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新常态下中国煤电清洁高效发展的思考-第5页-北极星火力发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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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进一步明确煤电的战略定位。应把加快提高煤炭转换为电力的比重和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确定为解决中国能源优化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重大、基础战略，较长时期内不可动摇，短期内去煤化的政策或者对煤炭、煤电基本作用摇摆不定的政策对中国能源发展是不利的。

二是要研究新常态下对电力发展评价新的指标体系和标准，即以能源革命的价值导向为指导，与国际经验相结合，建立新的评价体系。从历史和发展眼光看，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都是与时俱进的。在新常态下，电力弹性系数、年装机容量、年发电量、设备利用小时数、备用率、效率、常规污染排放总量、绩效、线损……需要完善或重新定义。如把年利用小时数可达8000小时的核电装机容量与年利用小时数约1000多小时的光伏装机相加来说明装机的多少，没有太大意义，可以考虑把年利用率5000小时作为折算小时。再如，常规污染物排放总量考核也即将失去意义，而碳排放、耗水量等指标将成为重要指标。对智能电网的评价指标也应当加以改革和改进。

三是持续研究提高煤电效率与能量系统优化相结合。继续研究新技术，如700℃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IGCC技术，从各个环节挖掘技术节能潜力(如上海外高桥第三热电厂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更加重视热电联供等能量梯级利用的技术推进，从能量系统综合优化利用中寻找更为经济有效的提效方法。实际上我国燃煤电厂净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热电联产电厂比例的提高起到了重大作用。

四是更加注重更大范围的各种电能与各种资源的优势互补。更加重视煤电与气电、核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抽水蓄能之间的优势互补;更加重视大电网、更大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分布式能源发电的互补;更加重视“互联网+”带来的需求侧响应的重大变化与智能电网的联动协调。要创新性发展能量与资源互补和系统优化，如智能化工厂和工艺可以将电解铝这样的高载能(而不宜称为“高耗能”)产品生产转化为一种电量“物质化”产品，从而在客观上起到蓄电的作用，也可以将此种功能称为准蓄能。再如科学有序的煤炭多联产工艺也可以做到能量与物质的联合梯级利用，更加重视科学的循环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互联网+”的发展，将会极大地促进能量系统以及能量系统与物质系统(虽然从广义讲能量也是物质)的综合优化。

五是节能减排的管理应逐步过渡到以碳排放控制为主体、各种要求相协调的管理思路上来。应加快把工作重点从煤电常规污染物控制、能效控制转移到二氧化碳为主体的控制思路上来。由严控效率转移到严格控制碳减排上来，由于碳排放将是真正的硬约束条件。如全世界并没国际公约要求效率是多少，但是对二氧化碳减排将有法律的强制要求，国家应当将二氧化碳作为煤电的核心问题加以管理，将现有的强制性的节能提效要求由碳减排替代，而效率要求只是作为指导性指标由企业自行决定。在常规污染物控制方面，避免单纯地要求“超低”排放，而是统筹协调节能、减碳、省水、控制常规污染物的各种关系，综合推进满足环境质量的低成本、低物耗、少产生二次污染的减排技术。

六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管理。要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加快配套各种制度，真正使政府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使企业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使中国煤电清洁高效发展纳入市场化和法治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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