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火力发电网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通过与能源资源产出国建立和加强双边合作关系，以提高自身能源供给的安全系数，对能源国际合作机制参与较少，以中国对合作对象国的不对称依赖为主。随着70年来中国能源工业的飞速发展、能源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中国的能源实力与能源权力逐步提高，中国开始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能源国际合作与能源国际治理机制的建设，在实践中深化全产业链合作，拓展合作对象国范围。同时，合作对象国也更加依赖中国的庞大市场、先进技术与设备、能源转型的管理理念，探索与中国开展更多合作的可能性，加深了对中国的依赖，加深了中国与合作对象国之间平等的相互依赖。
一、合作动力发生根本转变 化“被动”为“主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间中国能源国际合作进程不断发展前进，至今已经成熟，中国全球能源战略已初步建立。总结起来，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经历了四个时期：萌芽期、过渡期、发展期和成熟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是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萌芽期，这一时期，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目标以追求能源独立和自给自足为主，并在合作中获得外汇收入。新中国刚成立时，工业技术落后，能源供应缺乏，又面临西方一些国家的封锁。因此，新中国能源国际合作主要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合作，以苏联为首的苏东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的考虑也给予了中国一定的帮助。上世纪50年代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能源合作开启了新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征程，也为未来的能源国际合作打下基础。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能源国际合作减少，以加大能源开发生产来减少对外依赖。随着一大批油气资源的开发，到1973年，中国开始向日本出口原油并且成为石油净出口国。石油出口使中国获取了大笔宝贵的外汇，也重启了中国能源国际合作进程。
改革开放后到1992年是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过渡期，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动力为通过原油出口换取资金、技术和设备。能源国际合作范围逐渐从以原油出口为主扩大到更加全面深入的合作。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投资平朔煤矿开始，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开始全方位发展。中国能源开发合作经验和能力不断增长，合作领域逐渐丰富，合作对象国趋向多元。中国能源国际合作进程不断推进。但这一时期中国仍然以“引进来”为主，大多数合作仍然停留在双边针对具体项目的合作上。
1993年中国成为成品油净进口国后，中国油气公司开始“走出去”，能源国际合作进入发展期。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动力以实现供应安全为核心，从油气自给自足过渡到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能源供应安全。其特点是充分运用能源外交手段，由国家主导、能源企业及其他行为主体参与，利用外交资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所进行的各种与能源相关的活动。在这一时期的具体实践中，产油国的“油权”在国际市场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虽逐渐参与到国际能源市场中，但尚未成为主要“买家”，国有企业在合作中发挥主导地位，话语权和主动权偏弱。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能源国际合作进入成熟期。合作动力从石油天然气为主的能源供给安全转变为多种能源均衡发展的能源消费安全。在传统煤炭领域的国际合作明显下降，而在相对清洁的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则有所上升。这一时期，高企的油价回落，消费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合作过程中的主动权不断提升。中国开始寻求主导合作模式的转型，寻找合作领域与主体对象的替代品，并更加强调合作内容与主体模式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能源安全逐渐与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结合在一起，能源安全成为一种综合安全需求。尤其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能源国际合作逐渐从单纯的获取能源保证能源安全扩展到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重效益。这一时期，能源权力被重新建构，不再以“油权”为唯一核心，还包含“能源供应权”“能源需求权”“能源技术权”“能源金融权”以及相应的“能源碳权”等。中国因具有巨大的消费量，而拥有提供能源资源需求的强大市场权力。中国既是规模庞大、潜力巨大的能源市场，又是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既具有“战略买家”的优势，又在某些种类能源方面拥有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中国开始在能源国际合作实践中拥有话语权。在供给侧，中国重视与能源生产国的合作，也关注与能源消费国的协调性；在需求侧，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输出与合作为中国能源转型带来外驱力，增强了中国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中的治理权力。因此，中国的“能源权力”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合作内容、方式和主体的选择，拥有更大的主动权，逐渐形成与合作对象国平等的相互依赖关系。
二、形成了全产业链参与的国际合作良好态势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13年中国全球能源战略正式确立，中国对外能源合作实践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这得益于中国完整的能源工业体系。完整的能源工业体系是一个在外部联系全部切断时，仍然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复制、自我升级的能源生产与发展体系，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基本的保证。中国企业也在国际合作中学习总结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培育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合作中更加主动。体现在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效益不断提高，各国对中国能源企业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取得了较高的社会环境效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能源国际合作初期，中国在技术、设备等关键问题上受制于其他国家，能源企业的“走出去”任务之一是为国家外交战略“铺路”。合作方式以单纯的国际贸易为主，合作领域集中在产业链下游，合作内容主要为传统能源，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扮演的是“买家”角色。而这一时期的能源国际市场以“卖家市场”为主，中国的市场参与度有限。
随着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深入开展，合作动力和认知均发生了改变，“低油价”时期的到来也为中国提供了机会。中国能源企业开始探索在产业链中上游开展合作。2009年可以被称为中国的资源投资年。中国在多个地区，以收购能源企业股份、“贷款换石油”等多种方式，大力进行资源投资。中国逐渐从“买家”向“合作者”的身份转变。
“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使中国与合作对象国拥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和机遇。在政策的推动下，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国投资企业，开始在一些能源合作对象国探索扩大其在全产业链合作中的参与度。国内金融机构在能源合作项目全周期的深度参与，形成了良好的能源“产业+金融”投资方式，实现了投资稳定性的提升和良性循环。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资企业获得合作平台和良好的融资环境，能源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合作对象和合作方式均实现多元化发展
近年来，通过政府高层互访和各种首脑峰会等方式，中国与世界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能源合作协议，并与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能源合作框架协定，为中国开展对外能源双边与多边国际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3“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能源国际合作搭建了更为有效的对话平台，创造了更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开辟了新的全球能源治理模式探索路径；而能源国际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增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深度与广度，推动各国间的“五通”进程，实现战略对接，构建了“一带一路”能源伙伴关系。
中国能源国际合作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中国与能源产出国的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与能源进口国开展多样合作，合作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在与能源产出国的合作中，当前中国在全球33个国家执行着100多个国际油气合作项目，建成了包括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和亚太在内的5大国际油气合作区，这不仅满足了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让中国的能源供给更加多元化，避免对个别国家区域过度依赖带来的政治经济风险，还提升了中国在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尤其在当前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之下，中国开展国际油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拓展。中国已建立了多个油气国际合作区域，获得了相当规模的权益油气资源，形成了中国开展国际油气资源合作的全球性区域格局。
在与能源进口国的合作中，清洁能源合作、能源技术合作与能源金融合作等成为新的合作领域。在2014年6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并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成为我国能源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增长模式向消费导向转变、政府寻求削减产能过剩和控制污染的背景下，中国在传统煤炭领域的国际合作明显减少。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已经从最初的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逐步扩展到包括致密油气、页岩油气、煤层气等在内的非常规油气领域，以及包括核能和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各类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新能源领域。
同时，合作主体也出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发展的新局面。能源企业加大了全产业链的参与，合作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再单一，在与对象国开展合作的过程中，也更加灵活和高效。中国能源企业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经过多年发展，能源企业掌握了国际能源合作项目运作模式，积累了丰富的资本运作、合同谈判等方面的经验，海外投资效益不断提高，实力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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