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逐日：一场新能源的变革

能源的开发利用，伴随人类文明发展始终。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新能源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的时代，正在快速向我们走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能源的开发利用史。

自从我们的祖先学会用火，人类便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时代。薪柴，是人类对能源的最初探索，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薪柴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主要能源。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吹响号角，人们开始寻找高能量密度、高热值的能源类型，一场能源革命也随之开启。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打出了世界上第一口油井，石油工业就此发端，逐渐发展成为此后百余年间的“能源霸主”。

进入21世纪，以太阳能、风能、水能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在全球获得了空前的重视，新能源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化石能源从主体能源走向保障能源的时代正在快速向我们走来。

在谋“变”中破局

1879年5月28日，上海虹口乍浦路的一间仓库内，一台10马力的蒸汽机喷着白汽，电气工程师毕晓浦操作着一台与蒸汽机相连的自激式发电机，片刻后，弧光灯燃起光芒，瞬间照亮了老旧的仓库，这是中国亮起的第一盏电灯。

彼时的大洋对岸，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展开，发电机逐步推广，世界跨入“电气时代”。

“电力”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大量一次能源如煤炭、石油等被转换成便于利用和传输的电能，而这也大大加剧了化石能源的消耗。

化石能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而其自然分布受地质构造的影响又极为不均衡。对化石能源难以永续利用的忧虑和对最大程度获取资源的渴望，伴随着人类对这一能源开发利用的过程。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深刻改变了世界，直接导致美国的工业产能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产能下降了20%以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增长都明显放慢。经此一役，人们深刻认识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为保障能源安全，西方国家纷纷开始寻找替代能源，重视对可再生能源的探索。

除化石能源本身面临的资源性困境外，人类环保意识的觉醒，也成为促使各国探索新能源的关键。

1860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提高了0.4℃至0.8℃。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做的气候变化预估报告结论是，二氧化碳为温室气体的主要部分，其中90%以上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是在化石能源消费活动中产生的。

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许多国家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缓解能源供应矛盾、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1997年，联合国第三届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首次以国际性法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2015年，《巴黎协定》取代了《京都议定书》，明确提出要把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范围内，并为1.5℃目标而努力；争取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全球有130多个国家承诺在21世纪中期左右实现碳中和或净零碳排放。这些国家的年排放量和经济总量，占全球碳排放和GDP的比重均为90%左右，占全球人口比重为85%左右。全球范围碳中和的共识与行动，标志着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落幕，和一个新的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时代的到来。

2020年，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宣布了“努力争取在2030年以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以及在2060年以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无论从能源量级、能源结构还是能源增长的需求来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以煤电为发展基础的中国，控制能源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是贯彻落实“30·60”双碳目标的关键。

“30·60”目标提出后不到半年，中央首次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引发业内关注，此举被认为是中国努力奔赴“双碳”目标的重大举措。

尽管我国的新能源开发利用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国家能源局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达13.22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48.8%，历史性超过煤电。

中国能源研究会学术顾问周大地认为，“能源低碳化意味着从供应方到消费方，全部都要进行系统性转变，这一转型过程中有大量创新需求，对于中国的能源企业是一个新机遇，能源行业要大胆参与低碳能源的生产发展、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

推动碳减排，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成为能源企业业务转型的必由之路。

站在时代变化的十字路口，过去三十年间，三峡集团从长江出发，不断“闯滩”“破浪”，在穿越能源丛林中，追“风”逐“日”，完成了从单一水电向综合性“绿能”开发的转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变革中得到了升华。

截至2022年底，三峡集团国内新能源装机容量超2900万千瓦，“风光三峡”全面建成，其中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约488万千瓦，居全国第一。

顺势而为者，方有所成。2022年，三峡集团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稳居世界第一，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提供着强劲动能。

在谋“新”中成长

一个国家的能源体系，与其自然资源禀赋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特点决定了我国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也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飞速发展同时，新的挑战日益显现。其中一个显著矛盾是，中国发电量增速和落后的能源供应体系已远远跟不上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

1992年，中国发电量仅为7540亿千瓦时，为美国（30750亿千瓦时）的四分之一。

在四川，上世纪80年代普遍实行每周“停三保四”措施，但依旧保不住每周用电四天。在江苏则是“停二保五”，实际上也保不了五天。

在改革发展和能源安全问题凸显的大背景下，我国开始解决滞后的能源体系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

一方面，已勘察50年、论证40年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被正式提上了日程，中国水电迎来长达30年的黄金发展期。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加大包括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在内的新能源布局和发展力度。

在新能源的探索阶段，中国的开发重心之一是风电。但彼时，国内相关技术一片空白，想要点燃中国的风电梦想，尚需外部力量推动。

1986年，山东荣成马兰风电场引进了3台丹麦公司的先进机组，建立了我国第一座陆上风电场。得益于当时三峡工程“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探索经验，1998年，中国第一台国产大型风电机组S600亮相新疆达坂城，这是中国风电设备国产化的开始，它以0.6兆瓦的单机规模标记了中国风电装备发展的起点。

到2003年，我国的新能源体系已包括了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多种形式，但规模依然很小，仅占全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的3％。

新能源的理想美好却微弱，直到一个重磅信号划破了寂静。

我国2005年制定、2006年1月正式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从法律制度上确立了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为风电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为了贯彻落实《可再生能源法》，我国相继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上网收购制度、费用分摊制度、税收减免制度，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政策体系。

政策鼓励下，仅2007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就超过了过去20年的总和。

此时，随着第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完成，厂网分开的市场体系让发电侧激烈竞争的格局日渐形成。针对发展难题，三峡集团深入调研分析，最终提出，要在全力保证三峡三期工程完美收官、抓好金沙江梯级电站建设筹备工作的同时，从水电开发向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开发转变，建成国际一流的清洁能源集团。

自此，三峡集团开始涉足新能源领域。2006年11月底，三峡集团进军新能源的第一个项目——浙江慈溪49.5兆瓦风电场示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结束了浙江宁波在新能源开发利用中没有风电的历史。

尽管2009年我国新增风电装机首次实现世界第一，风电产业发展迎来黄金期，但那时风电设备国产化程度和制造水平仍处于跟跑阶段。

产业高速发展离不开坚实的技术基础，因此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势在必行。与陆上风电相比，海上风电面临复杂海况、盐雾腐蚀、海浪荷载、台风破坏等一系列难题挑战，技术难度远比陆上风电复杂，是检验风电产业技术能力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