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供暖市场寒意浓

“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太阳能供热产业规划，将太阳能供暖等可再生能源供暖作为城乡能源规划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供热市场，推进完善可再生能源供热市场化机制。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市场化原则的可再生能源供热项目开发运营模式。”近日，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406号建议的答复》（下称《答复》）中，国家能源局再一次肯定了可再生能源供暖，并称“将指导地方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可再生能源供暖试点示范工作和重大项目建设，探索先进的项目运行和管理经验”。

作为清洁取暖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可再生能源供暖具有环保、安全等优点。在此背景下，2017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10部委联合发布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下称《规划》），制定了宏大的可再生能源供暖发展目标——供暖面积将从2016年底的约7亿平方米增至2021年的31.5亿平方米，相当于4年净增3.5倍。但多位业内人士日前向记者证实，距离《规划》收官仅剩1年时间，可再生能源供暖目标实际完成率仅刚刚过半，目标落空已成大概率事件，亟待引起行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

（文丨本报记者 朱妍 实习记者 董梓童）

“目前完成率只有51%，从进度来看，到2021年大概率是完不成目标了”

按照《规划》，可再生能源供暖包括地热能、生物质能及太阳能三种类型。截至2016年底，地热和生物质能在北方地区的供暖面积分别约为5亿、2亿平方米；太阳能主要以辅助供暖的形式存在，供暖面积较小。

基于摸底数据，《规划》制定了以下目标：地热能具有储量大、分布广、清洁环保、稳定可靠等特点，到2021年，供暖面积达到10亿平方米；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布局灵活，适应性强，可用于北方生物质资源丰富地区的县城及农村取暖，在用户侧直接替代煤炭，到2021年，供暖面积达到21亿平方米；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成熟，已广泛用于生活及工业热水供应，到2021年实现供暖面积5000万平方米。

“由此计算，可再生能源供暖总目标为31.5亿平方米。去年，国家能源局等4部委组织《规划》中期评估时，我们已经发现可再生能源供暖的推进情况很不理想。《规划》时间过半，地热、生物质和太阳能供暖各完成2.6亿、1亿、0.1亿平方米，实际面积还不到规划目标的12%。”一位参与评估工作的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差距较大，评估小组提出适当降低可再生能源供暖目标值的建议，“当时跟相关部委有过沟通，有关部门也对评估结果做了会签，但后来却没了下文。”

1年多过去了，最新进展如何？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卫权介绍，当前除地热供暖完成情况较好外，生物质、太阳能供暖均推进缓慢。“生物质供暖面积约4.8亿平方米，完成率为23%；太阳能供暖只有500万平方米，仅为目标的1/10。可再生能源供暖总面积约16.08亿平方米，目前完成率只有51%，从进度来看，到2021年大概率是完不成规划规定的目标了。”

“一个采暖季每户的总费用，相比原先烧煤高出40%-50%。若离开财政补贴，用户难以承受”

可再生能源供暖，到底难在哪儿？清洁取暖行业专家赵文瑛告诉记者，可再生能源供暖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体制不畅、缺乏标准规范、质量监管有待加强等。如地热开采涉及取水采矿权，需要发改、环保、自然资源、水利等相关部门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共同推动，但现实中部分项目存在缺少许可、没有回灌等违规开采现象，行业在统筹规划、项目报告编制、技术评审和验收以及实施运行等全过程监管和规范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彭澎看来，现有的可再生能源供暖政策多是从大面上给予指引，缺乏具体细化的落地措施，企业投资风险大、效益也不佳。“可再生能源供暖仍处于非常初级的发展阶段，市场多在观望。试点推进尚且较慢，大规模铺开就更难了。”

除了政策等外部因素，可再生能源供暖自身也存在瓶颈。“大家都觉得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但具体到某一片区，究竟有多少资源可用于供暖，实际并不清晰。”王卫权提出，资源评估不精细是导致可再生能源供暖推进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可再生能源供暖在技术、价格等方面也都存在短板。以太阳能供暖为例，上述行业专家表示，由于受季节、天气等影响较大，太阳能供暖的效果不稳定。“初冬阳光好的时候，供暖效果往往不错。但在寒冬或阴天时，用户对温度要求更高，容易出现热量供应不足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常需要加大供暖设备容量或增设一套辅助电采暖系统，这样一来，成本又上去了。相比燃气壁挂炉、电暖器等传统设备，可再生能源供暖的技术成熟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技术局限进一步带来经济性问题。王卫权称，在现有条件下，可再生能源供暖的成本依然偏高。“以太阳能供暖为例，一个采暖季每户的总费用，相比原先烧煤高出40%-50%。若离开财政补贴，用户难以承受，由此降低了可再生能源供暖的接受度。”

一位不愿具名的可再生能源行业专家也称：“可再生能源供暖与电供暖的原理相同，但前者并不具备明显的价格竞争力。市场的选择就是最合适的选择。目前来看，大面积推广使用不太现实。”

“若能建立一套合理的机制解决初始投资问题，可再生能源供暖必将迎来快速发展”

尽管推进不力，可再生能源供暖的价值却不容忽视。国家能源局在2017年4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供热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可再生能源供热技术类型多，应用范围广，既可集中亦可分散利用，在取代散煤供热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可再生能源供热潜力可达30亿吨标准煤以上。”《答复》提出，将“继续加强对太阳能季节性储热供暖等可再生能源供暖关键技术及设备的研发工作”“指导地方进一步在财政贴息、税费减免、融资优先及建设用地等方面研究出台可操作性强的可再生能源供暖支持政策”。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指出，清洁取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散煤治理，在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下，发展低碳能源更显战略价值。“‘散煤改清洁煤’‘煤改气’等方式，根本上仍未摆脱二氧化碳排放。而光伏、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正是典型的低碳能源。”

赵文瑛还表示，可再生能源供暖成本偏高，主要高在初始投资部分，但其运行成本相对较低；“煤改电”“煤改气”改造成本相对较低，但后期运行费用高。“很多地区出现返煤现象，主要就是因为‘煤改气’‘煤改电’使用成本高，老百姓不愿多掏钱。从运营角度来说，可再生能源供暖有其独特优势。若能建立一套合理的机制解决初始投资问题，可再生能源供暖必将迎来快速发展。”

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常务秘书长李丹指出，要想促进可再生能源供暖产业的发展，就需要从建立健全可行的商业模式入手。“此前我国需要解决的是农村地区散烧煤取暖的问题，而在小散乱污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果后，未来冬季取暖发展方向将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在可再生能源取暖项目目前还不具备经济可行性的背景下，还需要政府更为明确的政策支持，比如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在税率方面提供一些补贴等，这是促进产业发展从初期到成熟的一个有效的过渡性做法。”

评论丨降低初始投资是当务之急

文丨本报评论员

时间已过3/4，目标任务完成率仅勉强过半——可再生能源供暖推广受挫固然遗憾，但期间暴露出的问题更值得深思。

可再生能源供暖既符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要求，又是实施民生工程、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抓手，对我国实现能源转型和建设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从能源资源禀赋来看，我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丰富，具备推行可再生能源供暖的基础条件。换言之，无论从必要性还是从可行性上来考量，可再生能源供暖都是看得见的方向，也是可落地的战略；当前亟待解决的，不是可再生能源供暖该不该推的问题，而是怎么推的问题，以最终达到企业有动力做、百姓有意愿用的目标。 眼下，可再生能源供暖之所以推进不力，核心问题不在于规划目标定得高了还是低了，而在于如何通过市场机制，让可再生能源供暖成为既“有用”又“好用”的供暖形式。 “有用”是指其价值，可再生能源供暖的价值已无需赘言；“好用”是指用户体验。现阶段，企业不愿推，群众不愿用，恰恰表明了可再生能源供暖还不够“好用”。 从用户侧来看，相比燃煤甚至是燃气供暖，可再生能源供暖初始投资仍然较高，用户在取暖开支上仍不具有优势；相比传统的供暖方式，可再生能源供暖的效果不稳定，可控性和舒适感也较差。 从供给侧来看，受制于市场机制，企业推动可再生能源供暖的动力明显不足。比如，城镇供暖市场对社会投资开放不够，供暖企业靠政府补贴生存，拥有新技术和成本优势的可再生能源供暖企业较难进入城镇供暖市场。再如，供暖计量及收费不科学，按面积向用户收费的供暖企业获取垄断利益，按热量向供暖企业售热的上游企业的热价受到压制，二者投资收益相差较大。 可再生能源供暖存在的技术短板并非无解。通过多种能源形式的耦合集成，可以发挥各类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弥补单一能源品种供暖稳定性不足的弱点，建立起多种可再生能源协同互补、梯级利用的综合热能供应体系。因此，技术瓶颈也不是可再生能源供暖目标完成率低的根源。 市场是调节器，价格是指挥棒。按照市场化原则，建立促进可再生能源供暖的价格机制，才是破解其停滞不前的关键所在。 例如，参与供暖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设一定比例发电量用于供暖，电网企业降低参与可再生能源供暖企业项目的低谷段输配电价，使可再生能源供暖的热力价格与燃煤供暖基本持平。 相比现阶段的“煤改电”“煤改气”等清洁供暖方式，可再生能源供暖全生命周期更加清洁，是清洁供暖的终极方式之一。但市场的问题最终要交还市场来解决。只有打通市场机制中的堵点，释放价格指挥棒的引导作用，才能促成可再生能源供暖真正实现“因地制宜，统筹优化”。 清洁供暖，不仅是重要的能源问题，也是重大民生问题和民心问题。守护碧水蓝天净土，守住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底线，不能只有良好的初衷和政策的一厢情愿，还需要相关部门有善用市场机制、引导商业模式创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