千瓦。

「麒麟学院」：2020-2030年我国能源转型的路径主要是清洁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战略。您认为替代率能达到多少，如何保证这一替代率的实现？

李俊峰：这里有统筹规划问题，有政策问题，也有企业发展问题，不能保证怎么实现。整个能源转型的大背景是市场经济，没有人能保证实现多少。

目前，整个体制、电价政策、消纳等方面都有问题。

如土地供给应该怎么解决？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需要多少土地，土地在哪里，供给政策如何解决？

土地不能依靠硬性划拨。国家能源局和自然资源部，应该在土地供给上协商出台新的政策。如内蒙有52%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红线，这些区域，能否用来做风电光伏，这都需要讨论。

「麒麟学院」：有观点认为，应该降低新能源用地成本，以支持和促进我国的能源战略转型，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李俊峰：我特别反对打土地的主意。既要使用土地，又想降低成本，这种逻辑是混乱的。土地为什么要便宜甚至免费给企业用？土地有自己的价值，不要指望土地成本大幅下降。土地的使用要根据市场价值付出相应价格，保证供应，但不能犯以前的错误。

改革开放前，我国曾经使用过划拨资源的方式，导致所有资源富集区都变成“老大难”的单位，包括张家口、抚顺等老的煤炭矿区，大庆油田等石油产区，都成了资源枯竭型地区，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不应该的。

风电、光伏在开发中，要给土地资源留出价值和收益，帮助当地富起来。好的土地政策不是把土地成本降下来，也没必要把土地成本大幅降下来，因为风电、光伏现在的发电成本已经很低了。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新能源在发展中必须为土地提供适当回报，否则无法维持这些土地拥有者的可持续发展。

「麒麟学院」：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这给企业提供了哪些新的机遇？

李俊峰：对企业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意味着，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所有化石能源企业必须考虑转型发展的问题。

这同时意味着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巴黎协定每5年调整一次目标和力度。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提出计划用5倍速度加快煤炭退出，用6倍速度发展可再生能源，用22倍速度普及电动汽车。显然，煤电会逐步退出，燃油汽车及其背后的石油也将逐步退出，炼厂等企业必须考虑转型问题。

对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而言更是如此，我们只有40年时间，而全球仍有85%的能源是化石能源。未来4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要提高到70-80%，也就是每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要提高2个百分点。

「麒麟学院」：非化石能源占比每年提高2%，这个难度有多大？

李俊峰：难度非常大。2005年以来，我国非化石能源占比为7%左右；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升至16%左右。15年间，我们付出很大努力，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了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0.6个百分点。

而现在要每年增加2个百分点，是原来速度的三倍左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越到后期，难度越大。所以前期要做得更快一些，这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麒麟学院」：碳中和是全球发展的大方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风电、光伏等企业皆迎来了新的机遇。相应的，全球的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中国企业应该如何提高自身的国内国际竞争力？

李俊峰：对新能源企业来说，其实面临的是更强大的竞争。

过去，做石油、煤炭的企业不会去做新能源，而现在这些企业都开始布局了。同样，央企一旦入场，民企也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当然，其中有很大机会，但机会是对于整个行业来说的，而不是只属于某个企业。企业要明白，未来的竞争会加剧。每个企业思想上要有所准备，行动上要有所安排。这是一场竞赛，大家都在摩拳擦掌。

「麒麟学院」：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有的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碳达峰，并从碳达峰向碳中和过渡。发达国家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李俊峰：一个很重要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就是我们首先应该有个愿景。比如欧盟1997年就曾提出要做到使用50%的可再生能源，当时我们觉得这是天方夜谭，现在也已无人怀疑。可见，明确的目标可以作为前进的动力。

中国具有“富煤多油少气”的资源禀赋，风电、光伏发电也只占9%，但这不重要，我们需要慢慢去转变，一点一点降低化石能源比例，要有可以改变的信心，坚决改变的决心和慢慢改变的恒心。

目前，欧盟国家如德国，其可再生能源发电能源比例已占50%。美国计划2035年电力系统实现净零排放。德国计划2035年淘汰煤电。中国虽然在时间上会较晚，但也要有类似的目标。

过去我们强调困难，现在大家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要看清大的形势，必须努力行动起来。越早行动，主动权越大。比如中广核和三峡已基本没有化石能源，国家开发公司2016年就剥离了所有煤炭资产，国家电投的转型也很快。比起同行，这些公司便有了很大的主动权

新能源企业需要牢牢抓住市场机会，同时时刻准备着应对新的竞争者出现。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要看清新的竞争压力和竞争格局。苦练内功，在技术上不断进步，才能保证自己的领先优势。新的机会会垂青有所准备的人。

「麒麟学院」：能源结构转型涉及四个革命：技术革命、消费革命、生产革命和体制机制革命，碳中和愿景在这几个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倒推作用？

李俊峰：四个革命中最重要的是体制机制革命。例如，“十三五”期间，我国曾因消纳可再生能源的需要，要把大部分煤电改成灵活运行的削峰机组。“十三五”的大部分目标都完成了，这项改造却只完成了十分之一。原因不是技术问题或资金问题，而是体制机制问题。

体制机制必须适应新的挑战，过去的体制机制与新的形势已经不相适应了，必须及时改革与此不适应的体制机制。当务之急是完善和改变不适应的体制机制，包括价格机制。体制机制改革到位了，其它三个革命便可顺势而为。

「麒麟学院」：未来，我国的新能源发展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您认为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李俊峰：目前最大的挑战是能源转型的速度和发展转型的目标不相适应。2019年，国家发改委提出，新能源要从高速度向高比例发展。高比例意味着规模，而我国现在的风力和光伏发电比例仅为9%。未来需要占据更高比例，这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做好跑马拉松的准备，行稳而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