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中国确定减排目标

　　中美同时出牌预热哥本哈根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仍然分歧严重，各方对本次会议能否取得突破、达成温室气体减排全球新协议依然持谨慎态度。

　　这种谨慎态度很快转变成为几许期待。

　　上月26日，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几乎同时，奥巴马重申美国到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17%，到2050年，下降83%。中美分别宣布奥巴马和温家宝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核心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首先要注意的是，两国的减排主体不同。”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向记者解释两国的不同。美国是“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的减排是强制性的、绝对量的，而发展中国家则是相对减排，且并不具强制力。”

　　值得一提的是，推动哥本哈根会议的进程，避免做减排“罪人”，在这次哥本哈根大会到来前，各方已先后承诺减排指标。

　　如挪威承诺2020年比1990年减排40%，欧盟则宣布减排20%-30%，日本和俄罗斯均表示减排25%。日前，印度、南非、巴西等多个发展中国家也在就减排问题进行磋商。巴西已承诺碳减排目标，印度和南非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上也感受到莫大的“压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法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提出的征收碳关税提议，近日在全球引发争议。

　　尽管遭到了欧盟的一致反对，但法国日前仍单方面提出，将从2010年开始对那些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在此之前，法国已宣布对本国的家庭和企业征收这一新税种，主要针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方面的消费。

　　所谓碳关税，主要是指如果某一国生产的产品不能达到进口国在节能和减排方面设定的标准，就将被征收特别关税。一些专家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应该叫做“边境碳税”，而不是关税的一种。

　　把温度上升限制在2摄氏度需一场低碳革命

　　中国宣布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40%-45%。这在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看来，低碳经济不仅是技术和资金问题，更是一种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张健华举例：“十一五”期间规定单位GDP能耗下降4%，要实现这个目标压力很大，因为只有明年一年的时间。按照美国能源部的统计，从2006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碳排放第一大国。尽管我们的GDP总量才排名第三，但是我们的碳排放已经是全球第一。

　　张健华指出：假设我国GDP从现在起年均增长8%，到2020年后年均增长6%。另外，假定中国要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化石能源的消费年下降0.3%，单位GDP能耗在未来的时间，包括“十一五”之后的“十二五”，能从年下降4%提高到下降5%，到2021年我国碳排放大约在80亿-90亿吨，达到峰值。但如果假设GDP现在年均增长是9%，2020年后年均增长为6%，那么，我国到2034年才能达到均衡，这时碳排放峰值达到98亿吨。

　　目前我国一年60多亿吨的碳排放位居全球第一，而如果我们不采取较大的力度进行控制，碳排放峰值上升到100亿吨，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全球碳排放中的占比将从1/5上升到1/4。

　　走向低碳经济，更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投入。

　　中投证券分析师马蘅针对中美两国最新提出的减排承诺，按照他们的测算，以2008-2020年每年GDP增速6.5%的假设，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减少40%来估计，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10Gt，比2005年增加一倍。十二五期间的预计排放增速4.65%要低于十一五期间的6.19%。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为达成哥本哈根会议的最终减排目标，2010年-2020年全球需投入近￥19万亿的投资增加以应对二氧化碳减排，其中中国预计为￥3.2万亿，美国￥4.2万亿。

　　对此，张健华认为，低碳经济不仅是技术和资金问题，更是一种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或者说，是技术、资金加上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如果在发展宏观经济的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个约束条件，把发展低碳经济的因素考虑进去，这样，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后续政策或逐步出台

　　完成这一目标，市场预期，后续政策有望逐步出台。

　　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新闻发布会上坦言，要通过统计、监测、考核、问责，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

　　解振华称，中国在2007年颁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个国家方案和我们国家所颁布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节能减排的很多措施都是一致的。到目前为止各个省都已经根据国家方案编制了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科技、海洋、农业等部门也编制了部门的行动方案。

　　同时进一步理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加强了这方面的领导。主要还是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上下功夫，比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业，五年中要使我们的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当中比重提高3个百分点，我们实施了淘汰落后产能方面的积极措施。

　　另一项措施是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现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经过四年的努力，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从7.5%，提高到目前的将近9%。中国还在大力植树造林，中国是人工植树造林最多的国家，据最近森林普查的情况，森林覆盖率已经从18.2%多达到了20%，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植树造林增加森林的蓄积量主要是增加碳汇。

　　为完成这一目标，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叶燕斐建议增加碳税。碳税增值税在西欧国家如丹麦、挪威做得比较好。在技术上对二氧化碳的排放计算早已经解决。如果征碳税启动的话，可能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

　　“在转移支付、技术进步和改变消费模式的前提下，中国还应推进用市场化手段，如排放权交易解决减排问题。”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认为，要使那些投入资金、技术减少排放的企业得到补偿与奖励，使那些不进行技术改造超额排放的企业受到惩罚，形成自下而上基于价格信号的调节机制，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