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走向全球？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核产业的大户。目前，中国在建的核反应堆和计划建设的反应堆都是世界上最多的，因此它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铀市场、新反应堆设计的试验场以及全世界核发展的重要潜在伙伴。

但是日本福岛核灾难对中国的核发展造成了显著的影响（但媒体对此报道很少），让新电站的建设遭到“雪藏”，并且引发了对国内设计安全标准的重新思考以及对新建内地核电站的空前反对浪潮。虽然国务院在5月31日发文指出，新建设项目会在短时间内重新启动，但过去15个月里发生的种种仍会让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的核能建设目标难以完成，就连2020年的目标也要看以后情势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核产业巨大的全球影响力决定了其决策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国界。从法国到纳米比亚，从反应堆设计到铀采矿企业，整个产业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传来的消息。

中国进入民用核能领域相对较晚：其第一个商用反应堆1985年才建成。截至今年5月，中国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只有16座，2011年核电在中国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只有1.85%，是所有拥有核电站的国家中最低的。尽管是一个后来者，但直到福岛事故前，中国在此领域都非常活跃，近年来的核电建设速度令人惊叹。目前中国在建的核电站有26座，占世界新建电站总数的39%。

但是福岛核事故改变了一切。就在灾难发生的三天之后，彭博社就报道说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一定要加强对核安全的评估及核电站的监控”。

紧接着，一份关于2011年3月中旬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报道上记录了如下内容：“我们将暂缓核电项目的审批，包括那些已经进入开发初期的……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握核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核电发展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并且就《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进行讨论，新核电站建设的审批被暂停。

5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核安全及2020年远景目标的临时审批。但在正式启动前，多座现存的核反应炉需要经过安全性整改，以符合新的防震防洪标准。尽管如此，新项目的确切建设日期，以及新核安全规范的发布日期尚未明朗。

直至2012年6月前，这些核电站仍然没有获批，部分原因在于未来反应堆设计战略方向的不确定，尤其是否将目前在中国占主导的第二代CPR1000设计转变为从海外引进的第三代设计。

中国还没有完全开发出自己的第三代设计，因此一开始必须依赖欧洲压水反应堆(EPR)或者美国的AP1000反应堆。未来中国是否会在更大范围内甚至全部使用上述最现代的设计，受到两个相互冲突因素的左右：一方面，国际设计的成本更高，但另一方面其在安全标准上的可靠性也更强。

据《核信息周刊》报道，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SNPTC)的一位工作人员汤泽德（音）表示国内设计的CPR-1000反应堆就连2004年的国家安全标准的达不到，更不用说最新的国际标准了。他声称“如果已经完工的第二代反应堆无法进行更新改造，就不应该让其装载燃料棒，投入运行”。

实际上，国际核能厂商很早就开始寻求在中国建造最先进的反应堆。俄罗斯国营原子能建设出口公司Atomstroyexport就向中国提供了其最新设计——AES-91反应堆，并为江苏省的田湾核电站（2007年建成）的一号和二号反应堆提供装置。据说这里还要再建两座，但至今都没有开工。

加拿大原子能公司(AECL)承建了秦山核电站三期重水反应堆中的两座，尽管早在2002年和2003年已经完成，但并没有接到后续订单。最后一个是法国电力集团（EDF）参与的大亚湾电站两座反应堆，该电站于1994年建成，最初就是用了法马通（如今的阿海珐公司）的技术。另外，深圳岭澳核电站的一期工程的两座反应堆也采用了法马通的设备，但是到了二期的时候，就转而采用中国的设计了。

如今世界各大国际反应堆厂商，比如阿海珐和西屋公司，都在中国修建其最先进的反应堆。就拿西屋国内公司来说，AP1000是其第三代反应堆中的旗舰产品，目前唯一的客户就是中国。该公司与中国的订单价值53亿美元（340亿人民币），要建设四座反应堆，内容不仅包括反应堆技术的转让，还包括后端服务，尤其是核废料处理。

这四座反应堆，两座在浙江三门，两座在山东海阳，目前都在建设中，但据报道工期都发生了六到十二个月的延误。三门的一号反应堆延误的原因据说是福岛事故后的设计变化造成的。而其余三座反应堆的延误则与国产零部件的增加有关。如果报道的消息准确的话，这四座反应堆的国产零部件使用率从30%提高到70%，未来的其它反应堆甚至会只用国产零部件。

AP1000反应堆的预计造价也在增加。2009年其造价被估计为1940美元/千瓦，但最新的数字已经变成2300-2600美元/千瓦。尽管这比国际上任何其它第三代反应堆项目的造价都低得多，但仍然高于中国国产CPR1000反应堆的1800美元/千瓦。

2007年11月，阿海珐公司宣布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CGN)签署一项价值80亿欧元（116亿人民币）的合同，在广东台山修建两座EPR反应堆，该公司将提供运行所需的全部材料和服务。台山核电项目属于广东台山核电有限公司，这是一个法国电力集团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的合资企业，前者占30%的股份。工程于2009年10月开工，一号和二号反应堆分别定于2013年和2014年投入运行。

欧洲目前也有两座在建的EPR反应堆，一座在芬兰，一座在法国。但两座都至少超过预算一倍以上，而且比预定工期拖后了四到五年。这样的延误实在太离谱了，很可能中国的反应堆都投入使用了，欧洲的还没有完工。不超时、不透支地完成中国的EPR反应堆建设，将是对阿海珐公司的一个重大考验，它还指望用这个来抵消在欧洲的窘境。该公司在家门口遇到的麻烦，据说主要是因为在世界其它市场的营销不力造成的，比如在阿联酋。

中国也开始迈出核出口的脚步，最稳定的客户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并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就意味着在理论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核供应国集团成员不得向其提供核要素，但实际上中国已经向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恰希玛核电站的两座反应堆提供了设备。三号和四号反应堆的建设也已经于2011年底开始，其总承包商为中国中原对外工程公司，由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安装，资金也由中国提供。

中国的核电客户绝非只有巴基斯坦。最近几个月，中国核电产业相关的项目可以说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四月份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华时，曾经讨论中国对土计划中的斯诺普核电站提供帮助的问题。其它可能的协议还包括在南非修建核电厂以及与沙特的合作。与此同时，中国还很有可能收购英国的地平线核电公司。该公司当初由Eon和RWE两家电力企业联手创立，但如今挂牌求售。

为给中国迅速发展的核电产业提供充足的燃料，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和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两大企业获准进口铀。为了满足官方的燃料需求，两公司打算将铀进口量从2010年的3600吨增加到2020年的1万吨。在二者中间，广东核电集团近年的成就更大，已经签了多个进口协议。2010年11月，该公司领导与哈萨克斯坦的Kazatomprom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铀供应协议，总量达到24200吨。

此外，在阿海珐公司在纳米比亚、南非和中非的铀矿中，广东核电集团和其它中国股东都有24.5%的投资，到2022年之前，将为中国提供4万吨的铀。广东核电集团在2010年11月和加拿大Cameco公司的合同在2025年之前也将获得13000吨铀。

广东核电最新的大动作是在今年二月完成了对Extract资源有限公司的收购，该公司正在对非洲已知的最大铀矿进行开发。广东核电与中非发展基金共同为这项收购投入了22亿欧元（270亿人民币），还包括卡拉哈里矿业公司等其它相关企业。与广东核电的积极动作相比，中国核工业集团就逊色了许多。尽管它也曾尝试在蒙古、哈萨克斯坦和尼日尔进行铀矿开发，但结果却不如人意。尽管中国核工业集团的目标只是到2015年确保每年2500吨的采铀量，但似乎它也正在磨拳擦掌准备扩大市场，有消息说它可能会参股阿海珐公司在尼日尔的新项目。

在福岛事故发生前，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制定了到2015年将核发电能力提高到4300万千瓦的目标。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在建的反应堆必须于2010年底之前完工，还要加上那些预定在2011年开工的才行。因此，现在这个目标是无法如期达成了。今年三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十二五”规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据其估计，中国的核发电能力到2020年将达到8000万千瓦。但是新项目暂缓开工，以及未来设计战略方向的不确定让这个2020年目标也变得岌岌可危。

公众反对也构成了一大障碍。根据莫利调查机构在福岛事故之后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国的被调查者中只有42%支持核电，而反对者则达48%。还有报道说，公众的反对和对环境的担忧导致三座内地核电站的延期。今年三月，拟建的江西省彭泽核电站遭到的反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地方政府对核电站表示批评的文件竟然被发到了互联网上。

由于核电在中国电力供应中的份额极小，因此即使其新装机容量增加一到两倍，中国的电力结构都不会有什么显著变化，遑论排放现状。但是，对单个核电厂商来说，中国反应堆设计的未来方向必然会大大改变其订单状况。对于这一点，全世界的厂商都很清楚，但同时它们也应该看到另一点：迄今中国并没有与任何一家大签下大规模订单，而是天女散花式地与多家合作，然后大力推行国内设计。

福岛核事故对中国的核电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15个月已经过去了，但新建设项目的延期仍然没有取消。如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未来中国的核反应堆是否还会以福岛事故之前的速度发展？二是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新设计安全标准？

翘首期待着两个问题答案的，不仅是阿海珐和西屋公司，还有非洲的铀供应商和众多潜在的核电厂业主，比如英国、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中国核电发展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影响，似乎要比它们对中国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