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提升能源安全和国际竞争力

能源安全与能源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韧性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来源：微信公众号“ 能源评论•首席能源观” 作者：李洁）

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而言，根本的能源不安全来自于过高的进口依存度。在当下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对于能源安全和价格，以及经济全球化曲折进程的关注，被提到相当的高度。另一方面，供给和需求的缺口、时空不匹配也会带来安全问题，能源安全问题也被延伸到相关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

能源安全需长周期视角

安全问题要放到一定时间尺度来判断，从资源可持续度来思考。长期以来我国能源系统以传统化石能源为基础，但化石能源储量有限，从资源可获取性或环境保护角度考虑都不可持续。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造就了煤基能源系统，然而从长远看，即便是我们相对富有的煤炭资源，其技术可开发储量也只排在世界第二位，占比为13.4%。它能为我国经济发展托底保供的时间也目之可及，在现有开发技术和消费水平下也只能维持40年，而我国实现碳中和转型的时间只剩不到40年。我国石油技术可开发储量的全球占比仅为1.5%，对外依存度已达72%，这是我国能源安全最薄弱的环节；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也达到45%，且上升速度非常快。

新能源和化石能源不应该是能源安全与否的博弈筹码，这混淆了“能源系统安全稳定运营”与“能源独立安全供应”的含义，两者是不同层面、时间尺度上的概念。一方面，新能源的不稳定性和间歇性对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营的影响可以通过技术和机制的改进来解决；另一方面，新能源也是加强能源安全、摆脱对外依存问题的重要手段。

以煤炭、石油、石化产品为基础的化石能源，人类已经开发利用很多年，无论是运输系统还是存储技术都比较成熟。基于现有的技术体系，以煤炭、天然气为基础的电力系统的稳定可靠，是在传统能源电力系统经历了上百年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实现的。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稳定性问题，但考虑到本地获取性以及独立性，在能源电力系统受损情况下，或是在交通仓储条件较差的地区，风能、太阳能加上储能的组合，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或许会有较好的表现。特别是，在极端天气和灾害发生的情况下，新能源的韧性未必比化石能源差。

绿色能源将是更安全的选择

绿色发展与提升能源安全水平，并不矛盾，二者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一致的。当下的系统稳定性、间歇性、可靠性问题，需要用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配套政策、更合理的商业模式来解决。

化石能源的绿色替代可以提升能源安全水平。对石油的绿色替代包括道路交通电气化、公转铁（铁路的电气化）。将来海运、航运是基于生物质燃料还是氢能进行替代，目前还处在探讨阶段。天然气在民用餐饮与采暖领域的替代需要通过建筑用能电气化。有关天然气在中国能源系统从煤炭转型到新能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尚无定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天然气是不可或缺的过渡能源。假设这种观点成为现实，将来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可再生能源最终替代天然气，不管是发电还是通过电气化替代生活使用，都将是能源安全和绿色的双赢选择。

对于煤炭，最关键的是转变认知。除了环境角度，我们还要从资源有限性角度去评价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价值。一方面，煤炭是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化石能源，替代它是为了保护环境。另一方面，煤炭是非常重要的托底能源，而且可以存储很多年，应该从根本上考虑其角色定位，从更长时间尺度最大限度来发挥其价值。这意味着，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成本如此低的今天，我们要优先利用取之不尽的风、光、水资源来发电，减少煤炭等不可持续资源的消费量。我们要把煤炭、石油、天然气尽可能用得更谨慎一些，尽量在没有替代可能的情况下去使用，而且主要用于调节长时间尺度储能或者灾备的用途，而不是大量用于基荷发电。

新能源利用的历史并不长，其需要一个成长优化的过程，正如人类刚开始利用火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保留火种。风能、太阳能资源的优势在于不需要进口，可在本地获取。生物质能的优势在于百分百源于自然，如果利用好便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循环发展。

当下要做的重点工作是解决新能源发电的稳定性、经济性、技术可行性以及相关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等问题。能源系统的碳中和大体上可以通过终端高度电气化（探讨经济性、技术可行性）加上电力系统深度低碳化（探讨稳定性、经济性）来基本实现。对于新型电力系统而言，新能源的存储和消纳是有效利用和系统稳定的关键。一方面，在全国一盘棋的大系统层面，要统筹调度促进稳定和平衡。另一方面，鼓励就地消纳、多元综合利用。这就需要在不影响系统稳定性情况下，充分调动非化石能源的灵活资源，比如抽水蓄能、梯级水电、光热发电等，能够为系统提供很好的灵活性调节设施。同时，我们要给予煤电的转型能源以足够的补偿，帮助它们把角色从基荷发电转向系统调节，为系统提供所需的充裕度和灾备。

驱动力和竞争力从哪里来？

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低碳的世界。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共同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绿色能源技术将带来新的增长驱动力和更强的竞争力。

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劳动力和投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去哪里寻找新的发展驱动力？

可以肯定的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粗放式发展，以及高污染、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的出口来驱动经济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我国在很多低碳技术领域已经领先世界。绿色技术也在助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方面应关注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健全和发展，首先着眼于“提升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性可靠性”，围绕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增强对电源的预测、储能的配置，提升系统的综合性和多元互济能力。前沿技术、设备和工程攻关主要着力于各种储能技术、新能源发电（光热、地热、海上风电和高海拔大功率风电场景）技术和制氢技术。

在技术创新与标准制定方面，应加强与先进国家在经济高效新能源发电、储能、氢能等前沿技术上的务实合作，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新能源领域标准制定，推进标准体系、合格评定体系与国际接轨，促进认证结果国际互认，加强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对接。

综合不同口径研究成果的结果显示，绿色投资可以达到社会总投资的8%～16%。根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和中金公司的《碳中和经济学:新约束下的宏观与行业分析》，到2050年，中国碳中和领域累计投资将达到近140万亿元。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额到2030年将达到4.16万亿元/年，到2060年将达到近5.85万亿元/年。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其文章《可再生能源投资——经济增长的重要加速引擎》中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广义绿色产业总投资潜力可达44.6万亿元，平均约为8.9万亿元/年，约占2021年社会总投资的16%。这些投资将涵盖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储能、高铁等领域。

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优势在于：一是新能源发展不仅规模领先，而且拥有一系列的突破性技术；二是有着庞大的市场体量、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很多技术可以快速迭代，带来成本急速下降的可能；三是管理体制有很强的执行力，上行下达的能力非常强，国家规划一旦成形，政策一旦出台，产业落地的实施能力便非常强。这些在其他国家都是不具备的。

未来的挑战来自以下四方面：一是以煤为基础的能源体系是能源转型的出发点，富煤少油缺气的禀赋无法改变；二是天然气匮乏为能源系统低碳转型带来很大挑战；三是世界第一的能源体系和消费规模带来巨大的转型压力，没有可以完全照搬的经验；四是能源市场机制相对落后，电力市场交易、储能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建设，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总之，当下是我国推动绿色转型、提升能源安全水平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把能源安全与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和韧性进行区分，不要将新能源带来的系统不稳定等同于不安全，从长远来看，这是更安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