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之路

记得N年前的春晚上有一个小品，大意如下：

那时候的情况是：小汽车还没有进入家庭，中国还是“自行车王国”。

先是丈夫骑车带老婆。

旁边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有的说那，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么漂亮的媳妇要坐丈夫的自行车。

丈夫只好下车，让老婆骑。

旁边还是说东道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男子汉还要媳妇骑车带。

老婆只好下车，两个人推车走。

这时候，旁边的人还是说这说那，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有自行车不骑还推着走。

最后，丈夫生气地说：

“还是我骑车带你，让他们说去吧”

这句话具有普遍意义：走自己的路，不管他人怎么说。

一、碳达峰碳中和必须减少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吗？

是的，这句话毋庸置疑，也是西方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最好措施。

回顾一下，英国2003年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希望将未来的能源建立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能源结构升级经历了从薪柴到煤炭到油气再回归到太阳能、风能等非化石能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

一是中东战争导致第一次能源危机：1973-1974年，由于中东战争引发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上涨了4倍。石油价格暴涨引起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据美国经济学家后来的估计，那次危机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下降了4.7%，使欧洲的增长下降了2.5%，日本则下降了7%。我在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循环经济学》一书对此做了专栏介绍。

二是美国学者提出了石油峰值论。1946年（我在一个英文资源上看到的），在美国石油学会年会上，哈伯特作为受邀专家在年会上发表了《石油峰值》的论文。论文提出了一个石油峰值论的观点，石油储量有限，1970年美国石油达到峰值，世界能源即将枯竭。这个观点影响人们几十年对石油的判断。哈伯特晚年承认当时的预测跟科学没有一毛的关系。现实也证明，当时提出的枯竭论也太悲观了，人们现在还能发现并开发利用油气资源。但是，煤炭枯竭已经被国内外的资源枯竭城市所证实。

三是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而且具有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这两者都是西方国家推动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后原因。

换句话说，西方国家提出气候变化，最初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东西方中心研究人员担心“无事可做”想出的一个“世界级课题”。尽管气候变化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成为国际共识，但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依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气象气候事件给人类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会增加。因此，一些国家将气候变化适应作为重点。相对而言，我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二、中国应该有怎样的能源转型

从国际经验看，国外的能源转型模式众多。

一种是美国模式。美国从1973年总统尼克松提出要实现能源独立开始，到2020年大概实现了能源独立，基本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次俄乌冲突使我们了解到，美国尽管实现了能源独立，却是由“资本导向”的：某个公司倡议稳定产量，即使供不应求也不允许增产以获得利润最大化。这也是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资本的消极作用”。

欧洲的能源转型模式众多，德国和法国就属于不同的模式。

——德国。德国的鲁尔煤矿很有名，鲁尔矿区的经济转型也很成功。德国在节能、开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特别是近年来非化石能源增长达到4%以上，与德国的技术创新和超强的制造能力密不可分。

——法国。法国推动核电的发展，现在核电的比例仍占将近80%。最近看到有记者说很多国家要淘汰核电，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导。众所周知，国际上有防止核扩散条约，五个有核国家签订了这个条约。所以，才有指责美国与澳大利亚联合开发核潜艇的事情发生。

关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我个人也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一些专家认为可再生能源不是“资源依赖型”的，而是“技术依赖型”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

没有光照，建再多的光伏发电板也是“花瓶”；

没有风，建再多的风机也是“展品”，发不了电；

没有水流，建再多水电站也发不了电。

我希望提出可再生能源是“资源依赖性”的专家对我的说法予以指正！

那么，我国未来的能源转型，路在何方？

一是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的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重视淘汰的化石能源能量和新增的非化石能源增量之间的平衡。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这里说的是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而不是装机容量，因为装机容量不代表非化石能源实际产生的电能。

二是要重视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电力体系的安全性。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和消纳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再生能源丰富地区要围绕新能源产业部署产业链，形成产业生态，把产业上下游配套关系做好。要以实际出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群众致富。

三是要关注颠覆性技术的研究、推广和使用。比如，利用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通过太阳能热利用已经能生产油气了，已经中试成功了。中科院物理化学研究所，还用二氧化碳生产出了淀粉。所以，应该给颠覆性技术留有能源转型的空间。

三、用模型能预测准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吗？

中央提出“3060”目标，即力争在2030年前“碳达峰”，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国内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碳冲锋”，想赶在碳达峰之前冲一下，以免碳减排指标影响乃至约束未来的经济增长；另一种是认为“越早达峰越好”，甚至有学者认为我国现在已经达峰。这两者倾向都是需要避免的。

中央提出“力争”和“争取”，是考虑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考虑了我国现代化的分阶段目标，考虑了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的潜力，以及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话语权等因素。换句话说，双碳目标的提出，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我们的一些学者，总以为自己水平高，总要为西方激进的观点代言，这是非常危险的，国内的有识之士应该大声疾呼并加以抵制。

我国的一些学者喜欢用模型，特别是西方学者设计或建立的模型对我国发展速度、能源生产和消费等进行预测。有能源大咖研究发现，没有一个能源预测结果与我国实际生产或消费量接近过。

原因何在？

我们只要下一点研究功夫就会发现，中国与西方国家有众多不同：中国人口规模大，市场规模大，有后发优势，特别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还处于中后期。脱离这些大的背景，无论是做模型还是做情景分析，最后的结果都会与我国的现实相去甚远。

因此，做模型研究，必须深入实践，必须构建准确的概念模型，而不是照搬国外建成的各种模型加以修修补补，修改参数。

人们对“碳中和”的认识偏差，会带来碳中和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无论是太超前还是推迟。要认清技术进步的作用，特别是未来还有很多颠覆性技术对现行产业的冲击。

要注意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投资风险。因为新技术发展很快，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最新的还有“元宇宙”，这些技术应用到新能源领域后，会产生革命性突破。需要对这些投资给予格外的重视，因为可再生能源的生命期与传统能源相比已经大为缩短，需要我们进行投资风险的评估。因为投资总归是要回报的。

我曾经到一个地方调研，看到一个做太阳能的项目，上了几个亿投资，但生产线刚建起来，其中的技术已经落后了，所上的生产线就不能运营了，因为运营就要亏本。

总之，新能源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给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很大的机会。应该说，中国的工业化在技术上有后发优势，和西方国家比不在同一代技术层面，西方工业化是蒸汽机，现在各种新一代技术都研发出来了。

中国有可能走一条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碳中和”发展道路。这条路应当是：从以煤为主的国情出发，寻求“用炭不排碳”的化石能源利用新途径；在重视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同时必须在蓄能、智慧化调节方面“补短板”，形成源-网-储-用一体化体系；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并给颠覆性技术留下足够的空间；不能因为碳达峰碳中和影响我国现代化分阶段目标的实现，不能影响我国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奋斗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