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供需格局或现大洗牌

　　随着社会化分工的日益专业化，行业细分、各司其职成为企业提高效率、加强系统管理的重要途径。然而，中国的发电企业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不仅没有成为单一的电力提供商，还将触角伸向了其他领域，并分别念起了自己的“煤炭经。

　　2010年五大发电公司的工作会议除了提出新一年的发电目标之外，煤炭资源的获取也成为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自政府淡出煤炭订货会之后，煤电供应链条更加脆弱，加强煤炭的自给，控制更多的煤炭资源，进而实现煤电一体化便成为五大发电企业的当务之急和不二选择。

　　纷纷渗入

　　在年初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上，华能集团总经理曹培玺提出了新一年的煤炭目标，即完成煤炭产量5686万吨，同比增加29%，新增煤矿产能要超过1500万吨。此外，还将推进煤炭物流体系建设，加大对下游铁路和港口的投资，进一步打造煤电运一体化的产业链。这家中国最大的电力提供商，在2009年煤炭产能已经实现了75%的跨越式增长，这一年其新增煤炭产能2048万吨，总产能达到了4772万吨。

　　早在2008年10月，华能集团就从甘肃省国资委手中获得了甘肃第一大煤炭集团华亭集团40%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2009年6月，华能再次获得来自甘肃国资委9%股份的划转，从而实现了对华亭煤业的控股。为此，华能准备了一份高达300亿的投资计划，在甘肃建设煤、电、运一体化基地。

　　华电集团2010年提出的目标更为直截了当，他们不仅要在今年完成3100万吨的开工目标，更要“抓住今年国家推广煤炭资源整合重组的机遇，尽快占有煤炭资源，当务之急就是加快推进公司控股的几个战略性大煤矿开发，尽快形成产能。”

　　而在2009年7月，华电集团全资子公司山西茂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收购了山西朔州万通源二铺煤业有限公司和山西东易忠厚煤业有限公司70%股权，两煤矿的煤炭保有储量近2.9亿吨，可采储量超过1.3亿吨。

　　与上述两家相比，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下称“中电投”)更是雄心勃勃，它是五大发电集团中，煤炭自给率最高的一家，2009年，中电投集团共耗煤1.2亿吨，同期产量为4300万吨，自给率达到了30%。

　　但他们对这一比例显然并不满意，其总经理陆启洲在两会期间表示，中电投今年煤产量预计达到5400万吨，自给率要达到40%，且今后将以平均每年800万吨的增量增长。到2015年，中电投集团煤炭自给率将达到50%。

　　除了在国内加大煤矿的开采力度，中电投还将目光转到了国外，据报道，2010年2月，中电投与澳大利亚一家私人煤炭企业达成协议，后者在今后的20年中，每年向前者提供3000万吨煤炭。

　　在这种形势下，其它两家公司——大唐集团和国电集团当然也不甘落后，自2007年9月大唐集团从内蒙古胜利东二号矿实现煤炭零突破之后，2009年2月又成立了大唐集团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门对大唐集团的煤炭(矿)项目实施集团化、专业化管理。国电集团也把煤炭综合产业看成了集团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提出2010年控股煤炭产能达到4500万吨的目标，并重点投资了大型煤矿、煤电一体化及与煤炭资源开发配套的发煤站、集散站、铁路、港口、码头、船队等项目，其投资力度丝毫不逊于其它公司。

　　被逼无奈

　　作为发电企业，其主业和本职工作自然是为社会提供充足的电力供应，但他们之所以纷纷进军自己并不占优势的煤炭行业，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这“实属被逼无奈”。

　　自煤炭市场化以来，电煤价格就呈上涨趋势，这给消耗了全国一半以上煤炭的发电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相比之下，我国的电价却在过去的十年中涨幅较小，发电企业的亏损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下称“中电联”)原秘书长王永干告诉《能源》杂志记者，正常情况下，电煤价格波动20元，电价就应该有1分的浮动，但是从2003年到现在，电煤的价格已经上涨了一倍，但电价却上浮了不到1毛钱。“这种交易成本的大幅提升，让电力企业难以承受”，王永干说。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相关政策的逐步调整，为发电企业涉足煤炭提供了方向。2007年，国务院国资委提交的《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指导意见》将“鼓励发电企业向综合能源的公司方向发展”的提法，让发电企业开采煤炭的做法不再遮遮掩掩，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在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调研报告中提出的“鼓励电力等大型企业兼并重组煤矿，实现煤电一体化经营”，使发电企业开采煤炭的政策更加明朗化和“合法化”。

　　国务院国资委公开资料显示，目前除了中电投外，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和国电集团的主业都已经加上了“与电力相关的煤炭等一次能源开发”一项。

　　由于购煤成本占到发电成本的七成以上，发电企业自产煤数量的增加，无疑给企业带来了众多的好处，自有煤炭资源不仅可以保证企业自身供应，摊低燃煤成本，而且随着煤炭自给率提高，电力企业的议价能力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增强。

　　“短期看，发电企业开采煤矿有利于企业自身平衡市场风险，长期看，对国家煤炭储备机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对社会的煤炭价格也会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王永干说。

　　中电联统计部主任薛静认为，国家之所以为发电企业在开采煤炭方面开绿灯，是因为国家想利用五大发电加强对资源产品的控制，进而有利于国家在协调政策和应急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中央企业加强对资源性产品的控制，今后将会是一种趋势”，薛静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至少20年内我国以煤为主的国情不会有结构性的改变，煤炭作为资源性产品，放开之后肯定是不行的，以往的经验也验证了放开的后果。让发电企业增加煤炭主业，能够加强国家对煤炭资源的控制”。

　　“之所以近几年煤炭价格一直波动较大，供不应求，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对煤炭的控制太少了”，薛静说，“全国每年产煤30亿吨，其中中央企业神华和中煤加起来才4亿多。当国家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比如冰雪灾害、地震、奥运会等重大事件时，中央只有这4亿吨可控煤，国家调控的力度和空间太小了，对国家来说风险太大。从这个角度说，发电企业开采煤矿有利于煤炭的安全供应。”

　　风险难化

　　但毕竟采煤不是电企的强项，让并不精通煤炭开采的发电企业采煤，也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风险。

　　一位业内人士这样形容，“如果说煤炭是电厂的粮食原料，那么电厂管理者是厨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煤时电厂难以运营，但让厨师去农场管理耕种庄稼时，也需要一个很长的学习适应过程。”

　　这位人士曾撰文指出，一般来说，煤炭项目从开采到批量生产大致需要三年左右的建设周期，这期间只有投入，难见产出，而发电企业投资煤炭的初衷本是为了企业尽早整体赢利，现在陡增新的阶段性经营包袱，必将考验发电企业在投资建设期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煤炭行业也是一个高投入项目，对本就处于亏损状态，资产负债率较高，资金紧张的发电集团来说，企业融筹资也是现阶段的一道坎。

　　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开发，优质的煤炭资源已经被各个煤炭公司瓜分殆尽。电力集团拿到的资源多在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如华能集团控股的华亭煤业位于甘肃，运输存在困难，或运输成本很高。有的资源则以发热量不高的褐煤为主，这也是电力企业同时大力发展煤化工的原因。

　　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也坦言，发电企业涉足新的领域，管理成本会上升，加之电力集团进入煤炭领域较晚，拿到的资源都不是优质的资源。“但即使如此，管理成本也远远低于交易成本”，陆启洲说。

　　对此，中电联前秘书长王永干表示，发电企业由于受到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他们多与煤炭企业合作开采。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煤炭数量的增加，他们可能采取两种途径利用煤炭，一是用铁路将煤炭运输出来，然后用于发电或销售，另一种是建立坑口电站，然后用特高压把电力输送出来。

　　尽管发电企业加大对煤炭资源的控制，从企业自身和国家控制资源产品角度都是有益和必要的，但在中电联统计部主任薛静看来，这种做法却有失公平，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培养，因为“发电企业不仅控制了电力，还控制了其他行业的垄断资本”。

　　“对发电企业来说，当然是划算的，通过控制煤炭，它可以降低成本，减少损失，但从培育市场竞争角度来说，如果电力企业控制了很大一部分煤炭的话，对水泥、钢铁等同样消耗煤炭的行业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薛静说。

　　“再比如同样的电解铝企业，发电企业用自己的煤炭发电，然后做电解铝，它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其他电解铝企业，这对于培育正常的市场竞争没有好处，因为这样大家没有站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对其他企业来说显然不公平，也破坏了已经成熟的市场化规则。” 薛静表示，“我不反对国家加强对资源产品的控制，但关键是让谁来做的问题，是煤炭企业还是发电企业，这一点值得商榷。”

　　对于随着电力企业煤炭产能的释放可能会导致全社会煤炭产能过剩的忧虑，薛静则认为这纯属多虑，“我国的煤炭资源量是有限的，国家让发电企业开采煤矿，就不会让地方上开采，因此，发电企业采煤并不会导致煤炭过剩”，薛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