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发展道路究竟取向何方

　　如外界所料，金额高达97亿美元的150架A320系列客机采购合同，使中法关系洋溢着蜜月情愫。但于此期间，法国人关注的另一笔或许同样巨额的合同，则依旧充满了变数——中国浙江三门及广东阳江共计四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的招标中，法国阿莱瓦(Areva)集团旗下的法马通(Framatome)公司能否笑到最后？

　　12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开始了对法国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行前，温家宝在北京接受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法方能拿出更具竞争力的方案，包括在报价和技术转让方面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那将有助于法方中标。”

　　这是一个被一再推迟的招标。与法马通展开最后的绞杀的，是美国核电巨头西屋电气(Westinghouse)。据早先的普遍预测，招标结果有望于今年10月公布，后又推迟到11月；民间的猜测是等待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进行新一轮“公关”。

　　但从《财经》了解到的情况看，年内公布招标结果可能性已经接近于零，“惟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事在2006年肯定会有一个结果。”一位知情人士半开玩笑地说。横亘在前的障碍除去过高的报价，还有中国核电业内部对于核电发展道路的种种争议。

　　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招标过程，它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中国核电发展的技术路线选择，以及投融资管理体制。

　　“双四”目标

　　到2020年，中国将建成核电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占届时中国发电装机总量的4%

　　对于中国核电而言，2005年无疑具有转折性意义。

　　1月7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了广东省大亚湾核电站。仅一周后，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就透露，国家在制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时候，已经用“积极发展核电”代替了“十五”规划中制定的“适度发展核电”政策。

　　3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正式宣布将“积极推进核电建设”；至此，传扬了接近两年的中国核电战略调整，终于在国家层面上最终获得确认。各界发展核电热情高涨，不仅在沿海缺乏能源的省市，内地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重庆、广西等省市，也向发改委提出建设核电的强烈要求。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核电政策的调整，肇始于2003年中国多个省份大面积爆发的局部电力供应紧张现象，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简单。

　　上世纪70年代，是全球核电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法国以及日本等众多国家均在这个阶段完成飞跃。而中国首个核电站30万千瓦秦山核电站的建设计划，直到1981年才获得国务院的正式批准；1991年12月，方始正式并网发电。中国核电的真正起步，整整晚了20年，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

　　其一，以中国资源禀赋而言，煤炭储量丰富，价格也相对低廉。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山西省煤炭的交易价格仍不足每吨百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核电相对于火电难有竞争力。

　　其二，当时中国众多行业都面临资金匮乏的局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下称中电投)一位人士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核电单位发电装机容量的造价大概相当于煤电的三倍，比起水电，也要高出三分之二以上。即使要缓解电力紧缺的局面，有限的资金也肯定不会优先选择核电。

　　实际上，当时几乎很少有人对中国长期的能源需求有清晰的判断，对于核电的战略定位更是无从谈起。

　　时至2005年，形势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中国的煤炭价格在过去几年中大幅上扬，几乎所有品种的能源供应全面趋紧，这些因素使得核电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一升再升。但截至目前，中国投产和在建的只有11个核电机组，装机容量为870万千瓦，在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中的比重不足2%。

　　就全球范围内来看，随着能源价格的全面上涨，以及对全球变暖的普遍忧虑，核电也正在逐渐走出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漫长阴影——说“核电复兴”或许为时过早，但回暖的迹象是清晰的。

　　在美国，总统布什今年视察了位于马里兰州的一个核电站，这也是1979年三里岛核电事故后迄今美国总统第一次视察核电站。在2005年夏天通过的能源法案中，美国更明确表示，将资助新的核电建设项目，包括提供税收减免以及贷款担保等。

　　今年5月，美国Bisconti研究公司和Nop World联合进行的民意测验也显示，超过七成的美国人支持发展核电，其中强烈支持的比例达到32%，坚决反对的比例仅为10%；而在1986年、1987年的低潮时期，反对的比例一度高达50%以上。

　　在欧洲，芬兰上马了这个国家的第五座核电机组，打破了西欧长久的沉默。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发展核电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甚至在已经废除核电的意大利，现任总理贝卢斯科尼也呼吁民众重新考虑核电，因为“过高的能源价格已经影响了这个国家的竞争力”。

　　在所有国家中，中国仍然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此次出行法国之前，温家宝向《费加罗报》重申了中国的核电发展目标：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占届时全国总装机容量的4%；在建的装机容量，也将达到1800万千瓦。

　　代际之争

　　第三代核电机组所谓的技术优势是否值得以时间为代价，仍有激烈争议

　　然而，与政策层面之热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5年，中国却无一座核电站正式动工。

　　要实现2020年的“双四”目标，业内一致的看法是，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应开工建设两到三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

　　据《财经》记者了解，2004年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的浙江三门核电站一期项目，目前已经具备负挖开工条件，广东阳江核电站也已具备开工条件；由中电投投资的辽宁大连以及山东海阳的核电项目，虽仍未获得发改委正式批准，但目前一期工程现场都已基本具备负挖条件。

　　在业内人士看来，所谓胶着点，显然集中在三门以及阳江一期共计400万千瓦核电机组的招标上。

　　除了客观原因，在过去20年中，中国在核电技术路线上的摇摆，也一直被认为是核电发展相对迟缓的因素之一。世界银行高级能源专家赵建平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一开始就选定了技术路线，经过20年的时间，完全可以消化成熟了。

　　事实上，目前已经投产及在建的核电机组中，秦山核电站一期及二期均采用了国产堆型，三期则采用了加拿大原子能公司的重水堆型；大亚湾、岭澳核电站采用的是法国法马通公司的堆型；而正在建设的江苏田湾核电站一期工程，采用的则是俄罗斯原子能出口公司的堆型。

　　或许正是出于统一堆型的考虑，2004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将三门和阳江共计四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要求是必须采用第三代堆型。由此，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组成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在“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了有关的国际招标工作。

　　到今年2月28日正式截标时止，共有十多家国际核电巨头参与投标，但初选之后，真正的竞争者只剩下法马通、西屋电气、俄罗斯原子能出口公司三家。此后，经过2005年夏天的初选，俄罗斯原子能出口公司因技术方面的原因也宣告出局，目前仅剩下法马通、西屋电气之间的白刃格斗。

　　但是，上述招标思路自提出以来，始终充满着争议。早在2001年末，在当时国家计委的[(计)2866]号文件中，曾明确了中国核电将采用“秦山自主发展核电”的模式。然而文件发布后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原定的由“秦山自主模式”逐渐被“整体引进国外技术”的决策取代。后者的支持者认为，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先对外招标引进若干套，然后再照着别人的技术自己来做，实现国产标准化百万级批量生产。

　　法马通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博纳德鄂斯特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与现有的第二代技术相比，第三代堆型最大的改进是，一旦出现重大事故，可以有效地加以缓冲和约束，使其不至于对环境造成大的破坏。

　　但在原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全国政协委员钱积惠看来，所谓“第三代技术”，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实际上称不上“代”的概念，只是一个逐步的改进版本而已。

　　“不能因为要引进第三代技术，反而把中国大规模发展核电的时机给耽误了。”他对《财经》说。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顾忠茂教授也表示，实际上，现有的第二代技术及二代改进技术已经很成熟，目前国际上有超过15000堆年的安全运行经验，经济上也更为可行。

　　法马通的EPR(欧洲压水堆)或美国西屋电气的AP1000，是目前可供选择的第三代堆型，但前者在芬兰的EPR项目刚刚开工，后者更至今未被商用采用。即使中国能够成功引进，顾忠茂对《财经》强调，中国也必须积累相当的经验，经过四到五年的实际检验，才能进入规模量产阶段。

　　“这显然难以实现2020年的核电发展目标。”顾认为，基于更现实的考虑，应当允许中国先批量上马一些二代改进技术的核电机组；而在第三代技术上一步到位的激进路线“并不现实”。

　　其他的质疑者则认为，中国首批招标的只有四台机组，加上还有要求技术转让的附带条款要求，虽然法马通和西屋电气之间竞争激烈，但两者都很难在价格上做出更多让步。毕竟，这两家公司的第三代机组都尚未完成研发成本的摊销，成本下调的空间没有成熟堆型那么大。

　　钱积惠透露，芬兰的EPR造价高达为每千瓦2300欧元，以这样高的造价，在中国发电难有竞争力；鄂斯特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承认，芬兰的核电机组造价偏高，但他指出，这与芬兰的气候和特殊的施工条件有关，在中国的成本肯定要低。

　　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同样采用法国法马通二代技术建的大亚湾以及岭澳核电组，每千瓦造价分别为2262美元和1800美元；而采用国产堆型的秦山二期核电机组，其每千瓦建成价格为1360美元。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却否认了上述指责。他指出，目前所进行的谈判恰恰是为了避免在今后的发展中再走弯路，是符合中国核电发展整体战略的。毕竟，核电涉及众多产业链，“我们宁可时间长一些，也要打好基础。”

　　他还暗示，目前所演绎的“技术路线之争”，归根到底是“要不要进行核电体制改革的问题”。

　　“核”“电”争锋

　　“双寡头”的垄断终结已箭在弦上，问题是，谁能承诺一个确定的未来？

　　显然，中国核电体制改革首当其冲的目标，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称为中核)以及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为中广核)的“双寡头垄断”。

　　1988年9月，在秦山核电站获准七年之后，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核工业总公司；1999年7月，在经过重组之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正式成立。

　　1994年9月正式组建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则可以溯源到大概十年前为合资修建大亚湾核电站而成立的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

　　目前，中核拥有秦山和田湾两个核电站，已经建成和在建的机组共计七台(其中田湾两台机组尚未正式投入运行)；中广核则拥有大亚湾、岭澳两个核电站，已建成四台机组。

　　迄今为止，中核和中广核仍然垄断着中国的核电领域。但在新一轮的核电浪潮中，传统的电力企业尤其是电力体制改革之后的发电企业，正野心勃勃地打算大展宏图。

　　一直以来，核电究竟姓“核”还是姓“电”，始终是争论的焦点。目前，核电的行业主管部门是1998年组建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安全监督则由国家核安全局(即国家环保总局下的核安全司)负责。此外，科技部、发改委、电监会也参与对该行业的管理。

　　而在传统电力行业，发电部分基本由发改委主管，发电之后的电力监管则主要由电监会负责。

　　在发改委有关人士看来，正是由于中核与中广核的“双寡头垄断”，才使得核电的整体发展相对迟缓。毕竟，核电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一般每千瓦装机容量的造价都在1万元人民币以上，因此，让传统发电企业进入核电领域，显然有利于发挥“团队作战”的优势。

　　一些电力企业的负责人也认为，由于核电与军用结合紧密，各国在发展早期，往往由专门的公司来经营。一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则应开放投资。

　　正出于这样的考虑，“代际之争”就更多了些微妙的意味。分析人士看来，如果允许按规模上马二代或二代改核电机组，中核、中广核凭借此前的技术和经验积累，显然会取得更大的话语权；而如果在今后核电发展中全部选择全新的第三代机组，则其他传统发电企业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据《财经》了解，目前国内五大发电企业——华能、华电、国电、大唐、中电投均有意进军核电，其中以中电投最为活跃。

　　中电投于2002年12月成立的时候，承接了原国家电力公司持有的全部核电资产，包括在秦山二期、秦山三期、田湾及中广核的股权，以及在即将开发的山东海阳核电项目40%的控股权。目前，中电投可控的核电装机容量为135万千瓦，虽然仅占其集团装机容量不足5%，但在全国核电总装机容量中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5%。

　　去年12月20日，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今年10月25日，中电投又高调举行了核电管理制度发布仪式。中电投人士告诉《财经》，如无意外的话，其控股开发的辽宁大连以及山东海阳核电项目都将在2006年正式开工。

　　《财经》在采访中发现，即使在核工业内部，也有不少人赞成适当开放核电投资主体。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去几年中国核电发展之所以步履迟缓，除了电力供求大格局以及国家整体战略的影响，中核集团自身积极性不足与缺乏远见也是原因之一。

　　然而，能否把中国的核电作为一般的投资性行业加以开放？许多专业人士也心存顾虑。

　　“核电毕竟有很强的专业性，如果一哄而上，的确会留下隐患。”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顾忠茂教授对《财经》表示。世界银行的高级能源专家赵建平也指出，必须意识到核电的潜在危险性，不折不扣地去运作，才能确保安全。

　　从世界范围的发展看，核电的投资主体并没有统一模式可言。

　　美国和日本模式更近似于中国发改委人士以及传统发电企业推崇的发展方向。在日本现有的53台核电机组中，49台由地方电力公司拥有和运行；美国的104个核电机组，则由26家公司在运行，其中最大的一家核电运营商为EXELON，运行着17台机组。

　　但在拥有58台核电机组的法国，所有核电站均由法国电力一家统一建设和运行；拥有30台核电机组的俄罗斯，除了列宁格勒核电站，也全部由Rosenergoatom核电公司负责建造和运营。在另一个核电大国英国，23台核电机组的拥有者也只有两家，一个是BNFL，另一个是英国能源公司。

　　业内人士指出，很难简单地断言哪种模式更好，这取决于一个国家具体的政策和法制环境。在监管体系和法制环境相对健全的情况下，开放投资主体更为可取；而在监管乏力的情况下，是否会因过度开放核电投资而带来额外的风险，这恐怕是中国政府必须考虑的因素。

　　安全关注

　　时过境迁，切尔诺贝利灾难会否重来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制定的2020年核电发展目标都是雄心勃勃的：4000万千瓦的建成装机暂且不论，1800万千瓦的在建装机容量就是一个令人乍舌的数字——若以百万千瓦的标准堆型计，这意味着，届时中国将有18台核电机组在建。而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目前全球在建的核电机组不过24台。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中国发展核电的必要性无庸置疑，但就长期而言，中国的核燃料可能只能供应50年左右，对此应须早做考虑。

　　对于这种担忧，业界也有不同看法。一些专家指出，核燃料其实与任何能源供应一样，都不应局限于本国供应；换言之，中国完全可以向加拿大、澳大利亚采购铀矿石，或者参与境外合作开采，“日本几乎没有任何铀矿石，但并不妨碍日本发展核电。”

　　中核科技委原秘书长张国滨也表示，资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就像高油价会刺激油田的开发一样，如果铀价上涨，中国目前不少低品位的储量也将变得有开采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开采的铀矿石大多都是浅层矿，500米甚至1000米以下的储量有多大，仍然是个未知数。

　　另外，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都在致力于快中子增殖堆的研究。一旦获得突破，有望把铀的利用效率从现在的不足1%提高到60%。

　　每年两三台核电机组的开工速度，在张国滨看来，即使技术全部依赖国产化，也没有多大障碍。因为经过建国40多年的产业积累之后，中国的核工业已经具备了800万千瓦的年设计能力；应该支持在新一轮核电热潮中推行批量建设，因为这在安全性、经济性上都是最合理的。以一个主管道焊接工为例，即使上世纪80年代，其培养费用已高达11万-12万元人民币，而其工作年龄一般不超过40岁。

　　在公众的视野中，对中国核电发展的最深层次的担忧，仍然来自安全方面。围绕所谓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正在开发的第四代技术的争论，更凸显出业界以及公众对此的关注。

　　决策层显然也始终保持着警觉。温家宝最近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就强调：“至于核电，第一位的是安全。如果在核电安全上出问题，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将是巨大的。”

　　迄今为止，中国核电机组尚未出现过超过二级的安全事故。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七级分类标准，二级意味着在工作场合出现辐射物的扩散，导致工人暴露在过量辐射之中；但一般不会造成对工人严重的健康伤害，更不会对于工作场合之外的环境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当年切尔诺贝利以及美国三里岛核电事故，分别达到七级和五级。

　　发生在19年前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泄露事故，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核灾难”。持续十天的事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放射性物质辐射，直接或者间接死于这场灾难的约为4000人，其中3940人死于辐射诱发的其他癌症。

　　切尔诺贝利事故在中国有没有重演的可能？有专家分析，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设计上的致命缺陷，包括没有安全壳、反应堆采用正温度系数设计等，都在随后的设计中得到了完善的改进和克服。实际上，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中，虽然堆芯出现了半融化的现象，但由于良好的安全性设计，至今仍未确认有人直接或间接死于该事故。

　　据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目前成熟的堆型，100个机组运行100年，才会出现一次严重事故；至于出现造成重大人身伤亡的事故概率，则更低了。

　　不过，专家也警告说，目前的核电设计已经把潜在的危险降低到了极低的程度，但随着中国进入一个核电建设的活跃期，加上人口密度较大，进一步健全监管体制，加强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可操作性建设，仍是不容忽视的话题。

　　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讨论了“十一五”规划草案。会上透露的信息显示，中国预计在“十一五”期间开工建设核电1130万千瓦；届时，加上中国现有的核电装机容量，中国核电总装机将达到2000万千瓦。

　　以此发展速度，要在2020年实现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仍有相当难度。在观察家看来，这意味着中国核电发展的步伐可能不会如想像的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