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能源价格改革正当时

     2009年，在中国价格改革经过多年后，最基础的能源价格仍然困扰着中国经济。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召开的全国两会，在酝酿多年的能源价格改革领域给出了破题的信号，这似乎意味着中国价格改革开启融冰之旅。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9年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并首次将电价改革明确列入政府工作报告。

    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也曾表示，在价格改革方面，2009年将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尤其是要做好成品油税费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相关工作。

     全国两会期间，《能源评论》就能源价格改革问题采访多位代表委员，他们表示，不论是经年难解的煤电顶牛，还是长期滞后于国际市场的成品油调价，抑或是曾经双轨制的天然气价格，都未能反映能源的稀缺价值，在全球经济危机不期而至的今天，能源价格改革势在必行已成共识。

最佳时机来临

     能源价格要等到何时才能实现价值回归？一个两难尴尬就是：经济上升期，相关部门唯恐会引发通货膨胀，而经济不景气时，又担心民生压力，在彷徨与犹豫之间，能源价改似乎成了一个无法突破的悖论。对此，原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一直在奔走呼吁：能源价格改革应看需要，而不是选时机。

    实际上，即使从时机来看——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传递给《能源评论》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当前已经是最佳时机。

     在3月4日首次对媒体开放的经济组小组讨论会后，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原副行长刘克崮对《能源评论》表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需要运用税收杠杆来调节。对于争议比较大的资源税出台时机问题，他认为，2009年上半年是最好的时机。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首先应适当抬高化石能源价格，刺激减少能源消费的节能行为，目前正是调整的契机。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也表示要放开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否则不仅不能调动生产者积极性，而且会扭曲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一些高耗能的企业和技术也很难退出。

    2009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增速同时步入“负时代”，通胀压力明显降低。因此，对于人们担心较多的价格传导问题，专家们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不必过于忧虑。

     贾康告诉《能源评论》，只要合理把握力度，能源价格改革虽会带来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及其向中、下游产品的一定传导，但不会产生很值得顾虑的物价上升压力，并能促进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刘克崮认为，资源税上调后，可能会引起下游资源消耗类产品成本上升，但正是通过这种价格传导机制能够促进企业增强节约意识，改进技术，以降低综合成本，真正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同时，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因PPI处于下行通道，涨幅较小，且2008年以来的各项减税措施大幅降低企业税负，能抵消资源税上调影响。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德水透露，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3266美元，这标志着中国进入“3000美元俱乐部”。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但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资源约束以及环境保护压力等后发劣势，能源价格补贴政策更应尽快调整，走能源价值回归和节约之路。

     中国目前严峻的现实却是，快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和粗放式发展的现实。一直以来，偏低的能源价格看似提高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则让发展丧失了持久动力。在这一点上，墨西哥等国家的教训可资借鉴。上世纪60～7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不仅有日本、德国，还包括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但时至今日，墨西哥等国家依然处于发展中阶段。这与各方采取的能源价格政策密不可分：日、德等国在“石油危机”后，实施节能降耗政策，走上了低能耗经济发展道路，而拉美诸国却采取补贴、价格管制等方式刺激需求，目前能源利用效率仍不及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

震荡最小化原则

    今年两会上，《能源评论》采访能源界与经济界的代表委员时，他们均表示，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必须理顺能源价格，以避免其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但如何将能源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最小化将是必须认真应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透露，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正在研究，但具体价格如何调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其会影响到整个物价水平，也影响到民生，还要经过有关部门缜密的讨论才能下结论。

    我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按照有利于反映能源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原则，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以市场调节为主导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能源资源类产品价格管制应该取消，但当管制价格与均衡价格相差过大时，突然的价格管制取消是不合理的选择，合理的选择应是逐步缩小管制价格与均衡价格的差距，并将提价的计划提前告知社会，从而使企业能提前采取措施应对成本的上涨，这样整个社会方能逐渐消化生产要素重组的成本。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少阶在接受《能源评论》专访时表示，电价最终还是要上涨，但如何补贴百姓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考虑、加以解决。对于能源价格的上升和传导效应对低收入人群的冲击，贾康建议，应结合城乡低保体系，特别考虑对这部分人群进行适当的直接补贴。

    学界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权衡成本收益的过程——将靠市场机制调节而引起的大幅价格变化所形成的社会成本，与靠价格管制所造成的供需不匹配形成的社会成本的高低进行比较。中国能源资源价格管制的放开是一条必由之路，但采取何种方式，取决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职业判断，这正如医生对保守疗法和休克疗法的态度一样。

     在能源价格逐渐放开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其相对稳定？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首先应从能源储备和供应入手，研究如何提高能源的开采利用效率。其次，要有效抑制价格放开后的能源投机，需要从市场和价格机制入手，研究对能源期货和交易的监管。再次，政府的能源价格补贴可以用来稳定价格，但是补贴的设计必须是短期、合理、公平、有效和透明的。中投证券研究员芮定坤则表示，由于确定价格成本计算的工作量很大，不排除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控制价格，通过税率或者“平衡基金”来调节企业利润的可能性。

两大焦点 多管齐下

     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的电价改革，无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全国政协委员、摩根大通中国首席执行官方方在接受《能源评论》专访时表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在某些电力供需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地区，引入市场化机制和优胜劣汰规则，买方和卖方都会有动力，对理顺能源价格是一个帮助。

     全国人大代表谢明亮、张崇羡、贾福清和全国政协委员朱长林等人都提出了加快疏导电价矛盾的提案。他们均表示，目前销售电价未能真实反映能源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和电力生产成本，电网发展能力堪忧，也不利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解决的思路是，合理提高销售电价，疏导电价矛盾，推进电价改革，完善电价机制，坚持煤电价格联动的改革方向，推进有利于更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和电网安全可靠供电的输配电价机制，通过相关政策解决大型风电基地电网送出工程投资回收问题。朱长林委员建议，在尽快疏导电价矛盾时，应综合考虑电网前期垫付的因火电机组调价增加的购电成本、脱硫加价等问题以及电网解决电厂送出工程和无电地区投资还本付息等因素。

     对于多年的“煤电顶牛”现象，全国政协委员赵龙建议健全煤炭特别是电煤储备制度，在发展煤炭期货交易市场的同时，注意解决好煤炭质量标准化的难题。在妥善处理能源（煤、电）价格体制改革方面，赵龙认为，应坚持积极稳妥、适时适度、循序渐进的原则，并建议要经过系统、科学的论证，试点先行，在总结试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并全面推广。

     与电价改革同样被高度关注的，还有天然气价格改革。日前出台的石化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明确提出，我国要加强进出口监管，完善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原国家能源办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马富才在两会期间，呼吁尽快启动天然气价格改革，实行成品油燃油税价外征收，同时坚持机制接轨的思路。业内人士预测，下一轮改革将锁定天然气定价机制，国内外天然气出厂价或将趋向统一。近日有消息显示，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草案已经出炉，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组织专家论证。

     能源价格改革无异于一场攻坚战，专家的意见倾向于多管齐下：首先要改革电力定价机制，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同时，提高成品油价格，改变原油、成品油价格倒挂现象。此外，适时改革资源税，提高能源使用成本。再辅以严格的环保节能法律条例和财政手段，惩罚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等低能耗行业的发展，推动环保节能设备以及新能源开发，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从长期来看，应该在提高能源产品价格的同时，通过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全面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摆脱国际低价打工者的惯性，不断升级产业结构，为提高公众收入水平创造物质技术基础，待公众的承受力发生质的飞跃后，能源价格价值回归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