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水火失衡”和投资之变

　　“还有一个需要迁入移民的村子，用的是地下水，只够浇村子里现在的地。村里人就提出，如果有移民迁入，需要一个重新分水的方式。”

　　“掌握当地的资料后，我们可以判断这些要求是否真实，合理。其实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对自身经济利益判断是很准确的，对移民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的要求归类，最后写报告的时候，会在结论上提出满足这个区农民的某种要求，或者要求政府引起重视。”

　　在董棣2007年的调查里，鲁地拉库区的老百姓对建设水电的意见分为三类：“大概85%的人愿意搬迁，10%的人属于中间派，还有约5%的人坚决不搬。”

　　在金沙江中游河段的水电建设中，争议和纠纷一直没有间断。其“一库八级”的规划设计里，选址于虎跳峡的龙盘水电站是被首先推荐建设的，也是引发争议和矛盾最多的。董棣指着地图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水电站建在虎跳峡，不仅要淹没长江第一湾等景观，还会淹没金沙江峡谷边少见的河谷地带，那里约有18万亩滇西北最富饶的土地。但这个水电站的另一面是：可以优化下游7级水库的发电和调节能力，并帮助政府实现滇中调水的计划。

　　“龙盘水库建成，库容380亿立方米，海拔比昆明高40米左右。政府计划从水库庞大的储水量中，抽取25亿立方米水量，路经宾川等干旱县城，调至昆明。昆明市生活取用后再排入滇池，争取三四年时间完成滇池净化。”董棣说。有关龙盘水电站的功罪争论越来越激烈，各种环保组织介入后，直接导致龙盘水库工程搁置。2008年，云南省政府专门出了一个针对金沙江中游水电站移民的“16118政策”。

　　在这个政策里，移民每月获得的货币补偿分为两部分，一是固定补偿性收入，二是就业安置收入。计划电站建成运行后，每一度电的收益中提出5厘钱作为产业基金，用来发展适合当地的工农业项目。政府则负责对这些移民按年龄培训，以帮助他们能加入到产业基金构建的就业体系里。董棣告诉本刊记者，在“16118政策”出台后，移民每年的补偿收入预计可以达到4800～6000元，“这是自开建水电站以来最优厚的赔偿政策”。

　　“16118政策”出台后，政府又组织了一次对鲁地拉库区移民的逐户调查，董棣将调查结果和一年前的对照，发现了一些有趣变化。“原来坚决不同意搬的人，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提要求，而且要求越来越细致，专业化。比如要求参加“16118”中的某些产业项目，要求补偿的房屋必须是砖混结构，考虑抗震烈度等。

　　在加大赔偿的前提下，移民成了一个可讨论的问题。但移民的固定赔偿收入和用以构建就业体系的产业基金，都是由电站业主方提供，意味着这些支出都会进入水电建设的成本。

　　云南的“水火失衡”和投资之变

　　从中国开始建设水电站以来，资金一直是纠缠其中的话题。资金短缺，影响了水电和火电的分布比例，造成了我国现在的能源困局。

　　何根寿告诉本刊记者：“水电站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差异很大，水电项目的周期性很长，通常一个百万千瓦级的水电站，从预可行性研究到可行性研究两个阶段就需要5年左右时间，这就需要水电设计有一定的储备，以供优化选择。但自计划经济时代以来，水电的设计储备严重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水电前期工作量大而经费长期不足。按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每年需要6.7亿元，其中需要由政府安排的至少3.7亿元，到1995年为止只落实了1.4亿元。”

　　为了解决早期国家建设的能源不足，1985年国家开始征收电力建设资金、实行集资办电和多种电价政策，并在电源建设的资金筹措比重上明显向地方倾斜。这引起了地方能源结构的深刻变化。“地方办电能力和资金相对提高，中央办电能力和资金相对减小。”何根寿对本刊记者说，这样一来，由于我国水力资源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当地经济决定了它的筹资能力很弱，这一结构使得更不利于水电建设资金的筹措，最终发达地区大办火电。而中西部地区不但没有集中力量开发水电，也把重心放在了火电上。

　　昆明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青长庚是云南省的老水电专家，他也清楚地记得，由于国家资金缺乏，电力建设一直以火电为主，在拥有129个县市，却只有20个县能财政自给的云南更是这样。“云南省的水能资源在全国排第三，仅在西藏和四川之后，但火电在云南的比例远大于水电。因为火电投资相对小，通常建设周期只有3年，政府就抢着修火电。到1995年，云南省水能资源开发程度仅4.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

　　80年代是电力投资方式摸索变局的漫长10年。在青长庚的记忆里：“80年代初，水电建设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开始引入一点市场机制。以前水电站的主要机器涡轮机，都是国家指定一台国产机器，我们按机器功率的大小来设计水电站的发电能力。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选择机器有了自主权。当时还不敢用‘招标’这个词，斟酌了半天，最后用‘选厂’。”

　　而市场机制更深地进入水电建设领域则是1981年。国家在这一年批准了云南鲁布革电站项目。董棣告诉本刊记者：“鲁布革水电站投资引入世界银行贷款，因此必须进行国际招标，日本大成公司中标后的工程建设进程，极大地促进了云南施工管理的市场化和高效化。”

　　这是市场竞争机制在我国水电站建设中的首次运用。“日本人的运作模式也给水电建设带来冲击。他们一共只来了几个管理和技术人员，招聘中方水利队伍进行施工，管理方法上直接引入经济刺激。80年代的时候，大家工资都只有几十上百块，日本人给施工队伍发奖金，几千块都是用现金直接付，这个刺激多大！原来这些懒垮垮的队伍被管理得干劲十足。”

　　鲁布革水电站只用了3年时间完成施工，质量至今为人称道。在这种市场“自营”开发模式的指引下，一个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更广泛应用于中国流域水电建设的方法在湖北被发明了。

　　湖北省能源局一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1987年，湖北省政府和当时的水利电力部注入资本金1亿元作为清江开发的启动资金，建成隔河岩水电站后，这个水电站的收益暂时不上缴，而由企业滚动投入下一个水电站建设。这样，政府只需要付出很少的启动资金，就可以源源不断开发水电。”

　　湖北清江公司用这个方法开发了湖北省清江流域3座投资超过200亿的水电站，而湖北省投入的资本金只有1亿元。“这种方法后来又被成功地应用于金沙江的开发。”这位官员说，“但清江模式的最大问题是，会导致开发企业存贷比畸形超高。以创造该模式的湖北清江公司为例，到2007年清江公司的净资产为17.5亿元，而负债高达160亿元。也就是说，清江模式的核心是以银行贷款为内在支撑滚雪球。而解决这一办法的关键就是快，而且工程不能间断，这样才能持续不断获得银行支持。”

　　某种意义上，这成为龙开口、鲁地拉等水电工程频频闯红灯的原因之一。以鲁地拉水电站为例，工程量巨大，除了为修建电站准备的长约2910米的进厂主隧道，两座横跨金沙江的单行索桥，还有两个电站主体工程：一个是地下发电厂房，一个是大坝主体工程。前者需要把山体掏空，发电设备安装在山洞里，由此打通的施工隧道长为9800米，工程总投资135亿元，绝大部分也不是业主的自有资金。

　　张东告诉本刊记者：“鲁地拉水电站的水源，一部分来自雪山上的融冰。3月开始冰消雪融，水就慢慢来了。如果不抢在6月汛期到来之前完成围堰截流，电站建设就要再等一年。这一年的贷款利息又是多少？”

　　谁的金沙江？

　　投资渠道放开，既给金沙江水电开发提供了造血功能，也带来了众多的利益主体。这次收到的环保部罚单并不是云南省水电开发第一次停滞了。“金沙江水能资源蕴藏量达1.124亿千瓦，可开发的水能资源7599万千瓦，约占全国的16.7%，是我国最大的水电能源基地。但相对全国其他流域，这个最大的水能基地开发却一直落后。”青长庚告诉本刊记者。

　　其实，金沙江的第一次大规模探索自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了。青长庚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50年代，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官员提出摸清全国水能资源，建设十大水电基地。昆明设计院就在捷克专家的帮助下，对金沙江中游的地质、水文情况进行勘探，并做出了初步的中游水电开发规划。但因为没有钱，金沙江干流的开发一直闲置。当时主管水电的官员提出了两个开发原则：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因此云南的水电建设是从支流开始起步的。”在中央项目进入干流前，地方项目首先在流域的支流里扎根了。

　　云南水电开发的另一条脉络则和当地的工业化有关。云南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冯志成告诉本刊记者：“云南的水能和矿产都很丰富，而所有矿场无一例外都是耗电大户。云南的电力需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决定了仅仅依靠火电远远不能满足本地需求，云南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到自己充沛的水能上。”

　　1986年，云南省向国家计委申报了漫湾水电站的建设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云南境内中方资金投资的第一个百万级大水电站。“当时国家计委的要求是，必须提出开工水电站的理由，必须能回答生产的电用来做什么？当时在昆明地区有磷矿，漫湾的电可用来进行‘大黄磷项目’的开发。即通过电与矿结合的方式找到载电产业后，再开始水电站的建设。”董棣说。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除了给金沙江干流的水电开发带来了四大电力集团和一个实力非凡的华睿公司，也给支流带来了众多私人资本。2004年以来不断膨胀的东南和浙江民间财富都加入到这个淘金阵营中。“这些民间资本的实力大，往往与当地政府谈好合作事项后，回家用民间筹资入股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即可筹集好建设投资。”董棣告诉本刊记者。

　　民资进入、地方政府“割据”带来了开发上真正的混乱。青长庚曾是怒江州政府聘请的发展顾问，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大力开发西南水电。但2004年后，他的态度却有所改变。他告诉本刊记者：“民间资本修的很多小水电站缺乏规划，通常是一些浙江、福建的人来考察一下，看中一段流域，跟地方政府谈好价钱就开发，没有一个流域的整体规划。从2004年到现在，短短5年，怒江上已经建起了好几十个小水电站。”

　　支流小水电的遍地开花，让干流的水电开发非常被动。张东告诉本刊记者：“按规定，支流水电建设应该服从干流规划。以水生生物的保护来说，如果没有支流上建设的小水电站，鲁地拉水电站对鱼类保护可采取放流措施，支流的自然水流长度可达到200多公里，完全能够解决金沙江中游修建水电站的洄游鱼类的保护问题。”

　　云南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冯志成告诉本刊记者，要解决开发无序的问题，只能通过立法，但“全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关于河流或者流域的立法。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多头管理，一条河流涉及的管理部门有水利部、环保部、航运部门，让哪个部门牵头来做这个事情都做不成”。目前，冯志成领导的部门正在尝试对云南南盘江的开发立法。这是珠江流域在云南境内的河段，第一个市场化方式建造的水电站鲁布革就在这条江上。

　　不断追加的环境和移民成本以及无序的流域建设，都增加着大型水电开发的变数。但从鲁地拉库区移民安置的政策设计看，水电开发已经成为带领云南经济发展的引擎。“水电站如果不能正常赢利，我们用来解决移民问题的产业基金就难以为继，相关联的云南工业化和当地农村发展尤其是脱贫致富等工作也将受到影响。”董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