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发电投资巨大及发电成本高使投资者不敢问津 如何走出垃圾围城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曾经出现过垃圾“围城”事件，当时，北京曾在航空遥感观测中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六堆多。

现在，又面临这样一个窘境。

据北京市政府统计，随着去年北京10座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到期陆续关闭，北京每天有10770吨垃圾无处堆放。若按每辆卡车7米长、5吨载重量计算，装载这些垃圾的卡车将能包围紫禁城大半个圈。

据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介绍，北京的垃圾填埋场目前都是超负荷运行，如果按现有的垃圾增长量和填埋场的处理能力，把北京所有的填埋场都算在一起，不到五年，北京的垃圾就无处可填了。

北京的情况尚有如此“危机”，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80多万亩，近年来又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垃圾，真的是走不出的“围城”?

人为“藩篱”

然而，让无数人头疼不已的垃圾，却也被认为是最具开发潜力的、永不枯竭的“城市矿藏”。

“随着环境问题逐渐被重视，节能、环保成为各国的发展主题，已经开始为垃圾处理提供产业发展的机会。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仅中国每年就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在如此巨大的垃圾压力下，有理由相信，垃圾处理产业会成为未来国内的明星产业。”中国投资网出版的《2009年到2012年中国垃圾处理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如是予以推介。

“垃圾处理不能永远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只有将垃圾处理形成一种产业化链条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城市生态研究院研究员周传斌告诉记者。但垃圾处理要形成产业化链条，还任重而道远。

在经过了4年多“拉锯战”之后，北京市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前景还是一个未知数。

去年7月9日，北京市海淀区市政管委会的相关领导面对六里屯地区的200多名居民代表，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原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6月作出了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进行行政复议，并要求该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予以缓建的决定两年多后，该焚烧厂的论证工作和建设的相关程序都还在一种停滞的状态下。

如果决定不建，区市政管委会自然有自己的难处。此前的4月下旬，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建设垃圾焚烧厂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六里屯地区的居民反对在该处建设垃圾焚烧厂的理由似乎更加充分。据统计，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周围5公里内有常住人口约26万人，并有机关院校、医院和科研机构等数十个，同时与京密引水渠相距只有1114米。垃圾焚烧厂排放的以二恶英为首的有毒物质会严重危害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也会严重污染京密引水渠的水质。

1995年该处建成的一座垃圾填埋厂已经使得当地居民不堪其臭。“最不臭的地方是厕所，因为没有开窗。”当地居民如此调侃。

六里屯的情况并非个案。北京科林皓华环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专门从事垃圾处理等环保项目建设，其董事长刘云飞告诉记者，公司在全国建设或者开建了数十个项目，而最头疼的就是与当地居民打交道，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家门口成为“垃圾集散地”。

“项目建设都困难重重，还谈得上产业化?”刘云飞无奈地说。

北京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我市垃圾处理的工作方案》也指出，当前一个主要问题是“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实施难”。

“处理设施所在地普遍不愿接纳处理设施，住宅开发向垃圾处理设施靠近，周边群众普遍不愿接受垃圾处理项目，抵触情绪大，矛盾难协调，致使设施建设周期长，项目从立项到全部开工建设通常需要5~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方案》中说。

虽然现在地方政府对以BOT方式建设垃圾处理设施很热心，并许诺了很多优惠政策，但刘云飞仍对政策能否“连续”感到担忧。“这届的书记重视，下届换人了，如果企业已经投钱了，人家不认你那个项目怎么办?”

“另外，我接触过好多地方，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根本不需要产业化运作。环卫局和建设局下边自己找一些人，一画图就做了。”刘云飞说。

很多市民抱怨垃圾产生的恶臭，但却不愿意作举手之劳为垃圾处理做贡献。“垃圾处理产业化运营的第一步就是分类。但现在有多少市民在丢弃垃圾之前进行分类了呢?全民的垃圾处理意识还太差。”

在中国，因为生活垃圾没有严格分类，剩菜剩饭、蔬果菜皮和各种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含水量很高，直接影响了热值。每公斤燃烧后产生的热量只有800大卡左右。利用每吨生活垃圾所发的电量，只有230度左右。在一些实现了分类的国家，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达3000大卡以上，每吨垃圾可发电1000度左右，两者相差3倍。

处理之难

生活垃圾的处理主要是垃圾发电、高温堆肥、卫生填埋三类。而这三类处理方式，都还较难实现产业化。

焚烧是处理垃圾最简单的方式，但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王如松告诉记者，对大气的影响表现在排放有毒有害的气体，特别是垃圾焚烧过程中，会排放出大量的二恶英。二恶英虽然在高于850摄氏度的情况下可以分解，但是在从烟道排放出去后又会迅速还原。要彻底解决二恶英问题需要相当高的技术手段。就目前中国的科技水平来讲，还达不到这一要求。

北京市政管委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则力主“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承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产生的量，使之处于不损害人体健康的范围内。

但现在看起来，加大焚烧在垃圾处理中的比例仍然是北京市今后垃圾处理工作的重要方向。陈永可能会有些无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选择焚烧方式，作为北京增加一种处理方式是必由之路。没有这条路，减量化、无害化是很难达到的。特别是资源化，更是很难达到。”

除了对污染问题的担心之外，垃圾焚烧发电投资巨大及发电成本高，也使许多投资者不敢问津。

“在不含征地费用的情况下，日处理1000吨的垃圾发电厂的投资在4~5亿元。”刘云飞说。

因为垃圾发电的成本比火力发电高，所以国家给予了政策，垃圾发电厂的电在正常的火电成本上加2毛5卖给电网。而电网不愿意收垃圾发出来的电，因为它的成本增加了2毛5，但却以和火电相同的价格卖给老百姓。垃圾发电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上网困难”。

堆肥和卫生填埋的成本要比垃圾发电的成本低，大概是相当于发电的三分之一。但这种处理方式也存在先天不足。

王如松告诉记者，堆肥的问题是重金属污染物无法解决，最后导致肥料不能进入食物链，只能在林地里使用。但由于成本过高，植被绿化工人不愿意买。

而填埋的问题之一是需要大量的土地，目前各地都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这样做。另外，卫生填埋场对于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相关资料表明，北京市每年因填埋垃圾而需要占地约500亩。而目前可用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土地日益减少，新建项目选址难度加大，规划储备用地满足不了建设需要。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说，生活垃圾处理的技术选择离不开成本因素，一些人总是对所谓生活垃圾处理新技术、新工艺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无论是何种新技术、新工艺，成本过高都难以得到应用。例如，生活垃圾中约有60%是厨余类有机垃圾，因此通过分选，将这部分有机物经过分选进行堆肥处理，也就是德国所谓的机械生物处理。但由于成本高、堆肥质量难以保证，实际产出物往往还是垃圾。

“垃圾行业的集中度不高。因为没有给这个行业集中的时间。在国家环保投资3500亿元的刺激下，垃圾处理行业成为了热点，这导致了这个行业都是各干各的，没有规模化的产业。”刘云飞对目前垃圾处理行业的无序竞争感到担心，认为这也是垃圾处理难以形成产业化的重要原因。

在一个本来就不成熟的行业里，出现恶性竞争，如何能实现产业化?

“就拿垃圾填埋来说，很多人以为这个东西好做，挖个坑埋了就是了。其实填埋最大的隐患是垃圾填埋气，也就是沼气。沼气的科学处理方法是导气，导出之后用于发电、烧水。而且这个垃圾在里面一埋几十年，是在持续不断地发酵。而不能有效导气，会有爆炸的危险。现在一哄而起，不但危险，而且也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行业。”他说。

应对之策

北京市政管委会的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曾经对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提了三大对策：上策是不产生垃圾或者少产生垃圾;中策是把垃圾转化为资源;下策是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争取100%的无害化处理率。

这也就是环保与节能的三个基本要求：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但这对仍处在经济高速成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中国来说，要想在短时间达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接近这一目标也有相当大的难度。

中国城市建筑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说，就垃圾收集过程而言，从不完全收运，到完全收运，再到分类收运;就垃圾处理过程而言，从分散堆放，到卫生填埋，再到填埋减量控制，发达国家大约用了30~40年的时间。

徐海云认为，面对一般工业垃圾、餐厨垃圾、医疗垃圾、电子垃圾、污泥等等，如果每一类垃圾都建设一套收集、管理、处理系统，既不经济，也不现实，最终也不能够达到环保要求。

“统筹规划是综合处理关键。”徐海云认为，应当打通垃圾资源链条，推进垃圾资源化。首先是尽可能进行回收利用;其次是尽可能对可生物降解的有机物进行堆肥处理;再次是尽可能对可燃物进行焚烧处理;最后是对不能进行其他处理的垃圾填埋处理。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杜欢政指出，由家庭产生的垃圾大多为餐厨垃圾。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看，餐厨垃圾是一种典型的可再生资源，含有淀粉、纤维素、蛋白质、脂肪、果酸、果胶等，同时含有少量钙、镁、钾、铁等微量元素，有毒有害物质较少。通过“消费——回收——再生”，可回收其中的废油资源和营养物资源，是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方式，不仅可以保护人类身体健康、保护环境，而且可以缓解能源和粮食危机，达到使资源再生、富育大地之目的。

针对餐厨垃圾的处理，杜欢政认为，重中之重是建立“个体回收户+龙头企业+回收基地+信息管理”的餐厨垃圾回收体系，即建立以“回收基地”为龙头、“回收公司”为骨干、“个体回收户”为基础和“信息管理”为手段的餐厨垃圾回收网络体系。

杜欢政认为，政府充分发挥公共管理的职能，依靠龙头企业的力量，统一搭建平台，建立餐厨垃圾“回收基地”，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处理、统一监管;对目前走街串巷的“农民游击队”进行改编、整合，促成其主动进入“回收公司”从事餐厨垃圾回收，扫除“回收基地”外低价收购等不公平竞争现象，切断流向“垃圾猪”、“地沟油”的原料通道。

相对填埋处理方式而言，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具有占地小、场地选择易，处理时间短、减量化显著(减重一般达70%，减容一般达90%)，无害化较彻底以及可回收垃圾焚烧余热等优点。垃圾焚烧将是未来垃圾处理的大方向。

“如果控制得好，垃圾焚烧发电时的二恶英问题是基本上可以解决的。”王维平说。

据了解，在去年9月召开的“北京市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和循环利用工作大会”上，北京市市长郭金龙要求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着力提高生活垃圾处理和循环利用水平。

围绕这一目标，今年北京市已积极探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和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积极开展生活垃圾“零废弃”管理试点，做好垃圾就地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不断完善垃圾分类减量相关政策措施。同时加快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解决垃圾处理结构不合理、消纳能力不足等问题。

立足于今后50年垃圾处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北京市还将建设东南西北4个循环经济生态园区。预计到2012年可实现城区原生垃圾零填埋，2015年可实现全市原生垃圾零填埋。

专家指出，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与所有的居民、机关、单位、企业都有关，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政府的各项管理政策的出台到实施，如垃圾的收费、分类收集、垃圾减量等改革措施的实施也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并逐步建立公众参与垃圾管理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