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中和的“神兵利器”——碳定价

碳定价是国际公认的推动低碳发展、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效经济手段。作为碳定价机制的两大支柱，碳交易和碳税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来源：绿创碳和 ID：lvchuangtanhe）

碳定价被视为减排领域中成本有效性最高的政策工具。

碳定价（CarbonPricing）源于英文短语putapriceoncarbon，即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化为碳价。旨在通过提高碳密集型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来反映其对环境与社会的影响。简言之，就是对温室气体（GHG）排放以每吨二氧化碳为单位给予明确定价的机制，主要包括碳税、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碳信用机制、基于结果的气候金融（RBCF）、内部碳定价五种形式。

能源使用是全球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碳定价机制形成碳价格，附加到能源等含碳产品和资产价格上，推升其价格，且价格上涨幅度与其含碳量成正比。碳价格通过推高碳密集型资源的价格，降低市场对此类资源的需求，同时促进清洁能源消费，从而实现碳减排。

OECD数据显示，碳价每上升1欧元，会使二氧化碳排放在长期内下降0.73%。

世界银行围绕碳定价指出，要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将地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度以内的目标，各国的碳价水平需要定在每吨二氧化碳约40-80美元。

主要国家、组织与我国的碳定价机制发展现状

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2021年4月，全球有64项碳定价机制正在实施，3项计划实施，包括32项碳排放权交易和35项碳税，已实施的碳定价机制覆盖11.65GtCO2e（十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1.5%。

主要国家、组织碳定价机制实施进展

目前，虽然碳定价机制在逐步主流化，但就覆盖范围、排放实体而言，碳税和碳排放交易体系仍居于碳定价机制的中心地位。

1990年，芬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征收二氧化碳税的国家，但二氧化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是瑞典。

据瑞士资讯，瑞士自2008年起对化石燃料（主要是取暖用油和天然气）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这项举措在2007年由议会决定，因为此前瑞士没能实现其气候目标。其目的是鼓励业主减少用于取暖的化石能源消耗，例如，用热泵取代燃油锅炉，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022年税率将增加到目前立法规定的最高限额120瑞郎。

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税收收入返还给了民众和经济。消耗大量化石燃料的工厂只要承诺减少排放就可以申请免税。

瑞士环境部长西蒙内塔·索马鲁加（Simonetta Sommaruga）表示，激励减排的二氧化碳税“被广泛接受”。

2022年3月15日晚间，欧盟碳关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在欧盟理事会获得通过。法总统马克龙在其个人社交账号上公布此消息。作为世界上首个以碳关税形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提案，将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碳交易与碳税相结合的复合机制在激励市场主体减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国率先建立了国家层面的碳交易市场，通过立法自上而下推动实施，并在配额分配、履约方式和市场功能等方面不断完善。

新加坡分阶段实施碳税，新加坡碳税具备税率低、覆盖广的特点，不可豁免的制度措施向市场释放公平、统一和透明的价格信号。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目光投向了碳排放交易体系。

2020年，墨西哥启动了碳排放交易系统试点，标志着拉丁美洲首个碳排放交易体系出现。

印尼、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在积极筹备全国碳交易市场。

我国是最早启动碳定价机制的发展中国家，并将碳汇交易作为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起，我国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在试点地区之外，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和福建海峡股权交易中心也自愿开展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各试点地区的碳交易体系均包括政策法规体系、配额管理、报告核查、市场交易和激励处罚措施；配额交易多采用公开竞价、协议转让等方式。

2021年7月16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碳排放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

首批交易主体为2225家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覆盖超40亿吨二氧化碳。据规划，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逐步涵盖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行业。目前，企业碳排放配额采用基准法设定，全国配额总量由各企业配额“自下而上”汇总确定，且配额实行免费分配，未来将适时引入有偿分配。

在履约方面，允许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消，抵消比例不超过5%。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碳排放配额（CEA）收盘价为54.22元/吨，较首个交易日开盘价上涨12.96%；累计成交量为1.79亿吨，较2020年9家地方碳交易所交易量多增1.01亿吨；累计成交额76.61亿元，较2020年9家地方碳交易所交易额多增54.59亿元。

虽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始阶段仅涉及电力部门，但伴随《意见》《行动方案》的出台，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走向更广阔的领域。

我国碳定价机制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碳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也在制度安排及

运行中存在一些不足。

1.高阶立法欠缺，部分业务的法律性质暂不明确。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实行）》确定了全国碳市场的基本框架，但普适的相关立法缺位，对碳交易的约束力不足。同时，少数金融机构尝试开展的碳排放权抵质押业务也未明确其法律性质，碳排放权是否属于可抵质押物尚不明晰。

2.运行机制不成熟。

一方面，总量管控较为宽松，尚未设定阶段配额上限目标，且“自下而上”的总量确定方式不利于从整体层面控制碳排放。另一方面，碳交易未配备适当的市场稳定条款，不利于防范碳价格的大幅波动。

3.碳市场缺乏金融属性。

目前我国碳市场的参与主体单一，金融机构及合格投资者未获准参与碳交易，无论在体量上还是活跃度上，我国碳市场都不及发达国家，还需要进一步推动碳市场高效发展。同时，碳市场交易产品以现货为主，而碳期货、碳远期、碳期权等金融产品匮乏，未能形成现货与衍生品相结合的多层次发展路径，难以保证有效定价和充分发挥碳价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

4.抵消机制尚不完善。

一方面，由于存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够规范等问题，自2017年3月起，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相关备案事项已暂缓，现行可使用的CCER均为2017年3月前产生的减排量，存量仅约0.5亿吨，不利于活跃交易市场及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当前存量CCER仅在试点地区交易，且大宗交易以协议方式为主，成交价与成交量不完全透明。

另一方面，目前国际信用暂不可用，履约方式灵活性稍有不足。与此同时，我国暂未创设具有本国特色的面向国际的信用抵消机制。在我国经济规模大、产业结构复杂的国情下，由于受覆盖面和调控范围限制、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构建难度大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仅靠碳交易一种手段难以有效解决碳减排的所有问题。

进一步推动我国碳定价机制建设的对策建议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配套措施完善顶层设计。

在现有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基础上，加快推进碳交易法、气候变化法等一系列高阶法律制度建设。在法律层面明确碳排放权的抵质押属性，进一步规范业务行为，为碳交易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同时，出台细致、可操作、可执行的政策配套措施，加强监督管理，规范并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交易监管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预案。另一方面，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为碳交易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强有力支持。

2.扩大碳定价政策覆盖范围，择机开征碳税

（1）进一步增加覆盖行业的数量,在继续建设全国碳市场的前提下,逐步纳入钢铁、金属、水泥、化工等重点排放行业。

（2）降低纳人标准,增加控排单位数量。对中低排放量的行业和企业择机开征碳税,与碳交易机制双轮驱动市场化减排。在明确税基,税率的基础上,以名义性碳税逐步过渡至实质性的差别化碳税。对排放占比低,绿色溢价高的行业征收低税率碳税,而对于排放占比高,绿色溢价高的行业则依据政策目标决定采取碳交易机制还是高税率的碳税政策。未来随着征管能力的提高和监管条件的具备,将征税范围扩大至消费环节。

三是促进碳资产投资者进入市场,纳入数量足够多的不同风险偏好、不同预期以及不同信息的交易主体。这不仅有利于扩大监管范围,也有利于形成公允的均衡价格。

3.进一步完善碳交易体系

（1）合理确定碳排放总量并从严分配配额。结合我国双碳目标与发展实际，分阶段设置清晰、明确的配额上限，并实现阶段配额总量的逐步压降。逐步提高有偿分配比例，最终实现以有偿竞拍为主、免费发放为辅的配额分配方式。此外，制定并实施行业差异化配额分配方案，以便后续纳入行业更好地落实碳减排政策。

（2）引入“市场稳定储备机制”。制定市场稳定条款并配备市场稳定储备配额，强化对碳价的稳定和调节作用。

（3）强化市场监管。在市场准入方面，遵循“严准入、强监管”原则，对参与主体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同时强化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等各个环节的监管，保障碳排放数据的真实性。

（4）推进碳市场金融创新。进一步扩大碳市场参与主体，适时引入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及合格投资者进入全国碳市场，为低碳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全力构建多要素、多层次的碳金融体系，注重碳金融产品创新，开发碳远期、碳期货、碳掉期等碳金融衍生产品，积极开展配额抵质押融资、碳债券、碳基金、碳保险等金融创新业务。

（5）完善信用抵消机制。新修订符合我国实际的CCER管理办法，简化项目审批流程，缩短项目申报周期，进一步完善备案管理机制和交易机制，并将CCER交易纳入全国碳市场，提高交易的透明度，推动基于CCER的碳衍生品发展，同时，适时引入国际抵消信用，丰富履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