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进入发展快速期 合理把握发展规模节奏

核电快速发展的制约因素

目前，我国在建和拟建核电项目的规模已经不小，人才、装备制造、核燃料、运营维护、资金投入等方面的配套能力绷得很紧。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在近期内过多过快上马核电项目，有可能危及核电的长期健康发展。

过多上马二代机型带来长期风险。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世界核电发展经历了三代技术。第一代技术证明了核能发电技术上可行，第二代技术证明核电在经济上可行。但苏联切尔诺贝利和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两次重大核事故说明，二代核电站的设计低估了发生严重事故的可能性。90年代，美国和欧洲明确要求新建核电站必须在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上满足一定条件，国际上把这类核电站看作是第三代核电站，其严重事故概率比二代低100倍以上。

经过招标，我国选择了美国西屋公司三代AP1000作为核电发展的技术路线。但是，由于AP1000首台机组开工建设2年后，即2011年才能批量化发展，国内不少地方和企业为了快上核电项目，纷纷选择了二代改进型。

这种机型缺乏预防类似切尔诺贝利和三哩岛核电站严重事故的安全措施。目前，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新建核电厂大都采用第三代技术，已运行的400余座二代或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将在未来的20年左右陆续退役。只有中国还在大量批准新上二代机组。

如果在现有9个二代机组厂址上继续扩建同样机型，二代机组将达到57台5314万千瓦，运行寿期达60年。假设这些机组到2020年全部建成，意味着它们要到2070～2080年才能退役。到那时，三代核电机型早已落后，具有固有安全特性的第四代核电机组已经普及，甚至第五代可控核聚变示范堆已经开始运行。而在这60～70年中，世界上只有中国仍有大量设计安全水平较低的二代核电机组在运行，安全风险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因此，批量建设二代机组应十分谨慎，规模不宜过大。应当积极破解制约我国核电健康稳步的瓶颈：

人才资源稀释严重。核电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有经验、专业化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电站投入运营后，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需要800～1000人的队伍，其中核相关专业需要约400人。近几年，随着大批新建核电项目开工，高端人才不断稀释，新人成长缺乏足够的培训和积累。

虽然全国已有一批高校开设核学科和核专业，但一个学生从大学毕业到成为合格的核工程技术人员，需要4～8年不等，而要培养起安全至上的价值观，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与此同时，一批有经验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陆续退休，核电行业普遍出现人才资源短缺。今后几年新上核电规模若超出人才供给能力，将为核电安全运行带来隐患。

核电装备制造水平不高。据核电装备企业反映，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拥有每年制造多套百万千瓦核电机组装备的能力。但实际情况是，由于产品质量不稳定，技术标准不统一，设备拖期现象十分严重，每年连完成一套百万千瓦机组的成套装备都很困难。我国现在的核电装备企业以往主要制造常规电力设备，制造核级装备时质量保证体系不够健全，因为赶工期，导致质量问题屡有发生。

核安全监管能力需进一步强化。常规能源的安全责任主要在地方和企业，核安全责任则是在中央。中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承担核安全的国家责任。但是我国核安全监督工作在机构设置、人才、经费、技术基础等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国外核电大国的经验表明，平均每台核电机组需要的监管人力约在30～40人。即使经过机构调整，我国核安全监管的总人数仍然不到1000人。而且，监管人员收入远低于核电站工作人员，直接影响了队伍稳定和优秀人才的汇集。监管部门独立性也不够。特别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涉及核安全的基本法，更谈不上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核燃料供应与后处理能力不足。核燃料循环工业包括前端（核燃料获取、铀浓缩、燃料元件加工制造）和后端（乏燃料的后处理、放射性废物的处理与处置、铀和钚的回收）。我国核电站建设偏快，前端、后端能力较弱，而且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能力。目前，国内仅有一座乏燃料后处理中试厂，新的后处理厂何时建设还不确定。

行业投资风险加大。核电企业超出自身能力和配套条件，争厂址、争资源现象十分突出。核电融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核电需要新增投资规模1万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在建的未投产机组。核电项目对资本金要求高，主要核电企业在自有资金不足而又无法上市融资的情况下，将主要依靠高负债扩大投资规模。加上受制造能力的限制，可能出现项目拖期，将大幅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目前我国核电建设还未进入高峰期，核电业主的资金链就已经绷得很紧，未来投资风险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