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大棒挥向东南亚，中国“新三样”转运模式告急？

围堵升级。

美国针对全球贸易的“大网”正在逐渐收拢。

上周，特朗普政府向包括日、韩及东盟在内的14国发出信函，宣布自8月1日起大幅提升关税，并明确警告将打击“为逃避高额关税而转运的货物”。这一行动，让曾被视为规避关税“安全港”的东南亚，瞬间成为风暴眼。

从华盛顿的视角来看，其行动的理据清晰地呈现在贸易数据中。自2018年以来，越南对美出口额激增的同时，其从中国的进口额也几乎同步增长。

另有数据显示在2017年至2024年间，中国在美国总进口中的份额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而越南和墨西哥的份额则显著上升。这被美方解读为贸易“重新路由”的确凿证据，也正是此次精准打击的靶心。

越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极具代表性：经由越南转运的商品将面临40%的高额关税，其中锂电池赫然在列。

印尼则同意对本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19%关税，但也附加了针对转运的惩罚性条款。

其他东盟国家面临的潜在税率从32%至40%不等，已接近转运惩罚的水平。

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国似乎并未仔细甄别“转口贸易”与“绿地投资”的区别。近年来，中国企业的东南亚布局已远超简单的产品出口。

宁德时代在印尼的电池厂、国轩高科在越南的工厂、亿纬锂能在马来西亚的基地，其投资模式更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定义的“绿地投资”：

不仅转移组装线，更将相当一部分零部件制造、甚至上游材料等高附加值环节真实地部署到当地。

包括星源材质、新宙邦、龙蟠科技等在内的锂电核心材料厂商，亦在东南亚落地、规划了产能布局。

这本应是满足东道国要求、规避“转运”嫌疑的深度本土化战略。但美国发出的信号实在模糊：

以电池产业为例，一个生动的场景是：一个在中国生产的电芯，运到越南仅作最后的电池包组装后出口，这是否会被视为转运？

更进一步，如果电芯本身在越南生产，采用了越南当地的正极、隔膜和电解液，但其关键的负极材料和集流体依然从中国进口，那么这个产品的原产地究竟是哪里？

以增值程度为核心的判断标准，其具体的计算方式又是什么？增值率需要达到多少才能被认定为本地生产？

悬而未决的“转运”定义与原产地规则，让这些重资产投资的前景同样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

不只是关税升级

要理解当前的风险，必须认识到这并非一次战术性升级（将对等关税与针对特定行业、国家的精准打击相结合），而是一场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刻变革。

多家机构认为，这是自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以来最大规模的关税提升。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美国最终落地的平均有效关税率将超过20%，为1910年来最高。

其背后，根植于特朗普2.0政府三大核心理念的混合驱动，使其比单一动机的保护主义更具持久性。

首先，是对抗中国的国家主导型产业政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直言不讳，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新三样”加征关税，旨在反击其非市场行为。

其次，是重振国内制造业的“经济民族主义”，关税与“大而美”法案等国内产业政策形成互补，旨在激励企业将供应链迁回美国。

最后，是对贸易逆差的零和博弈式执念。直接将美国定义为“损失”和对方“胜利”，实际上是将国际贸易视为一场竞争而非合作。

这种做法公然背离了WTO“最惠国待遇”的基本原则，即要求对所有贸易伙伴一视同仁，被中国外交部指为“触及多边贸易体系的底线”。

此外，财政需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大而美法案”减税幅度远大于减支的背景下，关税成为了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但对美国自身而言，代价或将同样巨大。耶鲁大学的预测显示，关税将导致物价上涨2.1%，相当于每户家庭损失2800美元，并导致实际GDP永久性地缩小0.5%。

在全球层面，一个更深远的变化已经发生。地缘政治现实，正在加速全球供应链从过去的“效率驱动”转向“安全和阵营驱动”。

数据显示，地缘政治上“亲美”与“亲华”两大集团间的贸易增速，已比集团内部贸易增速低了近5个百分点。中国企业面临的，是一个日益碎片化的全球格局。

滞后的冲击波：从市场疲劳到产业阵痛

尽管关税警报频传，金融市场的反应却异常平静，美元温和回落，美股保持坚挺。摩根大通的报告将此归因于市场的“关税疲劳”，以及企业通过提前囤积库存、调整采购地等战术手段进行的短期缓冲。

但这份平静具有欺骗性。据其预计，关税的滞后影响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四季度库存耗尽后完全显性化。届时，成本压力将直接传导至全球企业的利润。

另有分析师警告，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将抑制美国这一最大市场的长期需求，并向上游的全球供应链传导。

在关税尚未实施前，美国部分必需消费品价格已在一季度上涨，而对于非必需品，问题不仅是涨价，更是需求会否因此消失。

这场冲击波对中国锂电产业的打击尤为精准且沉重。美国是中国锂电池无可争议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24年出口额超过150亿美元，占中国锂电池出口总额高达25%，其后才是德国和韩国等国家。

在最悲观的假设下，如果这部分出口全部被替代，意味着中国将失去一个价值超15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

而这场外部冲击，恰好发生在中国国内锂电产业一个较为脆弱的时刻。

供需错配带来的价格内卷旷日持久，目前，旨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反内卷”（实为供给侧改革）尚处于信号释放的初期，但国内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却显得乏力。

在当前相对逼仄的政策空间下，“以旧换新”政策的提振效应可能在下半年逐步减退，而市场又缺乏强劲的同步复苏信号。

在这种背景下，出口将带来的“优质需求”的萎缩，可能导致“单纯依靠去产能”的改革陷入供给与需求同时下行的困境。已有电池企业表示，“储能电池若不出口，在国内还是亏损”，这正是这种困境最直白的体现。

与此同时，中美在新能源领域的博弈信号也在不断升级。在围绕关税的两轮谈判（5月10日于日内瓦，6月上旬于伦敦）后，双方暂时设定的对等关税“暂停键”将截止到8月12日。

与此同时，中国在7月15日正式调整发布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在电池技术方面，新增了“电池用磷酸铁锂制备技术”、“电池用磷酸锰铁锂制备技术”等三条控制要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征求意见稿中，相关技术主要针对高强度、高压实类的磷酸铁锂和快充类磷酸锰铁锂等下一代产品和技术；而在终版中，对磷酸铁锂的参数范围限制，已缩窄至更接近量产应用的产品。不过，被列为“限制性”而非“禁止性”条目，意味着经审批后仍可出口。

此举被视为一种精准且不屈服的技术博弈姿态。

从“转口”走向“扎根”

面对彻底改变的游戏规则，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正在被迫加速、彻底进化。从过去的“借道出海”，升级为“深度扎根”。

这意味着从“贸易转运”（trade rerouting）向IMF所称的“贸易再配置”（trade reallocation）的结构性转变。

荣鼎集团的报告证实了这一趋势：比亚迪、上汽、奇瑞等车企正在显著加快在欧洲、墨西哥、巴西等地的本地化生产设施建设。比亚迪在东南亚提出的“即时采购”的模式，更是从侧面印证了其构建本地化供应商生态的战略意图。中国的电池制造商在海外布局时，同样倾向于将整个供应链一同带出。

然而，核心的困境在于，这种“深度本土化”的“正确”战略，是否足以应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即便企业进行了真实的绿地投资，满足了东道国对增加值和就业的全部要求，但只要其背后是中国资本，且处于电动汽车、电池这样的敏感行业，就始终面临风险。

针对“新三样”的围堵，或许总会以不同形式出现。如果反转运关税不足以达成目标，更严苛的原产地规则、对东道国的直接施压、乃至新的非关税壁垒都可能接踵而至。

这场变革的本质，是企业全球布局的底层逻辑已从过去以劳动力和物流成本为核心的“效率模型”，彻底转向了以关税和地缘政治风险为核心的“合规与安全模型”。

对于致力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需要支付更高税率的时期，而是一个需要在一个反对自由贸易的、碎片化的全球格局中，为应对随时可能变化的规则而不断调整身位的，充满挑战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