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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仍有较高预期。在此情况下,能源需求将缓慢增长,直至2030年后才有可能趋缓、达到峰值。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结构,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仍会有增长。为实现碳达峰,要大幅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以此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新排放。换句话说,单位GDP碳强度的下降率要高于GDP的增长率。”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电力圆桌”2020年四季度会议上,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
一边是经济持续发展,一边是控制碳排放增量,如何兼顾?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以碳达峰为目标导向,关键在于推进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但在此过程中,一系列潜在风险必须引起警惕。
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就是减碳
根据最新目标,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由此可使能源总需求的增量,基本依靠增加非化石能源供应来满足,从而实现碳达峰。”何健坤称。
在此之前,大量化石能源何去何从?何健坤表示,以长期碳中和目标为导向,必须严控煤电、钢铁、石化等高耗能产业扩张,注重以电能利用取代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直接燃烧利用,用智能化、电气化推进终端消费的脱碳化。尤其要避免近期高碳基础设施和产能扩张的技术锁定效应,以及高碳产能提前退役带来的搁浅成本。
在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吟看来,尽可能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就是减碳。“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节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节能是第一清洁低碳经济能源,不是面向单一领域或某一地区,而是要推进系统节能、形成节能氛围。”
以碳基能源利用为例,吴吟表示,我国煤电装机容量10.1亿千瓦,发电煤耗若能达到289克标准煤/千瓦时,可节煤4.17亿吨;钢铁、建材、化工单位产品煤耗若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节煤4.2亿吨;燃煤工业锅炉若采用高效、低排放的煤粉炉,热效率由65%提至90%,可节煤1.4亿吨;居民和服务业燃煤炉灶采用热效率70%的新型炉灶,可节煤2.1亿吨。“这几项加起来的节煤量,相当于8.5亿吨标准煤。按照2019年能源消费总量48.6亿吨标准煤计算,在非化石能源用量不变的情况下,其比重可由原本的15.3%提高到18.6%,节能潜力巨大。”
警惕转型带来的安全风险
除了化石能源带来的高碳风险,可再生能源发展也面临值得警惕的问题。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指出,碳中和目标掀起能源电力系统转型的新热潮,但其中,存在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灰犀牛”事件,以及小概率、高风险的“黑天鹅”事件。具体而言,分别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波动性、不确定性、随机性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造成的影响,和由小概率自然现象引起的能源安全大风险。
“传统电力供应安全体系,建立在以煤电、水电、气电、核电为基础的‘源随荷动’模式上。‘源’供应的安全性稳定,决定了电力系统的整体安全性。过去1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虽快,但占比依然不大,电力系统仍以煤电为主体,后者起到兜底保障作用。而在碳中和目标下,可再生能源将大规模、大比例进入电力系统,使得能源安全问题的性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王志轩表示,目前对“灰犀牛”已有高度认知,处于破解难题阶段,但对“黑天鹅”的认识远远不够,应对几乎处于空白。“比如,大面积、长时间的阴雨天、静风天,对光伏、风电为主体的电力系统将造成重大电力断供风险。虽是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破坏性很大,对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将带来灾难性风险。”
这一观点,得到中国能源研究会特邀副理事长韩水的赞同。“新能源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电,并不是偶然事件。调研显示,西北地区连续4天无风的情况常有发生,将来若有超过80%的新能源进入系统,对电网而言是极大考验。今后输送新能源还要不要发展火电?备用电源如何配置?持续4-5天甚至跨季节的储能如何发展?”
重视风险防范成本的传导
面对上述问题,与会专家进一步提出建议。何健坤认为,“十四五”应确立积极的节能降碳指标,力争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14%,非化石能源比重达20%左右,并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5亿吨标准煤以内。“十四五“期间,力争实现煤炭消费达峰甚至负增长;“十五五”期间,石油消费量争取达峰。期间天然气消费增长产生的碳排放,必须由煤炭消费量下降所减少的碳排放来抵消。
韩水也称,能源消费总量越大,对实现碳中和提出的要求就越高。但目前,我国单位GDP能耗仍是发达国家的2倍左右,部分行业甚至存在高用能、低贡献的情况。“比如,工业用能占比约为66%,对GDP的贡献却只有32%;交通用能占比在9.2%,在GDP贡献中仅占4.3%。为有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这些行业应该加速转型。”
同时,“不能把所有注意力全部压在风电、光伏身上。核能、氢能等,对于电网运行安全控制有好处的非化石能源,以及煤电机组耦合生物质发电等低碳发展方式,同样值得关注。”韩水表示。
王志轩提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也是以电价为引导的能源电力转型过程,各种风险控制成本就是能源转型成本,最终必然传导至终端用户。“没有将电能全成本传导到终端用户,不利于用户认识低碳发展的艰巨性,也会间接影响碳价,以及碳市场正常运行。因此,电价政策改革要以电能商品属性为依据逐步完善,政府要高度重视系统支撑和风险防范的成本传导。可再生能源即便发展到比煤电更便宜的阶段,是否就能构建一个百分之百的可再生能源系统,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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