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机遇、问题与对策

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机遇、问题与对策

来源：中能传媒研究院 作者：贾君君  史若涵  吴华清

（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一、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机遇

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倍增，资源禀赋高的地区投资不足，为绿色能源合作打开了空间。我国在绿色能源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为深化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一）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不断提高，绿色能源目标实现存在差距

为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全球广泛共识。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已有108个国家提高了其自主贡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133个国家提出力争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三倍，达到110亿千瓦的倡议。但是，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可行方案缺失，距离实现倍增目标有巨大差距。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最新报告，在此前提交的194份国家自主贡献中，仅有14份明确规定了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总计约1300吉瓦，仅为全球倍增目标的12%。

（二）全球绿色能源资源储备丰富，资源禀赋高的地区投资不足

全球绿色能源资源充足，具备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条件。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例，据估计，全球适宜集中开发的装机规模分别超过1300亿千瓦和2.65万亿千瓦，可用的年发电量分别达到347万亿千瓦时和5000万亿千瓦时，远超全球每年的能源需求量和用电量。目前，资源禀赋高的地区投资不足。在全球绿色能源投资中，约80%流向了发达经济体，其余20%流向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地区居住着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面临巨大的能源转型和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其中，亚洲西部与中部、非洲北部与南部以及南美洲西部与南部，蕴藏着丰富优质的太阳能、风能、地热、水能等资源。对资源禀赋高的地区，加大投资力度，能释放巨大的绿色能源减排潜力。

（三）新能源发电经济性优势明显，绿色能源合作具有比较优势

新能源发电技术不断迭代，发电成本不断下降。2023年，光伏发电的全球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为0.044美元/千瓦时，是化石能源发电成本的44%；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的全球平均LCOE分别为0.033美元/千瓦时和0.075美元/千瓦时，分别是化石能源发电成本的33%和75%。新能源发电的成本优势，为选择绿色能源发展路径提供了经济可行性。此外，得益于新能源的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完整的产业链优势，我国新能源发电的LCOE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的光伏、电池、风机、储能等产品具有低成本、高质量的特点，为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提供了比较优势。

二、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面临的问题

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的资金缺口巨大；在绿色能源国际合作中，潜在合作伙伴存在多维风险，降低绿色能源合作项目的吸引力；多国绿色贸易壁垒不断增加，深化国际合作面临不确定性。

（一）绿色能源投资融资机制不畅，资金缺口大、融资成本高问题凸显

加快发展绿色能源，需要高额的资本投入。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要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在2020—2030年期间，资金需求保守估计超过4万亿美元，其中非洲国家资金需求为2.6万亿～2.8万亿美元。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上，发达国家最终达成协议，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这与期望的1.3万亿美元资金规模相去甚远。此外，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融资成本高昂，其融资成本约是美国和欧洲的7倍，融资成本约占新能源项目总成本的50%。绿色能源投资融资机制不畅，导致资源禀赋高的地区投资吸引力下降，阻碍绿色能源国际合作。

（二）潜在合作伙伴伴随多维风险，绿色能源合作面临不确定性

潜在合作伙伴存在多维风险因素，主要来自能源、债务、食品和地缘政治危机，以及合作方不同国家间的冲突，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是否达成合作共识，包括发展绿色能源的意识、对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认可度；二是国家能力，包括由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发展构成的基础能力，由电力基础设施和技术研发构成的绿色能源开发潜力；三是制度环境，包括外交关系和合作机制两个维度。当前，随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断演进，潜在合作伙伴的多维风险动态变化，给我国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增加了不确定性。

（三）国际绿色贸易壁垒不断增加，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待提高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涌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出于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绿色贸易壁垒不断增加，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加剧。美国加征我国新能源出口产品的关税，同时，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表示要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也给绿色能源产品出口蒙上了阴影。以碳边境调节机制为基础，欧盟接连加筑绿色贸易壁垒，限制我国绿色能源产品的出口。此外，绿色能源产业依赖铜、锂、镍、钴、稀土等资源，绿色能源产品对这些矿产的需求量是传统能源产品的数倍。加快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势必导致新一轮的全球资源竞争，增加矿产的供应链风险。保障和提升绿色能源产业背后的矿产资源供应链韧性，是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前提。

三、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的对策

基于以上所述，建议通过引导更多资金进入绿色能源领域，评估处置多维风险，合理化解分歧，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为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提供坚实保障。

（一）发挥现有机制创新合作模式，撬动多方资金投资绿色能源

发挥既有的政府间能源合作机制，利用《巴黎协定》框架下的市场机制，引导更多政策性资金和个人投资进入绿色能源领域。继续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功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能源项目，提供长期、稳定、风险可控的金融支持。充分利用《巴黎协定》框架下第6.2条为国家间交易碳排放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市场机制，激励两国合作开发绿色能源项目，伙伴国可以获得来自我国的资金、技术等，我国可以获得项目产生的碳减排信用，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同时扩大绿色能源产品和服务出口，拉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以发达国家承诺的3000亿美元资金为基础，创新国家间的合作机制与模式，撬动数额巨大的私人资本，投资绿色能源领域。

（二）积极降低多维潜在合作风险，科学评估预警、及时分类处置

科学评估绿色能源合作风险，根据风险等级，分类施策、合理处置。一是要建立系统观念，统筹合作共识、国家能力和制度环境三个方面，不断加深合作共识，多渠道提高国家能力，优化改善制度环境，降低潜在的合作风险。二是要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划分潜在合作伙伴的风险等级，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和手段，及时更新风险提示，根据风险等级，因地制宜，确定项目的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三是要建立突发风险处置机制，根据不同合作伙伴的异质性风险，及时应对、精准施策，创新风险共担机制，保障我国和合作方绿色能源项目的安全和基本利益。

（三）合理化解分歧、满足各方关切，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

遵循“平等合作、利益共享”的原则，合理化解分歧，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满足各方的关切和诉求。在中美合作方面，可考虑将合作层次更多转移到地方政府层面，结合美国各洲的绿色能源发展需求，建立合作框架，实现可持续的跨境合作。在中欧合作方面，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一方面，通过“走出去”，将直接出口绿色能源产品转变为在当地投资设厂，为当地创造就业，提高当地的财政收入，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助力欧盟降低能源成本，提高能源安全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引进来”，考虑将欧盟先进的绿色能源技术和产品引进国内，开展示范项目合作。在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方面，统筹国内资源开发和利用，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打牢绿色能源产品生产和供应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