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核电谜局--被放逐的“中国创造”

技术创新的国际经验与理论证明，能够引进技术的必要条件，是引进方具有相当的技术吸收能力，而这种吸收能力只能来源于自主研发的经验和努力，所以只有将引进活动置于自己的研发经验基础之上才能“消化、吸收”外来技术；成功引进技术的根本标志不是引进方能够按照给定产品设计进行组装，而是通过引进活动生成和提高了自主推动产品变化的技术能力，所以实现“再创新”的根本标志是在吸收外来技术知识的条件下设计出来不同于原设计的产品。由此可见，在AP1000的设计框架下进行复制和放大功率的“再创新”，不可能使中方发展出来开发先进反应堆的技术能力，而引进活动与自主研发经验基础的脱节只能给这种结局加上一个“双保险”。从原则上讲，国家科技发展重大专项不应该用于模仿引进的产品，何况第三代核电技术并非世界最先进技术。如果重大专项的资金不是用于开发具有自主概念和解决方案的核能系统，而仅仅是用于复制或改进一种给定的外国产品设计，这不但背离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确立的目标和原则，而且如果外国又开发出来第四代乃至第N代技术，中国不是永远都需要引进吗？因此，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人从粮店里买回一袋大米并不等于这个人就会种稻子了，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核电靠这样的“自主化依托项目”是不可能实现自主的。

第五，引进路线使核电工业体制更加混乱。在以引进AP1000来统一中国核电发展路线的方针下，国核技成为又一个行政垄断企业。说它是企业，它却握有罕见的权力：它自己并非投资于核电站的业主，但在与西屋的商务谈判中却把业主排除在外；它没有开发能力和经验，因而也不可能是核动力技术的研发平台，但在组织实施国家重大专项时却把其他有经验的研发机构排除在外。说它是公共管理机构，它却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在组织引进中，除了代业主决定商务条件，它还要另向业主收取不菲的管理费；在国家已经为引进技术付费之后，它却要求其他希望分享技术的国有研发机构付钱购买。于是，它先是被赋予对公共资源的垄断权，然后再将其“私有化”。但这个公司在享受垄断利益的同时却不用承担责任：是业主公司在为它的决策买单(本质是为引进路线买单)。业主的责任不仅是经济的(支付高昂的引进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七条，核设施营运单位“对所营运的核设施的安全、核材料的安全、工作人员和群众以及环境的安全承担全面责任”，国核技可以不负这种责任，而承担了如此大责任的业主却不能参与决策。

日韩在经济起飞阶段也曾由政府牵头统一对外引进技术，却避免了权责分离的困境。这是因为其制度安排上，是以企业作为承担技术转移主体的。中国核电工业的体制本来就不合理，行政垄断仍然过多，市场机制仍然太少。在这种条件下，靠行政权力来贯彻的引进路线不仅无助于改革核电体制，反而增加了更多不政不企的因素，使中国核电工业体制之乱为世界核电发展史上所仅见。

“破绽百出”并没有让引进路线清醒，不等首台AP1000机组在2013年建成运转，它就要从2011年开始这种堆型的批量建设。其实引进派早在2003年就说过：“至于采用先进技术的风险问题，历来风险都是与利益共存的，不敢吃螃蟹的人，怎能尝到其鲜美的滋味？”但未经任何实际运转的检验就开始批量建设一种新堆型，这种做法在世界核电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如此敢于冒险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对国产二代机组迅速普及的担心：如果符合安全规定的厂址都批给了国产二代，将来再建AP1000就没地方了(难道他们在谈判时已经对西屋公司做出承诺，即中国的核电站只采用AP1000？)。于是引进路线冻结了所有内陆核电站项目的审批，同时打算加快建设AP1000的速度(规定采用AP1000的湖南、湖北和江西三个核电站已经于2008年上半年获批，但尚未核准开工)。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个政治逻辑：引进路线为了不在受挫之后受到质疑，于是就更彻底地贯彻这条路线以证明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一意孤行地走入“疯狂”，哪怕受挫的原因本来就是违反了技术和工业发展的规律。

以上述趋势为证据，不得不令人怀疑第三轮引进路线正在将中国核电的发展引上一条高风险的道路，虽然实际风险将取决于决策者修正这条路线的灵活程度。这些风险来源于AP1000的技术风险，来源于代价高昂的引进使核电发展丧失合理性的经济风险，来源于技术路线混乱、体制混乱的风险，更来源于削弱、肢解中国核动力技术能力基础的风险。

面对这样一个发展局面，人们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核电发展为什么非要走全盘引进的路线？如果追寻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任何关心中国核电长远发展的人都会产生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惑：在中国的核工业建立50多年之后，在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40多年之后，在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30多年之后，在中国的民用核电工业经历了30年的发展之后，为什么中国仍然没有形成能够独立发展核电工业的技术能力，甚至连应该怎样发展核电技术能力的途径似乎都没有找到？这个困惑是如此的沉重，以至于即使引进的必要性得到证明，它也是无法回避的。

事实上，第三轮引进路线的被迫修正证明了中国具有发展核电的自主技术能力基础，因为原本被“枪毙”掉继而又被迫批准上马的所谓“二代改进型”核电站，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借鉴过外国技术，都是中国自主设计的。既然具有这种能力基础，那为什么决策者总是认为中国核电的发展只能从购买外国核电站开始？中国核电发展的最佳技术路线是不是只能走将外国的“先进”核电站设计加以“国产化”的道路？造成中国核电在过去缓慢发展的原因真的是技术不行还是其他什么因素？中国的核电发展到底能不能走自主路线？存在这么多的困惑，中国核电的发展似乎只能用“谜局”来形容了。为解开这个谜局，本文在世界核电技术发展趋势的背景下，追寻30年中国核电发展的脉络，并追寻50多年中国核动力技术发展的历程，对中国核电发展的技术选择、战略和体制、技术能力基础和道路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由这些分析所组成的四个主题共同证明了一个道理：引进路线是错误的，中国核电发展的康庄大道只能是自主路线。

主题一：中国人研发的技术不一定不先进

世界核电技术的发展轨迹并非一条直线，而是在经历两次严重核事故(美国三哩岛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之后发生了断裂；虽然核工业界在改良压水堆的基础上推出了所谓的“第三代”技术，但由于西方核电的复兴要求实现革命性的“固有安全”，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在新世纪之初，合力发起促进新一代核能系统技术开发的浪潮，它们都明确支持的研发前沿集中在所谓“第四代”核电技术上。以此为背景，在改良传统技术上，中国完全可以在已有的基础上赶上先进水平；而在革命性的第四代技术上，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引进路线的制定者对世界核电技术趋势缺乏深刻的认识，其判断也是错误的，全盘引进更是没有必要。

实行第三轮引进路线的主要理由是中国现有的技术不够先进——只要放弃虽然自主掌握但却落后的第二代技术，而直接引进“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就可以实现“一步跨越”。由此可见，引进派头脑中的“技术”其实指的是具体的产品(更准确的说法是物化在产品上的技术)。但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技术“跨越”(更准确的概念应该是“进步”)，就不可能只靠购买现成的产品——因为产品会不断更新，要进步就必须培育出来能够推动产品变化的技术能力。

对于技术能力的来源留待后面再讨论，这里首先指出，以现有外国产品作为判断技术“先进性”的标准，就会忽略决定技术变化的关键因素，从而丧失判断技术发展趋势的能力。如果稍微了解一下核电发展史就可以看出，世界主流核电技术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如“一、二、三、四代”这种划分给人的错觉)，真正决定核电技术代际划分实质内容的，是两个历史阶段对于技术性能不同的政治和战略要求。这两个历史阶段就是已经衰落的“第一核纪元”和正在浮现出来的“第二核纪元”。

第一核纪元从世界上第一个商业核电站(美国希平港核电站)的建成(1957年)开始，到1980年代走向衰落，其主导技术是轻水反应堆(包括压水堆和沸水堆)。它起源于美国核潜艇的开发，然后才被用于核电站。在美国政府和因参与海军舰艇核动力项目而获得反应堆设计制造能力的西屋、通用电气等供应商的推动下，轻水堆尤其是压水堆以其率先获得应用的经验基础和较好的经济性等优势，成为西方核电大发展时期的主导堆型。从1960年初到1980年代初，短短20年时间，400多座核电站在几个发达国家拔地而起，其中美国建设了100多座核电站，共具有1亿千瓦左右的发电能力，使核电在这个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的电力供应中至今仍然占19%。另一个核电大国法国在减少依赖石油进口的能源战略指导下，不到30年的时间内就使核电在全国发电总量中的比例达到70%以上。

但1979年发生的美国三哩岛核事故暴露出来这种堆型的固有缺陷——永远存在发生堆芯熔化的事故概率。轻水堆的堆芯冷却剂是水，其供应是依靠泵和管道，如果泵和管道发生故障(如断电、漏水、机械失灵或操作失误这些永远不能完全避免的事故)，失却冷却剂的堆芯就会因温度急剧上升而熔化，而堆芯熔化将导致灾难性的核泄漏后果。因此，几十年来以轻水堆为主的核动力工业界(以下简称水堆工业界)为了对付这种失水事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绞尽脑汁，不惜工本地采取各种改进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设计出一整套应急安全注水系统，这套系统在一旦反应堆系统发生失水事故时能及时启动，将外部储存的水注入反应堆系统，以防止炽热的堆芯因裸露而熔化。这些技术改进措施降低了反应堆堆芯熔化的概率，大大提高了核电站的安全性。但由多种设备组成的应急安全注水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任何一个设备或部件的失效(因设备故障或操作失误)都会使注水系统失效，导致堆熔。三哩岛的反应堆装有此类安全注水系统，但还是由于设备故障和判断、操作失误而导致堆芯熔化。