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董晓宇：新能源行业如何应对国际风险和挑战

新能源行业应对国际风险和挑战的对策

——访中关村发展集团资深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董晓宇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与绿色低碳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全球新能源赛道持续火爆。有关机构预测，未来可再生能源需求有望大幅提升，发电量占比预计从当下的25%快速提升至2035年的51%。与此同时，供应链日趋成熟，技术准入门槛下降，使得新能源产业全球化竞争加剧。在复杂的国际能源形势下，我国新能源产业面临怎样的外部风险？应采取什么策略进行化解？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又有何影响？对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关村发展集团资深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董晓宇。

《中国电业与能源》

当前，全球新能源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如何？我国新能源行业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地位？

董晓宇：

我们要分析全球新能源行业现状及有关问题，就不能脱离当前全球能源格局演变调整的大背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天然气、煤炭、石油三大传统能源价格飞涨，由此引发的能源危机从欧洲发端并弥漫全球，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深度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各主要经济体对能源供给的自主可控和能源安全高度关注，这些新的变化对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不利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看，能源危机促使各国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以应对化石燃料供应中断的风险；但从另一面看，由于各国短期内为保能源供应安全，将更加依靠化石能源，欧洲“去煤化”进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客观上对发展新能源的节奏产生了延缓效应，也可能会给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有新的不利干扰因素，但全球新能源发展的趋势向好，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创纪录地增加了300吉瓦，其中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增加266吉瓦。太阳能发电量增长24%，连续18年成为增长最快的电力来源；风力发电量增长17%。风能和太阳能在全球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从2021年的10%上升到2022年的12%，获得创纪录增长。未来5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将增加一倍以上，到2027年将提供全球近20%的发电量。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有望在2027年超过煤电，成为全球最大的发电来源。由于发电成本不断下降，太阳能发电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10%以上的电力来自风能和太阳能。

从全球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趋势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支撑新能源发展的技术体系将获得更快更大进步。新能源技术与现代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竞争的制高点，构建新能源供应链体系成为新的国际赛道，谁拥有完整的以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谁就会处于国际竞争优势，也将在重塑全球能源供需格局中占据主动和先机。二是助推新能源发展的产业政策更加深入持久。当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从气候行动、能源安全、产业战略等多维角度出发，加大释放产业政策红利，如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欧盟REPowerEU计划、日本《绿色增长战略》及中国“十四五”规划等，都对建立自主可控的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作出战略部署，更加重视能源供应多样性，加强供应链韧性，并多元化重组清洁能源供应链，以此抢占巨大市场机遇。三是新能源领域投资力度持续加大，能源结构转型具备坚实基础。各国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日益重视并持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入，对新能源的投资将超过传统能源的投资。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推动清洁能源加速替代传统能源，为尽早实现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基本保障。

我国新能源领域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在人才、技术、装备等方面具有较强优势，为全球能源转型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风电装机约3.9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4.9亿千瓦，风电太阳能总装机突破8亿千瓦，达到8.8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的32.1%，其中风电占14.2%，太阳能发电占17.9%。预计我国将在今明两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中占到55%。我国在新能源各领域已蝉联多项世界冠军，在相应领域的市场占有率接近或超过六成。比如，我国光伏累计装机容量、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分别连续7年、12年稳居全球首位，2022年全球风电装机容量前十强企业中国占6席。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2639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一。水电、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17年和4年位列全球第一。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达到688.7万辆，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全球销量前十强的新能源车企中国企业占6席，全球锂电池装机量前十强企业中国企业占6席。

《中国电业与能源》

在复杂的国际能源形势下，我国新能源产业面临怎样的外部风险？

董晓宇：

我国新能源产业所取得的超凡成就引起西方大国的注意，从早些年的“脱钩”到今年频繁提出的“去风险”，寻求所谓“多元化”，都无非是利用各种手段遏制中国新能源全面走向世界，以降低其对中国在新能源产业方面的依赖，进而削弱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安全稳定健康发展的能力，阻滞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步伐。一言以蔽之，外部风险就是西方国家对我国新能源在国际市场上的围堵、遏制、打压风险，主要表现为技术封锁风险、资源控制和原料垄断风险、市场排挤脆弱性风险、规则标准制约性风险等。

一是控制核心技术和封锁重要装备进入我国的风险。我国新能源产业经过多年发展与积累，在工程科技领域具备了相对技术优势，部分已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但在高端新能源材料领域，我国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卡脖子”技术和装备问题仍然是制约我们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软肋，尤其是近年来正常的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受到极大阻挠和封锁。

二是从上游资源端控制和垄断原料的风险。我国新能源产业是典型的“中国制造、世界市场”，在原料资源供给端，我国新能源产业家底薄弱、内供不足。西方国家拉拢欧洲、拉美一些资源富产国构建新的卡特尔（垄断组织形式之一，又称垄断利益集团、垄断联盟、企业联合、同业联盟），以控制我国对锂等稀有矿物质的获取，制造越来越多的供应链障碍。

三是遭受国际市场排挤的脆弱性风险。我国新能源产业在海外市场的高占有率表面看是好事，但高度依赖国外市场又表现出很大的脆弱性，地缘政治、经济制裁、贸易规制等因素增加了市场稳定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国内企业在境外的无序和低价竞争，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

四是新能源相关的标准、规则等制约性风险。我国新能源产品出口的国内行业标准未完全与国际标准接轨，而西方国家掌握着标准和认证的话语权，往往要求我国企业按照他们设定的标准、认证规则来执行，增加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限制性风险。新能源企业“走出去”还涉及所在国的政府许可，包括投资许可、环境许可、建设许可、并网许可、商业运营许可等诸多限制。

《中国电业与能源》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哪些挑战？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措施？

董晓宇：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既有来自内部的挑战，也有来自外部的挑战。今天我们重点讨论的议题是与新能源国际化有关的问题，因此这里谈到的挑战主要指来自外部的。当前全球对发展新能源以应对气候治理是有共识的，在国际合作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索。但一些西方国家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推行单边惩罚措施，破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互信，阻碍按照比较优势平等地发展新能源，在资源供应端大打“结盟”和“去市场化”牌，用碳关税、碳壁垒阻碍中国产品出口，对新能源国际合作事业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情况的变化加剧了我国新能源产业安全的风险和挑战。

面对上述诸多挑战，我国要高度重视新能源领域国际竞争的安全性，需从提升产业战略定位、落实产业激励政策、加强产业协同、降低对外依存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提升技术自立自强等方面重点发力，加快提升我国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一是统筹新能源发展和安全，提升产业链战略定位。应进一步将新能源产业链确定为战略性全局性重点产业链，放到更加优先发展的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并把新能源作为新的增长引擎之一。目前，我国进入“十四五”中期评估阶段，要总结经验、找准问题症结，把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强化对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风险监测预警，对出现的苗头性问题分析研判，及时处置潜在风险。

二是加快全球资源配置和产能布局，降低对外依存度。我国新能源企业要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构建国内资源配置和国际资源配置“双轮驱动”的格局。一方面要通过循环使用资源、可持续产品和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途径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同时要选择可替代资源；另一方面还要深化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基础原材料的探矿和开采储备，加大力度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和产能布局。

三是加强国企、民企产业链协同，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央企及地方国企是我国新能源基建领域的国家队、主力军，而在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又以民企见长，国企、民企在产业链上的协同合作具有极大的潜力。在共同开辟新能源产业海外市场方面，加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高效协同，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优势互补，布局产能合作网络。

《中国电业与能源》

今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加速。请您谈谈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新能源产业有何影响？

董晓宇：

人民币国际化将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为新能源企业“走出去”和扩大进出口业务规模插上腾飞的“翅膀”。这种推动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释。第一，最直接的是提升企业海外竞争力。加强和扩大在新能源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重，能够有效规避市场上汇率波动风险，降低新能源企业换汇成本，锁定企业贸易利润。第二，是进一步提升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地位。我国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大国，近年来由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组成的出口“新三样”，逐渐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深化新能源贸易的人民币结算，有利于加强我国与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关系，提升我国在新能源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地位。第三，加强我国新能源产业与全球的双向合作。从进口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先进新能源技术的引进和产业链关键环节重要原材料的进口，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新能源合作上提供结算便利。第四，扩大我国新能源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和产能布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国内新能源企业“走出去”，投资参与俄罗斯、巴西、中东、非洲、拉美及欧洲等国家或地区的新能源发展。

当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也能从反向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新能源贸易领域人民币结算规模持续扩大能够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结算的广泛度，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中国电业与能源》

面对新的国际货币竞争格局，在新能源领域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持续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融资中的使用？

董晓宇：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不断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目前全球已经有20多个国家同意使用人民币结算。根据《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1年全年，原油、铁矿石、铜、大豆等主要大宗商品贸易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为4054.69亿元，同比增长42.8%。锂、钴、稀土等新能源金属大宗商品贸易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为1005.63亿元，同比增长27.7%。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央行人民币货币互换规模达36587亿元。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居全球第五位，上升势头明显，在官方储备、跨境收付和外汇交易方面进展显著，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融资货币。为持续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融资中的使用，可以采取如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是在新能源领域扩大与主要油气贸易国及“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国际合作，提供国家信用支撑。我国与传统油气贸易国家在能源领域以人民币结算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在新能源领域又恰恰是我们的优势，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顺势在新能源的贸易、投融资领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广度、深度，建立健全双边本币互换、人民币结算与清算的法律制度环境。另外，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新能源国际合作中，充分展示合作共赢优势，畅通人民币流动渠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而进一步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并增强其影响力。通过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持续增强新能源安全水平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信用和信心支撑。

二是调动新能源企业的积极性，为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创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提升新能源企业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政府部门之间要加强政策协同，从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财政奖补、税收优惠等政策方面予以激励，优化和提升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政策环境，不断营造人民币结算的良好生态环境。

三是健全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市场渠道开放。通过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渠道，人民币可以用于结算新能源大宗商品贸易，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流通。在与我国开展新能源合作的国家建立离岸人民币市场，有效促进人民币在该地区金融市场的应用和发展，企业可以用人民币进行理财、投资以及更加广泛的贸易结算，人民币也可回流国内形成循环流动的格局，促进人民币使用场景的普遍化。金融机构根据新能源企业或项目的融资需求，提供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股权、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工具，促进新能源行业金融市场渠道开放，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的载体。

《中国电业与能源》

接下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在国际合作方面应如何应对？

董晓宇：

全球新能源市场方兴未艾，发展势头良好，我国新能源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当前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国际供应链格局加速重构的复杂环境下，持续深化国际合作是我国新能源在国际大循环中提升质量和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全球新能源健康良性发展的基本保障。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积极应对。

一是加大国际产能合作，推进我国新能源企业在全球布局。国务院在2015年就发布过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近十年来我国新能源企业除了产品出口、在海外直接建厂外，行业内知名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向“差异化”“多元化”转变，加大在全球的产业布局。

二是深化政府间新能源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推进第三方合作和多边合作。我国已经建立了诸如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中国—阿盟清洁能源培训中心及中瑞、中俄、中巴等多边及双边能源合作机制，要继续落实好交流合作机制的作用，保障重大新能源合作项目的落地实施。在新能源领域要与有意愿的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大型跨国企业、国际金融机构等开展深度的三方合作、多边合作，将中国优势产能与国际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在新能源行业国际产能合作中的示范引领效应，助力我国新能源装备、技术、服务和配套工业等全产业链完成“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三部曲。

三是各级政府及金融组织要加大对新能源企业在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深化人民币在新能源领域的国际化程度，出台更加直接的金融支持措施，加强金融机构对新能源企业海外业务的扶持力度，开发创新绿色融资工具，将绿色金融政策普惠到海外新能源项目，降低新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推广与新能源投融资相关的资源准则和经验，促进绿色金融领域的能力建设。新能源企业要用好金融方面的支持政策，实现稳定盈利和可持续发展，根据行业发展演变及时有效地做出市场反应，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参与度、提升中国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新形象。

四是深化与各国在新能源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方面的合作，加强新能源领域技术创新和先进技术成果共享。现阶段部分国家在新能源领域设置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政策，影响了全球新能源行业在规划、标准、规则等方面的接轨和统一。在我国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支持下，新能源企业要致力于构建更加连贯透明、拥有标准化制度架构、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影响力、能够推动国际通行规则和规范的全球能源治理体制，为全球实现能源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同时，新能源企业要充分结合能源低碳转型需求挖掘新能源合作潜力，加强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碳氢化合物的创新利用、能效、能源产品及相关产业链本土化等领域和项目上的合作，共享技术成果。新能源企业也要对标世界一流的标准和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