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核恐慌”转化为“核信心”

最近，日本首相菅直人甚至宣布，未来日本将“去核电”，可谓一言捅破马蜂窝，日本朝野上下乱作一团。对于一个发电量30%依靠核能、能源整体需求几乎完全对外依赖的国家，这种“壮士断腕”式的英勇表态有点儿让人想起了神风突击队。

在福岛核事故处理进程中，日本确实出现了一系列“人为”因素引起的麻烦，但因此而“去核”，明显是矫枉过正，恐怕将由一些“小错误”引发一系列不可挽回的“大错误”。

不过，菅直人受到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表态，其实是一段时间以来弥漫全球的“核恐慌”氛围中一个典型的个案。

早在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说，到2022年将关闭所有核电站；瑞士内阁则表示，要对核能设施全面执行“永久性禁令”。6月，意大利搞了公投，否决了恢复核电厂计划，大呼“弃核”。不少分析机构都发布报告，引用各种数据，说明未来各国核能增长的速度会大幅下调。同时，一度陷入投资“泡沫”指责的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再次获得青睐。

本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这一轮“弃核”、“去核”风潮中，对核能利用的安全性、有效性的理性争论，早已淹没在政治压力和政客们精打细算的竞选考虑中。

日本就不必说了，城头变幻大王旗，谁上来都有一套说辞。作为核危机的肇事者，表个态，平息国内民怨，安抚国外民愤，算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策略。德国呢，本来只有17座核电站，核能占比在总量中微乎其微，而且这些电站到2022年大多寿命到期该退役了，不想关也要关的，现在拿来说事儿，不过是政客“透支”民意而已。当然，德国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上投资不少，水平很高，希望借此推广和输出此类环保技术和设备，也是隐蔽的经济打算。瑞士有点随大流，它的5座核反应堆2034年到期，提前二十年表个态有什么所谓？至于意大利，早在1982～1990年，其少得可怜的4台核电机组就关闭了，20年后出来表态，不是“作秀”是什么？意大利经济，是靠奢侈品、时尚、旅游和借贷这些虚拟经济过活的，早就“后工业化”了，核能发展不发展，压根儿不是这些“阔少”和艺术家们考虑的问题。

需要细心观察的是，核能发电占比80%的法国没说什么“去核”，在“核恐慌”氛围中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毕竟，当年戴高乐总统全力发展核力量以打破美国核威慑的底气还在。而核大国美国，虽然在1979年三哩岛事故后没有再建核电站，但核电开发技术一点没耽误。中国如今全力引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就是源于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福岛事故后，美国核监管当局对全部104座核电反应堆进行安全检查，结论是没问题。这些老旧的核电设施，至今仍为美国提供了20%的发电量。

每一种能源利用方式都有风险和不利因素。风能产生噪音，太阳能占用大量土地，石油油井爆炸和煤矿矿难事故，总是威胁着人的生命并让环境付出代价。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因为这些风险而放弃文明。《华尔街日报》在日本地震后发表的一篇评论说得很到位：“物质和技术进步的悖论是，它们越让我们安全，我们似乎就越害怕风险。我们生活越舒适，就越不想冒险，但风险是通往未来进步的唯一道路……如果美国人从日本悲剧中领悟到的是，我们应该追求消除一切风险这一虚幻而适得其反的目标，则将是更大的悲剧。”

事实上，核能利用是人类至今为止在技术发展和工业进步上所获得的最高阶段的成果。全球正在运行的400多座核反应堆，几十年来发生过3次事故，其风险发生率与其他能源相比已经非常低了。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核开发只是核裂变技术，仍处于核能开发的初级阶段。全球科学家们正在攻关的技术难题是可控“核聚变”技术，即“人造太阳”工程。国际核聚变实验室将于2019年在法国开始试验，如果成功，人类有可能在2040年建立第一座“核聚变”电站。这将使人类永久性地突破能源瓶颈。如果与月球开发及外太空探索工程结合起来，人类的文明程度将由此实现跨越式的升级换代，“地球人”将进化成“宇宙人”。

人类从石器时代发展到铁器时代、从农耕时代发展到工业时代的进程中，总是对“新技术”导致的危险产生莫名的恐惧。但文明就是建立在对此类恐慌的克服之上的。马镫的产生，一度是游牧民族军事上战胜农耕民族的重大发明，但骑士却有可能因脚卡在马镫里，而被受惊的战马拖死。这种“偶发事故”难道会让人们抛弃马镫？火药由蒙古传入西欧，当初欧洲人因恐慌而称之为“上帝之火”，称为不祥之兆，但后来在火器技术上执牛耳的，不正是曾经蒙昧的欧洲人？同样，在这一轮“核恐慌”之后，真正能够在核技术上有重大发展和重大突破的国家，必定是在核安全和核开发技术上，能够胆大心细、迎难而上的国家。

从现实国情看，中国作为能源短缺型的后发工业大国，更不能在核技术升级换代的追赶之路上因噎废食。中国除了煤炭资源丰富，其他能源和资源上对外依赖都相当严重。石油对外依赖已超过50%。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中国工业只是依靠低端加工的劳动力优势“为世界制造”，而发达国家则利用高端技术和在全球范围内垄断性的资源控制，加大了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不平等交易和经济盘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就认为，如果中国也盲从“弃核”舆论，其恶果要么是向传统煤电资源回归，加重本国本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要么就是在GDP数字上升的同时，国民财富却在天价的石油进口等资源贸易中变相让渡于西方。

目前世界各国核电比率平均为17%，超过30%的国家有16个。中国现已投产的核电装机容量仅900万千瓦，占总量的2%。中国要实现2020年核电占比4%的目标，有巨大发展空间。在福岛核事故后，中国已大大加强核安全审批措施，并计划削减一定的核电项目。一位上海的核电专家就对笔者说，几个月来他一直四处奔波，全都是参加国内新建核项目的安全审查评议会，现在是“一个一个过关”。

国家环保部核安全专家郁祖盛最近说，从技术角度看，核电站原则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关键是针对具体的核电厂址如何设定恰当的防护标准，因此完全没必要放弃核电，至少“弃核”风波不应影响中国发展核电的信心。

由此观察，中国核工业面临的现实难题，并非“要不要核电”，而是“要什么样的核电”。中国核电市场未来有巨大成长空间，核电大国都期望通过技术输出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总体来说，世界核电技术目前正处于二代与三代的转折期。二代技术较为成熟，也比较稳定，“二代加”已经实现国产化，我国自主研发实力和产业配套能力较强；而三代技术设计上更先进，比如在安全设计上，将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福岛核电站冷却装置失灵的那种问题。但三代技术的核电站从未在任何一国建成过，中国核电企业更不掌握技术，要完全依靠进口，配套设备国内短期内也跟不上，要依赖国外厂家。

目前，国内主要的4家设计承建核电的企业，各有各的利益权衡，甚至彼此间还有龃龉。国核电公司负责引进西屋AP1000技术(属三代核电技术)，是三代技术的力推者。中核集团拥有自主研发的“二代加”技术，自然是大力推进中国自主研发的倡导者。中广核集团以法国二代和三代技术为主，在技术路线上较为折衷。而中电投是核电行业中的后来者，作为投资者参与部分项目建设，对技术路线似乎并不敏感。

在福岛核事故带来的“核恐慌”氛围中，中国需要坚定而审慎地选择自己的核电发展战略。安全性的考虑当然是第一位的，但绝不能受“恐慌氛围”和非理性舆论的干扰，轻易将我们多年来自主研发的平台和积累下来的技术经验抛弃。“市场换技术”的挫折，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教训，如果没有完全自主的研发平台和自主学习能力，仅仅依靠从国外引进，很可能是市场给出去了，技术学不来。实际经验是，自主的技术进步越快，引进和消化的效果就越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核电市场这块“大蛋糕”，一定要给“二代加”和“三代”技术都留出足够多的份额和空间。充分考虑安全，更要充分考虑中国自主核电技术的孕育、培养，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眼下的需求，更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的长远利益。国内核电企业更应在这一大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和内耗，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