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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日本核能源战略之路

2012-09-07 09:28来源:观察者关键词:日本核电站核能收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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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是解除对日核禁令,这时的美国正处于从军事利用技术垄断向和平利用技术输出的核政策转换酝酿期。美国开发原子弹耗费巨资并形成了庞大的科研、工业组织;苏联希望禁止使用、停止生产、销毁所有的原子弹,这意味着剥夺美国的政治军事优势,葬送其多年的国家能力积累;美国拒绝接受。但苏联并不示弱,于1949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开发氢弹以保持对苏联的核技术优位,美国1952年12月1日成功爆炸氢弹。岂料苏联追赶的速度也加快,1953年8月12日爆炸了氢弹。面对核军备竞赛的恐怖前景和美国不可能垄断核技术的现实,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决定向全世界提出和平利用核能、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管理的政策构想。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这一主旨的演说,希望和苏联一起“把核科学从破坏性的目的转向和平的目的”。这是美国为适应核技术必然扩散的现实而采的新世界战略:主动控制扩散进程,通过核电等“和平利用”项目的输出来稳定和扩张势力范围,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政治经济利益。

在酝酿和平利用核能战略同时,美国渗透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情报战也活跃起来。哈佛大学出身、曾职属麦克阿瑟司令部反情报机构(CIC)而经常在日本国会和各政党活动的科尔顿联系中曾根,劝他参加基辛格组织的1953年暑期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讨班。中曾根当时就感到:科尔顿对吉田茂首相持批判态度,其用意是“培养新的政治家”,就盯住了自己。此前,中曾根1950年6月去欧美参加国际会议和访问,在美国还“碰巧”被安排住到了国务院日本处的一位官员家里,受到热情接待。这位外交官在1951年1月作为议和特使杜勒斯的秘书随访,中曾根就是通过他向杜勒斯递交了关于和约的建议书。对于日本政治家与美国的关系,福岛核事故后中曾根在《朝日新闻》的专栏里这样反思:自己主张改宪和重新武装,批评轻武装、经济优先的吉田路线是“对美从属”;然而,虽然厌恶“对美从属”,总还希望得到美国的某种承认或赏识。战后日本就是挣扎于这种“两面性”。无论如何“挣扎”,中曾根最终把美国情报人员的安排视作机会,1953年7月到哈佛大学参加了研讨班;而对日本战后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则是这次修学旅行的哈佛外部分:参观美国的核设施,在纽约与财界人士接触。此时,美国的锋能产业组织正在推动核军事技术向民用转移,中曾根感到应该迅速乘势而上。到旧金山,他听取在美国的日本物理学者嵯峨根辽吉(40年代初曾经建议日本的陆军、海军技术部门组织原子弹研究,其所在的物理化学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被美国占领军捣毁并扔到海里)的意见:确立国策,制定法律,拿出预箅——否则像样的学者不会靠拢。

取经回国,中曾根秘密展开预箅案的研讨。他深信:既然受左翼学者控制的学术会议总是否决研究和平利用核能的意见,就只能用政治的力量打破困境。本来,中曾根所在的改进党太小,无力单独在国会推动预算和法律议案;但此时吉田茂首相的自由党议员席位不过半数,其预箅和法案如果没有改进党的合作就不能成立。因此,中曾根和同党密谋:在1954年3月预算成立之前突然提出计上核能项目的预算修正案,逼自由党同意。成功的关键在于保密,如果泄漏就可能遭到学术界和新闻界的痛打。结果恰如所愿,自由党不得不接受在临表决之前中曾根等人的突袭,预箅修正案在茫然之间得以通过。

这个最初的核能预算包括研究费补助23500万日元、铀资源调查费1500万日元等共3亿日元。社会上流传,中曾根等人说过“学者在那里发呆,拿捆钞票砸他们脸上叫醒”的话,似乎有辱斯文;却也正如所料,日本学术会议一边对没得到通气表示“遗憾”,一边就做出了合作的姿态。这样,有关核能的调査、研究、行政组织以及谈判接受美国的浓缩铀、参加美国的核科技人员培训等等,都渐次运作起来。1955年8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原子能和平利用国际会议,中曾根等四名议员作为日本代表团的顾问参加。议员团会后周游欧美数国,白天考察核能研究机构和燃料处理设施,晚上讨论日本的相关立法工作。回国后,他们组织超党派的议员行动,在一两年内推动了《原子能基本法》、《原子能委员会设置法》、《科学技术厅设置法》等多项立法,建构起核能开发的行政体制并签署了《日美原子能研究协定》。

这样,日本核电发展的国家引擎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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