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核电站满足两个“千分之一”安全标准 为什么公众还是不放心？

在12月13日的国际清洁能源论坛上，“清洁能源蓝皮书”《全球核能产业发展报告（2017）》正式发布。书中，论坛副理事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韩文科、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晓文撰写的前言部分，从客观中立的视角，对核电发展提出了中肯建议，值得一读。

核电的长远发展，需要结合世情国情，洞悉时代发展洪流，研判核电安全的主要矛盾，才能破解安全发展的难题。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在建核电规模最大国，未来十年全球历史早期建设的第一批核电将迎来集中退役潮，我国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核电工业的重要建设者、继承者、发展者，如何构建核电生态安全标准，补齐核电安全发展短板，已成为中国核电人不容回避的历史性课题。

一、全球核电发展处于新的历史起点

全球核电发展呈现三轮波动周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核电出现了第一轮增长期，全球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供应短缺推动了核电快速发展，若干年全球核电一年的投产机组曾超过30台，随后受到三哩岛等核事故影响，核电发展放缓。

20世纪九十年代末核电出现了第二轮增长期，对三哩岛、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反思，推动了核安全技术不断进步，安全监管日臻完善，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问题促使核电再次受到青睐，全球核电迎来新一轮发展期。

日本福岛核事故引发了全球对核电安全的进一步思考，对核电安全技术及监管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核电进入第三轮波动周期。

核电安全发展的历史，是一个问题不断暴露、又不断解决的过程。核电技术从最初关注工程设备，到规范人因操作，再到当前应对极端自然灾害，构成了核电技术不断发展的主线。

过去一段时间，工程设备的可靠性不断增强，操作流程不断规范，程序性的人为操作不断被取代，推动了核电安全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今后如何妥善应对自然灾害，处理好灾害引起的“剩余风险”，将成为核电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本轮发展周期内，核电的特殊性使得核电安全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核电是高度敏感、重大事故影响深远，需要配套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清洁绿色的跨代能源。这种特殊性对科学决策水平、公众参与、安全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例如，政治决策与技术决策的考虑范畴存在差异，科学决策的定量依据支撑不足，核电科学决策水平有待提升；公众沟通缺乏共同的话语体系，过于专业的技术信息，难以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安全感；可再生能源成本快速下降，加之核电安全监管层层加码，导致核电发展的经济性面临挑战等等。

二、生态安全标准空白是核电安全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过去，美国核管会的安全标准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三哩岛事故后，人们发现核电安全的工程技术视角，难以有效缓解人们对不确定风险的恐慌，需要建立具备共识、可互参照的安全标准。

为此，美国核管会创造性地提出了核电安全的两个千分之一目标：

一是对核电周边个体，因核事故导致立即死亡的风险，不应超过全社会成员因其他事故导致同类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

二是对核电周边的个体，因核电运行所导致的癌症死亡风险，不应超过其他原因导致的癌症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基于两个千分之一目标框架下的安全标准体系不断成熟完善，为核电长期的安全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当前，两个千分之一标准已难以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安全需求。福岛事故后，这一标准的不足已愈加显现。

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全球核电站的安全运行情况，均满足两个千分之一的目标要求，特别是福岛事故，并未出现因核辐射导致人员死亡的事件，所增加的癌症死亡风险仍在全社会可控的风险之下，但民众仍难以接受核电。

也就是说，核电的发展，并未增加全社会个体死亡及诱发癌症的总体风险的千分之一，但是公众对核电的忧虑却未见减少。

究其原因，三十多年前所设定的两个千分之一的安全标准，在当前难以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安全需要。

对日本福岛事故的质疑包括对海洋生态的影响，而在我国内陆核电质疑声中也有对长江生态影响的担忧。然而，有关生态安全的相关要求，却并未包括在两个千分之一的安全目标范围内。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生态安全标准空白，已成为工业文明的重大短板，也成为核电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矿物质资源开发及化学工业获得了繁荣发展，核电因其特殊性受到最为严苛的工业标准约束，促使核电工业水平不断提升，成为了人类工业文明的贡献者。

然而，以人为中心的工业标准体系，对非人生态环境关注不足，生态安全标准严重缺失，导致大气污染、土地退化、物种灭绝等一系列的生态风险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包括核事故在内的各种工业事故，给人类的工业文明蒙上了一层阴影。

其中核辐射因其难以感知的神秘性，加之普通公众易与军事核威慑相混淆，导致核电的安全风险在各种工业风险中，往往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

生态安全标准空白，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人们关心核电对周围水体及水产品的影响，特别是担心核事故对生态的影响。然而基于传统工业安全标准的评估体系，难以有效度量相关生态影响，也很少涉及各类工业领域生态影响的综合比较。

安全基准的缺失，使得安全描述的参照难以统一，公众对核电的信心难免摇摆。此外，由于缺乏定量的生态安全目标，安全标准提升的科学依据也显不足，导致一些安全设施层层加码，核电建设运营的成本不断攀高，其真实的效果也难以评估。上述问题不断传递并累积，最终进入核电决策，增加了核电决策的复杂性。

三、探索核电的生态安全标准是我国跻身世界前列的历史使命

我国有望在第三轮核电波动周期中，跻身全球核电发展第一梯队。历次波动发展期也是新老交替的历史窗口期。第一轮周期中，苏联、美国、英国的核电技术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属于核电发展的第一梯队。

第二轮周期中，英国、美国等国由于能源供需变化和反核浪潮，核电发展停滞，而日本、法国、韩国由于能源资源匮乏，坚定发展核电，进入核电发展第一梯队。当前全球正处在第三轮周期中，核电技术梯队正在逐渐发生更替，俄罗斯、韩国的核电技术在全球市场仍然获得了较高的认可，我国也开始进入英国的核电市场。

构建生态安全标准是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重要阶梯。文明的升级，源于挑战到应战，经由外部挑战转化为内部矛盾，倒逼文明内部聚力短板，实现自我变革。在各类变革举措中，标准的建立，使得矛盾可以度量，有利于凝聚力量取得突破。

建立生态安全标准，将为工业文明的自我变革奠定重要基准，成为文明转型的关键一步。任何一轮文明的诞生，往往是在最为困难环境下成功应战的结果。福岛核电事故将全球工业文明的短板，暴露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核电工业已被推到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前沿。

探索构建生态安全标准是中国这一代核电人的历史使命。至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我国将面临工业化、城镇化、环境治理三大历史任务，届时需要增加超过十亿吨标准煤左右的清洁能源供给，这个量超过德国及法国两国的能源消费总和。核电作为高密度能源的脱碳解决方案，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必争的重要选择。

没有核电生态安全标准的要求，就难有核电的有序发展。

建议在两个千分之一的安全目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生态安全标准的第三个千分之一，建议构想如下：

“对于核电周边的生态系统，因核电发展所引发的生态安全风险，不应超过其他原因导致的同类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

建议在宏观思路上，可考虑按照三步走路径，探讨构建“三个千分之一”安全目标框架下的核电生态安全标准体系的总体路径：

第一步，聚焦人民群众的核心关切，择选典型评估对象，开展试点示范，建立核电生态安全标准的培育机制。

在做好公众健康风险评价、放射性环境影响、热污染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群众的核心关切，根据实际情况择选典型评价对象开展试点示范，扩展比较其他工业活动的影响，结合现有数据和事实，开展生态安全风险评估试点，初步建立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可对话、可质询、可优化的生态安全标准培育机制。

第二步，丰富生态安全目标的内涵，加强评估能力和机制建设，构建核电生态安全标准的升级机制。

在总结试点示范经验的基础上，丰富生态安全目标的内涵，有序拓展风险评估的领域与对象，通过规范安全评价导则等方式加强评估能力建设，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多种形式，构建核电生态标准有序升级的更新机制。

第三步，夯实风险数据基础、完善生态风险评估体系，拓展建立核电生态保险和再保险体系，构建生态安全标准、核电技术、生态安全保险三者互动制衡的良性发展机制。

随着数据及事实的不断累积，生态风险评估体系的不断完善，需择机考虑引入核电生态保险和再保险体系，大幅提升国家生态风险评估能力和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使之成为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托各类风险的综合比较，通过成熟的风险评估体系，将核电生态安全标准提升，传递到生态保险的浮动变化，反哺核电升级的技术投入，最终形成技术投入、标准提升、生态责任三者良性互动的发展机制。

总之，构建核电生态安全标准是一个助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跨越的宏大历史性工程，建设初期切忌贪大求全、一蹴而就，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太阳能与风能本身均是来自于太阳内部的核反应活动，核能是人类能源的终极解决方案。每一代核电人都有其身处时代的历史使命。

本次澳门国际清洁能源论坛，得益于会务组精心组织，将国内外核电人的智慧凝结在一起，并出版成书。

愿以此为契机，引发深入思考，促成核电人进一步遵循规律、敬畏自然、直面问题、凝心聚力，不辱使命，共同为核电安全高效发展做出新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