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性废物、核工业新基建、高温气冷堆…中核集团10名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2020年5月2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至此2020年全国两会正式拉开帷幕。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特殊时刻，全国两会的召开万众瞩目、鼓舞士气、凝心聚力。

在此期间，来自中核集团的10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履职尽责，根据核工业新时代发展特点，结合核工业新基建、发展新动能、生态环境保护、自主创新、走出去、健康中国、国家安全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热点话题，积极为核工业做强做优做大、国家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尽快制定“放射性废物管理法”

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核工业安全发展。对于放射性废物管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伴随着核工业的发展壮大，我国放射性废物治理技术和能力也不断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中核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顾军指出，我国核电迅速发展，核技术在医疗、工业、农业等应用也迅速发展。随着核电和核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各类亟待处理处置的放射性废物。但我国放射性废物管理工作严重滞后于核能发展，放射性废物长期暂存和未来管理的不确定性造成其潜在安全风险与日俱增。

因此，顾军建议：我国亟需制定“放射性废物管理法”，规范管理，进一步保障放射性废物长久安全、建立和完善放射性废物管理基础制度、破解核能发展瓶颈问题、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公众信心和大国形象。

尽快制定 “核损害赔偿法”

核能的发展伴生着核安全的风险和挑战，核损害赔偿问题在核电发展初期便受到高度重视。国际原子能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全球发展核电的30个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对核事故损害赔偿作出了制度安排。

全国人大代表，中核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顾军表示，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全面规范核损害赔偿的法律，难以适应核电“走出去”和核能国际合作的需要，也成为全球唯一没有对核损害赔偿专门立法的核电国家，与我国核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顾军建议尽快制定核损害赔偿法，他指出，制定核损害赔偿法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完善涉核领域法规体系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是保障受害者合法权益、促进核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是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核电“走出去”战略的需要。

“核工业新基建”发展恰逢其时

更需快马加鞭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方兴未艾，正深刻改变着世界。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数字中国建设的伟大战略，近期党中央又提出“新基建”战略布局。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认为，以数字化转型为主要特征的高质量创新发展已经是我国核工业走向世界一流的必由之路。“核工业新基建”发展恰逢其时，更需要快马加鞭。

王寿君分析指出，中国制造业经过改革开放后40多年发展和积累，已具备推进核工业数字化和装备国产化基本条件。实现核工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核工业数字化安全自主可控和装备国产化势在必行。一是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对核工业数字化产业进行政策支持，促进核工业实现先进数字化转型。二是依托国家重大专项，设立专项资金，研发核工业数字化有关产品。三是依托中国核学会和国家核仪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开展中国核工业数字化相关标准的制定，制定鼓励国产化落地政策，积极推进应用国产数字化产品。

振兴东北推进建设高温气冷堆

东北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装备制造业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地政府和百姓。

为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建议，在供暖负荷中心附近建设60万千瓦高温气冷堆，为城镇能源供给提供解决方案，为世界能源问题解决提供中国方案。

他指出，振兴东北推进高温气冷堆建设有三大优势：

一是可推动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的发展，满足海外市场推广需要，将极大促进我国先进核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中国创造”“走出去”。

二是贯彻实施国家能源政策，优化当地能源结构。在靠近工业负荷处建设60万千瓦高温气冷堆热电联产机组，可形成大容量区域热电联产中心，代替原有中小火电机组。

三是带动核电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创造新经济增长点。高温气冷堆可拉动相关产业增长，可释放企业制造能力，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和动力。

加快启动核电新项目

启动有效内需、扩大投资是当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的紧迫手段。

全国人大代表，中核集团战略与管理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巍指出，核电装备制造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依托核电项目，大力发展核电装备制造业，实现技术和装备国产化、自主化，对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就业、保障民生、推动国内高端装备制造产能释放、拉动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他分析认为，一台百万核电机组，建设期间投资约为200亿元，其中设备费100亿元，可提供5万个就业岗位，全寿命期对产业链贡献1000亿元。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罗琦指出，一要坚持我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的基本思路，推进我国核能批量化、规模化发展，华龙一号成功研发为我国核电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应尽快促进核电新项目核准，稳步推进2020-2035年每年开工6-8台核电机组；二要加强关键设备等自主化攻关，全面解决“卡脖子”问题；三要加快核能多用途项目实施，推动快堆、重水堆、高温堆、小堆、供热堆等示范项目落地。

建设海洋强国应加快发展海洋核动力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科技质量与信息化部主任钱天林指出，我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征程中，应该在海洋核动力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建议国家统筹规划、设立海洋核动力平台专项发展计划。

他表示，海洋核动力平台具有强大的能源保障能力，可为海洋资源开发、边远岛屿与基地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为长期海洋科考、海上大范围探测救援、远距离运输提供补给，对有效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洋强国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具有完整的核工业产业基础和大型海洋装备制造能力，完全有能力自主研发与建造海洋核动力平台。

完善国家专项融资支持政策

推动“华龙一号”走出去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能源署等预测，未来全球核电会有显著增长，有70%以上的需求处于“一带一路”沿线，核电“走出去”市场前景广阔。

目前，中核集团已成功在巴基斯坦建成4台核电机组，运行业绩优良。正在建设2台“华龙一号”海外首堆机组，进展顺利，是中巴合作的旗舰项目。

全国人大代表，中核集团战略与管理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巍指出，我国是继美、俄、法之后少数几个拥有核电全产业链的国家，具有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的能力。这其中，能否提供充足且低利率的资金支持，成为出口目标国选择核电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建议，中国核电出口融资政策需要做出应对，要从国家层面推动制定核电“走出去”专项融资政策，统筹资源，提供有国际竞争力的条件。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党委书记万钢也指出，核电“走出去”，必将产生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一是彰显大国担当，促进国家间政治、外交、经济关系，“华龙一号”已成为一张靓丽的国家名片；二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一带一路”向高质量阶段发展；三是助力大国外交，提高当地人民福祉，改善当地国计民生；四是有效缓解我国国内供给侧产能过剩，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附加值的出口拉动，促进高端制造业不断进步；五是改变全球核电竞争格局，树立中国智造高科技产业形象。

调整浓缩铀出口退税

支持我国核燃料“走出去”

近年来，我国浓缩铀生产自主创新持续推进，产业能力在满足自身核能发展需求的同时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为更好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首席专家、战略与管理咨询委员会委员王黎明建议，我国是全球铀浓缩贸易的“后进者”，当前亟需解决我囯浓缩铀出口退税政策问题，这有助于塑造我国新时期大国关系和区域发展环境，有助于促进我国铀浓缩产业体系升级发展，有助于增强我国核电“走出去”的竞争力和综合保障力。

王黎明指出，世界上仅有俄罗斯、欧盟、中国三个国家或地区具备商业水平的铀浓缩供应能力。目前,全球有30余个发展核电的国家和地区需要铀浓缩供应服务，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新兴发展核电的主力。当前，抓住时机，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全球铀浓缩供应保障，对于推进我国新时代核工业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政治、经济等多重战略意义。

探明铀资源家底推进建设天然铀粮仓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由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必须确保天然铀供应保障安全。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李子颖分析指出，今后一段时期，铀资源供应风险加大，因此必须强化底线思维，牢牢掌握资源控制的主动权、自主权，充分保障天然铀的安全稳定供应。我国铀矿资源潜力在全球位居前列，但一直以来铀矿勘查投入不大，铀矿产能建设增长速度不快，与核工业产业发展不相适应。

因此，他建议，应将铀资源的安全保障列入国家战略和规划，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加强科技创新，尽快摸清国内铀资源家底，推进天然铀产能建设，建立自己的天然铀“大粮仓”，增加天然铀资源储备，筑牢天然铀安全供应的防线。

加快推进伴生放射性废物

综合利用与处理处置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我国矿产资源储量丰富，部分矿产资源伴生铀、钍系放射性核素。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李子颖指出，应尽快完善伴生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的相关政策，加快推动相关工作。

他建议尽快出台《伴生放射性辐射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明确管理责任、提出管理要求、制定管理措施；建议加大科研资金投入，研究伴生放射性废物综合利用、环境修复治理工艺，提升其处置技术；建议加快推进伴生放射性废物综合利用与处置场建设，明确建设主体、投资运行、长期监护模式，做好宏观规划。

统筹考虑乏燃料运输工作

为保障国家战略力量，充分利用资源，我国实行核燃料闭式循环政策。乏燃料运输具有核工业高科技战略产业的特征，其技术固有安全性和运输安全管理要求极高。

全国人大代表，中核集团四川红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朱纪指出，随着后处理设施乏燃料供料需求的提升，“十四五”时期乏燃料运输来源将由目前单一核电基地扩散至全国数十个核电机组，数量多、分布广，若由各核电企业分散组织运输，在运输资源保障调配、运输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天然困难。

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段旭如指出，成立统一联运体系运营主体有利于统筹安全后处理设施供料，有利于资源集约使用和效益提升。目前，国际上各国均普遍采取这一运营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建议国家同意中核集团在既有的乏燃料后处理和运输资源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统一的乏燃料公海铁联运主体。

加强核科技人才培养

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也是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核科技人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与创新能力提升核心要素，未来核大国竞争就是核科技人才竞争。

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党委书记万钢表示，65年来，我国核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几代核科技人才的艰苦创业、开拓创新。进入新时代，我国核工业迎来了新的战略发展机遇期，核科技人才需求迅速增加。他建议，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核科技人才培养，以满足我国核工业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续写我国核工业发展新的辉煌篇章。

一是提高战略定位，加强高校核科技学科建设。建议国家加强核科技学科建设，合理布局高校核技专业。在有条件的高校，由教育部组织设立“核科学与技术”类专业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适度增加核科技专业研究生招生指标与本科生培养数量，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是健全培养体系，积极发挥科研院所、骨干企业的作用。建议积极发挥核科研院所、核相关企业核科技人才培养的作用，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核科技人才培养方式，健全我国核科技人才的培养体系。

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吸引、激励并保留核科技人才。建议国家加强核科技人才的政策引导，完善激励机制，吸引并保留核科技人才。

加快核技术应用产业

推动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中核集团利用辐照消毒灭菌技术，开展医疗卫生用品辐照消毒灭菌相关工作，为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奋力担当，为弥补医用防护物资短缺、确保一线人员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证明了核技术应用在我国医疗卫生保障建设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并具备巨大潜能和发展空间。

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科技质量与信息化部主任钱天林指出，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疗卫生领域是核技术应用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加快核技术应用产业 推动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罗琦建议，推动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需要在政策支持、资金保障、核技术应用体系建设、核医学科建设和医保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

一是加大对核医学、放射治疗、核素诊疗、医学影像中心等核特色医疗领域的政策支持与投资力度。希望国家能在中核集团与国内公立医院合作及医疗机构设备审批上给予政策支持。

二是进一步发挥核技术应急体系在国家应急体系中的作用。积极布局和规划各类放射源、加速器等的生产加工基地和核技术应用网络极其技术支持体系建设。

三是加大国内核医学科布局，全面推广“一县一科”核医学科建设。

四是推进核医学诊疗药品在全国范围内纳入医保，加快核医学相关药品的普及应用，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提升我国核应急医学救治能力

核应急是保障核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核应急医学救治能力是核应急能力的重要环节，科学高效地开展医学救治是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体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段旭如表示，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核应急医学救治工作。但我国核应急医学救治能力与核大国地位不相匹配，提升核应急医学救治能力是满足我国核工业强国，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核恐怖威胁的客观需要，是增强公众对核安全信心，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为此，他建议将核应急救治纳入国家应急医疗保障体系，加大财政投入，畅通财务支持渠道，集中力量提升核特色关键医疗机构综合实力，建立网络化的核应急医学救治体系，建立和完善核应急医学救治专业人才培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