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最新排污标准严过欧美 火电企业面临倒闭或造假

那么，这两大市场又是怎样的分工呢?

对于工程市场，据火电厂估算，脱硫的改造费用至少是第一轮的60%-70%，改动的量虽然不是很大，钱却不一定会少花，因为一个稳定运行的脱硫机组，国内单位造价应该是160-170元/千瓦。脱硝则多为新建，预估只比脱硫低一点，大概在130元/千瓦左右。如果7亿千瓦中的80%以上需要改造，市场一目了然。

“但实际上，行业内招投标最低的到了85元，集中的成交价格在110元左右，这样的脱硫设施在两三年内没问题，但是长期稳定运行维护成本会很高。”采访中，有专家认为脱硫市场的混乱从上一轮的招投标已经初现端倪。

国产化后的价格战愈演愈烈，造成了质量无法保障，这才是市场最棘手的问题。这一轮会改观吗?杨金田信心满满，他说经历了脱硫的混乱后，脱硝市场会所有改观。但王志轩坦言他没有看到好转的迹象。各地的招标依旧在继续，打惯了价格战的国内企业不见得会改变策略。

另一个市场就是运营市场。虽然未来运营市场前景可观，然而由于脱硝电价补贴迟迟没有下来，国内大多数烟气治理公司都还在观望。目前对于脱销补贴一直也在争议，业内的普遍观点是低于脱硫的1.5分，大致在1.2分左右，多数业内人士认为，这应该是底线，因为过低的补贴势必造成行业工程建筑质量降低。

中国节能最近萌生了一种新鲜的想法以央企的资源整合优势推动“电厂污染物减排第三方运营”，即将国家脱硫补贴的1.5分直接补给脱硫企业，同时由脱硫企业负责减排设备的整体运营，国家、火电厂、减排企业明确各自的职责权利。杨鹤峰称，从经济上看，这将直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目前五大发电集团整体资产负债率高达80%以上，若将相关资产转让给专业减排公司将使其资产负债率降低5%左右;而另一方面，以脱硫为例测算，如果交给第三方运营，将使减排成本比发电集团自己运营成本降低10%左右。

对于这种想法王志轩认为很不错，且在脱硫的特许经营方面，中电联受政府委托组织开展了多年的试点工作，已有2000万千瓦的规模在运行，但是脱硝能否特许经营还需要认真研究，因为脱硝与锅炉主体几乎是一体的，与电厂的划分将变得很复杂。

如此看来，不管是工程市场还是运营市场都是一片利好。但，“一些媒体和环保协会试图用这个市场来说明新标准是正确的，有些本末倒置。”王志轩总是能提出尖锐的问题，“因为末端治理型的环保产业应当是被动型产业，为了环境保护需求来发展，从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角度讲，污染物产生的量越少越好，最好能够在生产环节和源头上加以控制。如果能够达到环境质量的要求，没必要为了环保产业而趋严排放标准去创造一个市场。现在很多人是找市场，一改标准新市场就出来了，财富就有了，但这需要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成本，不是真正的发展。”另一个争议也尾随而来偌大的市场到底是国内的市场还是国外的市场?两个阵营的对峙在这一点上显得异常严肃。

盘雨宏提出，“一旦标准执行，设备行业将最先获利，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国内催化剂产业有望获得大规模发展。”

杨金田也认为，国内市场足够应对这场技改，国内的脱硫和脱硝公司已经非常成熟，产能足够大，催化剂等核心的技术业已国产化。

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上了脱硝设备的企业多用进口设备。不过即将上脱硝设备的一些电厂坦言，出于可靠性考虑，一些诸如电磁阀、执行机构等关键设备可能会考虑进口件，其他的还是会选择国产。

王志轩则认为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国产化。“很多企业看似是在国内研发生产，其实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方，每装一套设备都要给国外公司交一笔费用。”

有一次，他去一家做布袋除尘的公司考察，在国内也是大型企业，获得了专利。爱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王志轩边走边问厂长，“你们的布袋原料纤维是哪里的?”厂长自信地说是日本，在厂长的想法里进口原材料制造是一个卖点。但是王志轩却记在了心里，相继问了几家布袋厂后发现答案竟然出奇地一样。也就是说，基本材料仍然掌握在少数国外公司手中，国内大部分是加工性质。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产化!”虽然一直在科技创新，一直在推进国产化，但是我国电力环保产业的发展确实使许多国外企业得到了大发展。“对于大机组的脱硫和脱硝，除了个别环保公司外，国内大部分脱硫公司都是通过购买国外技术发展的，这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严格的环保要求又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形成如此大的环保市场其核心技术不靠国外靠谁?如脱硝基本上就是把老外的催化剂生产线直接移过来，然后希望再创新形成新的知识产权，但由于发展太快，往往来不及应用。还有，脱硝用的基础材料纳米级钛白粉和催化剂核心技术也主要是国外控制，所谓的国产化主要指在国内生产。”

另一个50%

“中国发电用煤只占50%左右，大气主要的污染是发电厂以外的那50%散烧造成的。但是对那50%没提出要求，只治理发电厂，这对中国的污染治理是没什么好处的。”接受《能源》杂志记者采访前，朱成章一直琢磨另一个50%的情况，并打算撰文提议，用气和电代替散烧，把散烧煤转给电厂，这才是恰到好处的能源调整。

根据规划，除电煤外的50%包括一些冶金用煤和小锅炉、居民散烧，对这部分，尤其是后两者没有太多规定，只是在煤球里加入了一些脱硫的试剂，燃烧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治理。

“除了脱硫还有脱硝，其实真正的氮氧化物排放大户是汽车尾气，并非电厂。”朱成章说。

美国最新的战略提出还是要靠煤炭，其煤炭占一次能源的22%，我国占70%，美国除了炼钢和水泥用一些煤炭外，其他的全部给电厂，电厂消耗的煤占94%，美国认为交给电厂可以解决脱硫、脱硝，煤炭和电力相结合才是干净能源。“我们的做法则恰恰相反。我们不是以质来控制，而是以量，即以排放总量为导向，而‘十二五’的规划应该是以质为导向。”

一边在放松，另一边趋严，两个50%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此，当火电完成了60%的脱硫时，全国的减排量才不到10%。王志轩认为，非电煤的50%对环境质量来说才是主要污染源，因为电厂主要在城市以外，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最大落地的浓度一般在烟囱下方3到5公里，如果离城市几十公里基本没影响。而散烧直接影响城市的环境，通常所说的环境质量主要是指影响人的日常生活的环境问题。所以解决环境质量问题应该首先解决这50%的散烧。对于电厂排放大气污染物形成的二次污染问题，需要通过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系统控制、分清主次、有针对性解决，而不是“一刀切”。

不断有专家提议，在城市散烧的部分用电和气来替代煤，用大的光热电厂替代小锅炉，钢铁、水泥厂等也要加快控制。所有这些应该纳入政府的总体规划，而非各自为政。

“电厂的减排‘十一五’脱硫已经做到了绝大部分的有效控制，脱硫装置几乎100%，效率大约是85%，现在再花上千亿和增加运行成本解决剩下的10%(因为百分之百不可能)，其环境效果和经济代价合算吗?如果把钱花在非电煤的50%，效果会更好些。当然，火电厂氮氧化物的控制在‘十二五’期间是重点，关键是‘过严’和‘一刀切’的问题。”王志轩说。

既然解决散烧更为迫切，为什么不去做?发电企业的话或许更有代表性，“从约束角度来说，五大发电集团都是中央企业。中央企业最好管。不论是国资委还是电监会都要管。央企每年都要签节能减排责任状，不完成就降级，所以央企领导不能像民企老板一样我行我素。国家签订京都议定书，要减排20%，随即就把指标分摊下来，执行不了也得执行。”

杨金田也笑言，毕竟发电企业是大户，要管肯定从大户着手，对于散烧，由于技术状况不同，小锅炉不可能制定与电厂同样的要求，一个小锅炉花那么多钱做改造不值得。

不过，国家也在试图解决小锅炉的问题，要求电厂做热电联产，由大型发电企业来进行城市供热。但是问题就又出现了，某发电企业负责人对《能源》杂志记者抱怨道:“要电厂供热，国家又不给政策，供热费用不能到位，徒增了供热电厂的经营负担。我们很多供热电厂，都是在亏本供热。”

不得不承认，电力企业的抱怨也不无道理。问题总是接踵而来，如何合理解决这50%非电煤的排污问题，达到总量的平衡，或许还有待环保部门甚至政府的统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