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毛泽东秘书李锐揭秘三峡上马经过（二）：三峡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第6页-北极星水力发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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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种体制、这种制度!从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的总体决策方式也好，建设路线也好，三峡工程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黄万里的命运是一个最具体的例子。鲜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正确的意见被否定，错误的意见吃香;对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启用坏的。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是3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个世纪30年代，他对长江上游做过实地考察，研究过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动和河床因之变化的情况。他认为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加粗沙，是会移动的。

三峡泥沙专题组的论证认为：造床卵石的移动量为零，而黄万里的计算是卵石年移动量不少于一亿公吨。他认为三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尾水达重庆以上，长江流到这里时，由于水深增加，流速必然减慢，其中细沙可以漂游出坝，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卵石先是夹杂在粗沙之中，最后则沉落在粗沙的后边，淤积在重庆以上的库尾，逐渐向上游漫延，直至淤积平衡，将两岸的平坝，就是好田毁掉，将长江在四川的四分之一的流域沦为泽国，生态面貌完全改变，长江的航运也遭到破坏，因此三峡大坝决不可修。

为此，他不断向中央上书。80年代三峡论证时，他两次到我家来谈他的意见，把他写的文章拿给我看，文章的标题是《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曾在市政协会上正式提出反对修建三峡的报告提案：“三峡高坝祸国殃民，请决策停修”，附文是：“请安排争辩”。在我家谈时，他还讲出这样的气话，如果三峡修了，出了问题，那就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跪三个铁人世代请罪。

黄万里跟钱正英有亲戚关系，钱的丈夫是他的侄子。每年春节，他俩都到黄家拜年，可三峡论证，就不请黄万里参加。黄万里在清华被排挤，到85岁才让他上课。黄万里是一个悲剧人物，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可以跟马寅初、陈寅恪并列，有独立的人格，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体制，就是不能容纳这样的人。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趋炎附势的人成了大气候。当年三峡如果不是我劝阻，自是大灾难。三峡工程的负责人潘家铮算是讲了良心话，回答“三峡最大有功人是谁”的问题时，他说：是李锐，是那些反对建三峡的人。

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陈云找我：又在闹三峡，你赶紧写意见。1984年我继续向中央写信，还是陈云支持的，姚依林、宋平他们都支持。我的上书，邓小平也划了圈，那次水利部闹三峡，没闹成。1980年，1984年，水利部两次折腾三峡，没有成功，还是中央内部起作用，两派人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邓小平也没有办法硬要一个人说了算。而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方案时情况就不同了。在政治大气氛下，人大的投票当然好走过场了。即使如此，仍然有177人投了反对票，弃权的664票，三峡工程以1767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获得通过，已经是空前绝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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