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电力枷锁：龙基电力遭遇贫瘠金矿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陈晓平

　　绝大多数企业家会为公司的高市场占有率而兴奋不已，但是，龙基电力集团的董事长蒋大龙却感到忧喜参半。

　　这位新近被授予“安永新兴企业家奖”的老总，曾经是沃尔沃公司的高级顾问，在2002年，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战略转型，投身于秸秆发电。如今，他的公司已经有14家生物质发电厂投入商业运营，提供了中国92％的生物质电能。然而，这个市场份额并不能保证他盈利，事实上还拖着每家电厂都亏损的包袱。

　　不能单一地把龙基电力的困境归结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成本之间的不对称。因为再深入一步探讨，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管理的命题：参与新兴行业的竞争，会给公司的管理者在制定战略过程中带来特殊的挑战。由于缺乏成熟行业所具备的数据支持，如果不能就行业的运作方式、行业的成长速度以及未来盈利作出准确的预计，就难免遭遇先行者的尴尬。

　　贫瘠的“金矿”

　　理论上讲，生物质能源是一个亟待发掘的富矿。以秸秆为例，原料可再生，取材方便，能产生很高的热值。据测算，中国一年产生的秸秆热值相当于5亿吨标准煤。更重要的是，传统上秸秆属于“废弃物”，北方广大农民经常将它付之一炬。

　　2003年底，蒋大龙从丹麦找来了生物质发电的专家，同时带来了秸秆发电的技术。给的薪酬与丹麦相比非常低廉，1个月12000元人民币，以致专家的太太不得不靠给嘉士伯推销啤酒来补贴家用。

　　蒋大龙选择了山东作为龙基电力的起点，山东是农业大省，秸秆资源丰富，也是蒋的老家。而在山东他又挑了菏泽地区最穷的单县，单县临近黄河，130万人口中90％是农民，秸秆发电的项目，让荷包紧张的农民得到了挣钱的机会，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也给予支持。

　　不过，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项目需要国家发改委核准，但是秸秆发电以前只在科普读物中出现过，所以上报的地方发改委官员甚至都不清楚应该归到哪类项目。当时，也正是全国电力紧张，各地小火电多干快上的时候，各大锅炉企业生意兴旺，生产计划排得满满的，蒋大龙拿着130t/h（指锅炉的蒸发量是每小时130吨）生物质锅炉合同图纸跑遍了全国，不要说见到锅炉厂老板，就是一个销售经理都递不上话去。后来，找到山东济南锅炉厂才解决问题。

　　当蒋大龙进军行业的时候，全国星星点点期待能在秸秆地里淘到真金的不止他一家。然而，最后建成的结果无一例外，建一个亏一个，“河北的同行电站较低负荷困难运行，江苏的转行去挖煤了”。几乎就剩下了乐观主义者蒋大龙。支撑他执著的有个不太符合商业逻辑的信念，“只要产业符合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就一定会得到发展。”

　　蒋大龙遭遇的似乎是所有新能源行业共同的矛盾，可观的社会与环境的综合收益却不能平衡新能源自身的高成本。事实上，他还是获得了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关照”。在他称之为“全世界最好的可再生能源法”的第二十条，蒋特意用黄色水笔标着这几行字展示给记者，“电网企业按照规定确定的上网电价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所发生的费用，高于按照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计算所发生费用之间的差额，附加在销售电价中分摊。”由于得到了发改委的立项，国家电网全额收购了他的绿色电力，给的政策是这样的，以2005年各地脱硫电价为基准，一度电补贴两毛五分钱，现在还有一毛钱的临时补贴。

　　奇怪的角力

　　有意思的是，既然他的产业需要政策来补贴，但是他说不清楚要补贴多少钱才能保证他盈利。而这甚至牵扯到了中国能源价格机制“上游原料市场价，下游电力计划价”的根本矛盾。而不巧的是，偏偏电站所在地与基础电价是 “逆向选择”，新疆、山东、吉林等地秸秆资源很丰富，但是基准电价低，比如新疆一度电才两毛多钱，算上补贴，龙基一度电就收五六毛，而广东、福建江等这些发达地区基准电价可到六七毛，生物质电力的上网电价能达到一块，偏偏秸秆资源不丰富，不适合搞电站。

　　生物质发电中，上游原料的成本大概占到60％。虽然，蒋大龙的电力价格没有浮动空间，不过，他还是可以控制上游原料的价格来保证利益。因为秸秆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他的电站只是消耗了汪洋中的一瓢水，在采购价格上应该可以说一不二。

　　可是，他的上游供应商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他们是按照成本加成法来计算成本的，这个成本综合考虑秸秆收集、捆扎、运送的成本，还要加上劳务费。而国能生物发电公司也不可能组织一个团队去挨村挨户收购，就需要一个庞大的经纪人团队，他们也要抽取不菲的佣金，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交易成本。单县作为中国秸秆发电的第一个项目运营时，他定的收购价是一吨150块。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得不把收购价提高到220-250元，秸秆基本已经处于随行就市的状态。青云创投的投资总监朱岩，曾经看过不少类似项目，但是最后他一家都没有投资，问题就是出在运营方面，“关键就是原料价格不好控制，电站建成后，秸秆供应需要一定合理半径，周围的农民也明白，你必须要收购他的秸秆。”所以电站和农民陷入了这样的角力，一个是唯一的买家，一个又是唯一的卖家。产业组织中解决类似问题的常用手段是纵向一体化，而这对国能生物发电公司来说不现实。

　　而其他因素也非常不利于蒋大龙的成本控制。现在，组建的一个电站项目，国能生物发电公司出20％-30％的资本金，其余来自银行借贷，超过70％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有巨大的财务费用负担。而秸秆的收购特性也加大了现金流的压力，秸秆的收购具有季节性，农民没有地方存放，新农村也普遍讲究村容村貌，所以电厂需要需要在丰收季节，大规模地一次性收购秸秆，然后堆垛，分别储藏在仓储站（每个电站都会有8个左右的秸秆收购站），“资金要全部垫付出去，我们是不打白条的。”

　　花旗的“乐观”

　　蒋大龙能熬到今天，花旗集团在2007投资的1.5亿美元帮了大忙，这使得他现在还有6座在建的生物电站项目可以顺利推进。

　　然而，花旗可能对于形势是过分乐观了。据《南华早报》年初的报道，花旗希望将来首次公开发行(IPO)时龙基电力能筹资20亿美元。据蒋大龙透露，本来打算在投资后5年内上市，并预计在2009年实现盈利，但实际情况是，今年1-9月份，国能生物发电公司亏损了8000多万元。

　　龙基电力的亏损，主要来自其生物质发电厂的建设与运营部分，即国能发电生物集团，该集团由龙基电力集团持股75％、国网新源控股公司持股25％组建而成，而国网新源是国家电网的控股企业，于2005年五月成立，注册资本金为22亿。龙基电力还有一块业务为生物质电站锅炉设备的制造，蒋大龙在2010年的规划中，希望该板块能够实现30亿元人民币的销售。而龙基电力集团由龙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控股，龙基电力科技的控股方是中国兆龙恒基控股有限公司，花旗银行集团投资实际是龙基电力科技，占股12％。

　　当时，龙基电力之所以能被花旗看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巨大的社会与环境效应。然而，花旗自然也需要商业的合理回报，而当时之所以敢投这个项目，就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日渐重视环境保护，提高农民收入，预测在政策执行层面会有明确可供执行的措施出台，而很明显，这种政策的执行力度大大落后于花旗的预期，而这也导致了龙基的财务报表并不好看。

　　而蒋大龙还有更大的计划，他希望到2010年，可以建成投产生物质发电厂50余家，这还有30多家的距离，而一个3万千瓦时装机容量的生物质电站，大概需要2.5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这意味着总投资在80亿-90亿元，而银行的资本金要求最低为20％，国能生物发电公司静态的资金缺口是20亿元。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太容易找这笔钱了。“国内有这笔钱的企业不愿意投，我们现在主要和国外专门投资环保项目的基金接触”。

　　最大的价值

　　作为商人，蒋大龙说有想钱想到疯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考虑过拿着花旗投资，去投地产和股市，换回钱来再投。”当然，这也仅仅是一个念头。

　　尽管财务上异常困窘，但从国能生物发电公司的实践考察，只要有政府的强力支持，他的项目仍具有可观的综合收益。在节能减排之外，政治上最吸引人的就是能够直接提高农民收入。一般一亩地可以产出秸秆500公斤，按照国能生物发电公司的收购价，这意味着一亩地可以提高100元的收入，而在单县的实践，生物质电站的出现甚至提高了种粮的积极性，以往废弃的地角都开始栽种了粮食。“我们几乎已称为公共财政系统之外，对农业最大的补贴机构了。”蒋大龙说。

　　蒋大龙的项目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他甚至曾得到过项目所在地所有县县长的联名支持，但是，这些县财政也颇为拮据。在上游成本不能压缩的情况下，蒋大龙只能寄希望于提高补贴，或者改变基准价的选择方式也可以。蒋大龙感到疑惑的是，现在政府对于风能、太阳能项目在发展初期阶段的的补贴标准要高很多。

　　而他现在也缺少一个合适的渠道把自己的困难题反映上去。国能生物发电公司的电站目前分散在9个省，地方政府的声援比较微弱，而行业中进入的企业麟毛凤角，也借助不了行业的力量。与之对比的是，江苏的光伏企业就能抱团组成协会，向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不过，情况还是已经有了很多好转，在蒋大龙的会客室悬挂着多幅政府高层考察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照片，表达了对其项目的支持。而政策也开始频频示好，前不久，生物质发电项目开始享受到垃圾发电的税收政策，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优惠。

　　蒋大龙宣讲的PPT里有一张他自己拍的照片，照片中的农民有一张很像王宝强的脸，旁白内的说明写道，“这位卖秸秆的农民姓陈，家庭很困难，这一车秸秆他卖了820元，这些钱他用来给女儿交学费，这车秸秆可以产生约4000千万时绿色电力，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00公斤。”在他的计划中，如果2010年能够完成目标，到时候仅仅收购秸秆一项一年就能向农民支付现金25亿，以这位陈大哥的标准来算，这将使逾300万户农村家庭、上千万农民直接受益。

　　（本报记者王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