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电顶牛背后多少博弈

　　4月16日，有报道称最新协调电煤价格的方案为在去年重点合同煤价的基础上上涨4%。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方案遭到煤炭企业的排斥。神华集团至今仍不愿放弃重点电煤合同为540元/吨的定价，已经退掉五大发电集团的预付款。
　　■2008年12月20日－27日，在福州召开的2009年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会上，大唐集团等五大电力公司结成煤炭价格同盟，未与全国供煤企业签订分毫合同。此轮价格博弈中，电力公司期望电煤价格每吨下降50元，以减少亏损，而煤炭企业则希望价格在2008年的基础上价格每吨上升80元。
　　■今年4月份，华能国电董事长曹培玺表示，华能的底线是希望合同煤价不高于去年水平。同时，五大发电集团开始批量购买国外煤炭。而且还准备在近期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大型煤炭订货会，以寻求稳定的国外煤炭资源。
　　业界反映：
　　面对用煤大户的步步紧逼，山东兖矿集团董事局主席耿家怀表示煤炭企业有底气，并不惧怕国外煤炭大举进口的压力。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智敏说：“毕竟煤炭承担着我国能源需求的70%，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去买煤炭来烧，这是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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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断炊” 相互“顶牛”
　　细究起来，所谓的电煤矛盾中还存在着运输不能保障的因素。而煤电行业的多头、交叉管理格局，注定“煤电难题”最终还需国务院出面摆平。
　　煤电“顶牛”，矛盾似乎始终纠缠在两个行业之间，焦点在于价格，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除了煤电企业之间的直接矛盾之外，还有另外两层关系交织其中。
　　一层关系是铁路和港口。中国电力(1.91,0.02,1.06%)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蔡国雄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多年来，煤炭企业一直实行的是“以运定产”和“以存定产”的生产策略，通俗说法就是：每年煤矿产多少煤，取决于铁路能运出去多少和港口的库存量。因此，电煤矛盾乍看是价格矛盾，但细究起来，所谓的电煤矛盾中还存在着运输不能保障的因素。
　　另一层关系就是主管部门。“目前我国并没有一个部门专职管理煤炭和电力企业，由于煤电行业与多个部门利益相关，导致各部门为了自身利益，均对这两个行业进行管理，出现监管范围和职责交叉的局面。这种多头管理的体制一方面存在管理盲区，另一方面出现问题又相互推诿监管责任。一年一度的煤炭订货呈现的多头管理、交叉管理，就涉及到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三个部门、国家电监会、铁道部、交通部、国资委和地方政府等。”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对于“煤电难题”，应当由一个绝对的权威部门进行协调，指定哪个部门负责哪些具体的事情，最好由国务院出面。 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针对2009年的煤电“顶牛”，国家发改委曾根据形势变化多次欲出台一个合适的价格协调方案，但是均因遭煤电企业反对等诸多原因未果。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五大发电集团的“婆婆”是国资委，但是电力的定价权和电力投资审批权却掌握在发改委手里。五大发电集团之所以不顾“断炊”的风险继续和煤企顶牛，是因为他们看准了发改委比他们承受的压力更大，只要能“坚持”下去，发改委早晚会出来干预。
　　“顶牛”期间，作为五大电力集团和主要煤炭企业神华集团及中煤集团的主管部门，国资委也曾试图协调煤电之争。3月25日，国资委宣布大唐集团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调整后，大唐集团主业除电力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及相关专业技术服务外，增加了与电力相关的煤炭资源开发生产。此举意味着国资委试图以推进电力央企煤电一体化的方式来缓解当下胶着的煤电矛盾，但终因煤电双方固执己见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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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互搏” 局面尴尬
　　今年的“煤电之争”，各种声音“混沌不清”。 除了各主管部门的分歧，地方与地方之间也充满了博弈，都希望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这就形成了“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互搏的尴尬局面。
　　针对“煤电之争”的难题，国家电监会1月份召开2009年度电力监管工作会议，提出2009年将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加快电力市场建设。2009年，电监会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电价改革，开展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工作。
　　“除了各主管部门的分歧，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也充满了博弈。”蔡国雄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由于产煤省大多是相对较为贫困的地方，当地政府将缓解财政赤字的压力寄托到煤炭产业上，尽可能的创造条件鼓励企业增加产量。在这方面，煤炭企业的利益与地方政府是充分一致的。煤炭企业有涨价的呼声，地方政府同样希望能够从煤炭价格上涨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与中央政府的宏观考虑充斥着“博弈”。
　　多年来，每当煤电双方僵持不下时，就会有许多部门出面协调。林伯强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今年的“煤电之争”，有发改委的声音，有国资委、电监会的声音，再加上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让本来就复杂的问题更加“混沌不清”。尽管由于煤电的特殊性，不可能完全纳入市场“无形之手”的操控之中，但是，就我国目前现状而言，由于煤电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非但没有将市场与国家调控有机结合起来，反而形成了“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双手互搏的尴尬局面。
　　“不论是政府干预，还是铁路掣肘，回归到核心问题上都是体制性障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说。冯飞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由于行政管理体制之间条块分割，处于这两个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各有各的婆婆，两者之间向对方产业链延伸时都会遇到管理体制的障碍，双方都难以进入对方。而行业管理体制的分割也导致了行业分割，致使两个行业之间始终难以形成契约关系。另外，两者的市场化程度不同。煤炭行业经过几轮调整，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基本形成了基于市场的价格机制；电力则是垂直垄断行业，实行强管制准入和强管制价格。此外，在市场结构方面，煤炭行业生产集中度不高，企业过于分散，竞争比较充分；而电力行业是一个天然垄断的行业。两个行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对等地位。
　　“依靠政府协调和干预维系两个行业关系的做法，不仅难度越来越大，甚至有瓦解的危险。”冯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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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顺关系 先要联动
　　煤炭涨价对电力企业影响很大，上调电价又会对经济带来影响，而不上调电价则会加大电力企业的经营困难。
　　国家电网公司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胡兆光对《中国能源报》记者介绍说，煤炭成本占发电成本的60%到70%，煤炭涨价对电力企业影响很大，上调电价又会对整个经济带来影响，而不上调电价则会加大电力企业的经营困难。宏观政策的两难选择是如何把影响降到最低。在煤价方面，如果政府不能直接干预煤价，那就只能降低煤炭运输成本，或者增加煤炭产能，使煤炭供应相对宽松。由于铁路垄断和运力紧张，中国的煤炭运费一直居高不下。
为获得运力，煤炭企业还需要支付一些不合理的收费。高运费是高煤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可以为煤价下降提供空间。增加和提高铁路运力效率，可以确保煤炭供应和降低煤炭运输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关闭煤矿和严格控制煤矿超负荷生产等措施虽然会减少煤炭生产能力，但地方政府从来不缺乏增加煤炭产能的动力和能力。关键问题是，在已经市场化的煤炭行业，降低煤炭运输成本或者增加煤炭产能都需要时间。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张有生副主任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对于“计划电”与“市场煤”之间的体制问题，煤已经实现市场化，就不会再回到“计划”的老路，所以只能在“计划电”方面做文章。而电价与经济民生密切相关，现在实行市场化条件还不成熟，电价波动会影响经济平稳发展，只有在社会发展到能够承受这种“波动”的时候才能放开。目前，对“煤电之争”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完善“煤电联动”机制。
　　“煤电联动原本要求煤价上升5%，连续6个月就要联动，而去年的情况是煤价上升了50%，电价还没有变化。”林伯强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说，煤电价格联动可以参考目前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规定联动周期，以2-3个月为一个联动周期，价格能上能下，同时把联动的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林伯强坚持认为如果连煤电联动都不愿意的话，那改革就更难推行，因为所有实质性的改革都会牵涉到价格。要理顺煤电关系，先要联动起来。
　　而韩晓平则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不赞成实行“煤电联动”，“煤电联动机制安排根本就是对电力体制改革最终目标的背离。因为电力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竞价上网，是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而不是由政府限定一个计算方法的联动方式。此外，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如果实行联动，只会带来电价的上涨，影响经济的发展。”
　　韩晓平认为，在目前实行“计划电”的背景下，应该考虑实行煤炭交易长期协议制。如果发电企业可以从电力用户那里获得长期协议，会自然而然地将权益和责任延伸传递到煤炭和运输企业，实现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如果煤炭企业拥有20年－30年的长期供煤协议，并被承诺每年根据通货膨胀指数对价格进行调整，煤炭企业和矿主们就会加大安全投入，控制超产，确保自己的长期利益。而现在，煤电企业之间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长期协议机制。如果要实施长期协议，就必须由国务院出面协调煤电领域各个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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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牛”四月 共谋双赢
　　电煤顶牛，都很受伤，双方在不明朗的经济形势下如何共担风险，取得双赢？业内人士指出，4月份是煤电双方谈妥合同的良机。
　　对于“长期协议”，蔡国雄向《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煤炭市场目前已经实现市场化，并且价格将逐渐与国际接轨，这就意味着如果国际市场煤炭价格出现大的波动，如果签订了长期协议，遵守协议的话，巨额的亏损由谁来负责？对于煤电之争，他倾向于抓住目前能源需求不是十分旺盛的机遇，尽快制定“煤电联动”+“政府干预”的框架模式，同时进行操作层面的探索。蔡国雄认为，在整个电价制定体系中，政府应当保持一定调控能力，这是世界共识。而目前政府对电价的控制力过于强势，这种强势应逐渐减弱，但是必须保留政府对电价有一定的调控能力，避免电价波动影响经济稳定。
　　双方“顶牛”近4个月，目前国务院研究室及中电联已经联合召开会议，据分析应对煤电分歧的电煤折中方案即将出台。而在此之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已对煤电矛盾的问题做出批示。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许多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国家措施的不断出台和煤炭消费季节性的转变，4月份是煤电双方谈妥合同的良机。
　　林伯强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在冬季，由于水电减少，火力发电需求增加，市场对电煤的需求扩大，市场优质煤种供应紧张，煤炭价格持续攀升；煤炭生产企业在销售旺季的库存减少，也必然会提高煤炭出矿价格，这些可以称为煤电之争的“季节性因素”。
　　秦皇岛燃料市场公司总经理李学刚表示，电煤双方“顶牛”许久，“双方都很‘受伤’”，承受的压力也特别大，4月份谈妥合同有利于双方在不明朗的经济形势下共担风险，取得双赢。此外，他认为上市公司都需要有一个较好的财务报表，“如果两个季度电煤合同都没有签下，财务报表方面不好看，投资者有意见，国家也不会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